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是渤海对外关系中较为重要的部分，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持续了近200年（727年一919年），在这期间，渤海有记录的正式聘日多达次，日本回访次，双方交流可谓频繁。特别是在渤海前期与日本的外交活动中，渤海共出使日本12次，而日本回访9次，占据日本回访渤海总数的三分之二，可以说渤海前期是日本与渤海交往最为积极的一个时期。

渤海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是在大武艺王在位时期确立起来的，而从渤日建交的历史背景来看，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渤海在大武艺时期与唐王朝的关系紧张，同时又与新罗处于对峙状态，因此在外交上陷入了困境，为了摆脱外交上的困境，不得不寻找新的外交途径，而日本恰恰就是渤海需要的外交伙伴；另一方面，日本也希望通过与渤海建立外交关系，间接获取唐朝方面的信息以及达到共同牵制新罗的目的。

726年，渤海因在黑水都督府和“大门艺事件”等问题上与唐朝产生了一些矛盾，渤唐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不但如此，渤海还在南面与新罗对峙，在北面保持着与黑水的紧张关系，一时间，渤海陷入到了一个外交困境中。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渤海大武艺王于727年派遣宁远将军高仁（义）等二十四人出使日本，同时带去了渤海郡王致日本天皇的国书，两国正式的外交关系由此开始。

渤海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有着其必然的历史条件。渤海对日本交往的历史条件主要可以分为：文化条件、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和最重要的政治条件。

渤海和日本的核心文化都是受到唐朝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形成的，它们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都使用汉字等。这些共通之处是促成渤日建交的有利因素，同时也是连接渤海与日本外交活动的桥梁，比如音乐和诗歌等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渤日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唐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经济条件则是渤日建交的物质基础。由于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盛产的物产也不尽相同。渤海盛产的物产主要有：“太白山之兔，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陌颉之豕；显州之布，沃州之锦，龙州之绸，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而从日本给渤海的赠礼来看，多以绢、丝、绵、黄金、水银、金漆、海石榴油、水精念珠、槟榔扇等为主。物产的不同则是双方贸易的基础。同时由于唐朝严令边疆地区与诸藩互市，以及渤海与新罗的对峙关系，渤海无法从这两个渠道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此时与日本的贸易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技术条件则是指渤海拥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这也是渤日建交的必要条件。两国隔海相望，如想进行正常的外交活动，其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渤海前期与日本的正式外交活动共12次，其中在聘日途中遭遇风浪，船毁人亡的情况只有2次，分别是739年胥要德出使日本和776年史都蒙出使日本，而人数规模超过300人的有2次，分别是771年壹万福等325人和779年高泮弼等359人，另外还有一次非正式的渤海及铁利1100人到日本，而这三次都平安到达，可见勸海方面的航海技术已十分先进。而壹万福出使日本时，出动了17艘船，如此大规模的船队，能够平安抵达日本也从另一方面表明渤海的造船技术也十分先进，这些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为两国建交提供了交通条件。

渤海大武艺“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产生恐慌的不仅仅是靺鞨诸部，同时也引起了唐朝的高度重视，唐在黑水靺鞨境内设置黑水军和黑水都督府，其目的就是为了限渤勸海的进一步扩张，加之渤海一直以来与新罗的对峙关系，渤海在唐东北地区陷入了外交困境，急需一个可以军事结援的“战略伙伴”，而日本恰恰符合渤海的这一政治需求，因此大武艺在首次聘日的国书中才用“亲仁结援”这样的词汇。

非但渤海方面积极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也不是被动接受的，双方可谓一拍即合，日本方面对于渤日外交关系的建立也有其必要的历史条件。

首先，日本希望通过渤海“来朝”，提高自己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日本经历了圣德太子改革和大化改新以后，国力增强，在对外关系上开始谋求与唐朝的对等外交，不但出使唐朝不带国书，而且唐朝皇帝给日本的诏书也一律略而不录，以此来提高天皇在国内的地位和尊严。渤海首次聘日，态度谦恭，正合日本提高国际地位的需求，因此受到了日本方面的热烈欢迎，并将“渤海信物”奉于诸国名神社，可见日本对渤日外交关系的建立十分重视。

其次，联合渤海，牵制新罗。牵制新罗并非渤海或日本单方面的政治需求，而是双方共同的政治需求。663年，日本曾在白村江战役中惨败，急需一个“战略伙伴”在新罗背后进行牵制活动。731年，渤海大武艺首次聘日4年后，日本利用渤海与唐及新罗的矛盾，发动300只战船袭击新罗东部，正是日本联合渤海，牵制新罗战略的体现。

再次，通过与渤海建立外交关系，幵辟新的朝唐路线。日本在中国盛唐时期，为了学习唐文化，经常派遣遣唐使、学问僧和留学生到长安，以往日本与新罗关系尚好时，可从朝鲜半岛进入唐朝，但是自7世纪末以来，日本与新罗的关系逐渐恶化，日本遣使来唐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渤日外交关系建立后，日本派遣唐朝的使臣可以经由渤海入唐，不必再走十分危险南路，大大方便了日本入唐活动，也间接促进了日唐之间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