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秀辉书法网签约作家：卢秀辉，江苏兴化人。职业书法家、画家、篆刻家、文艺评论家。

王次仲，相信很多写字的人对他相当陌生。现在写字的基本不写文化，就是个写字的。古书上说他，少年就有大志向，果然，到了二十岁时，变仓颉旧文为八分。也就是说，创了八分，就是楷式，正书。

这个楷式、正书，不是现在人们口中的楷书，而是以以八分势为楷的今隶书。

在杜光庭的《仙传拾遗》中，记载了王次仲很牛气的一个故事：

“王次仲者，古之神仙也。当周末战国之时，合纵连衡之际，居大夏小夏山。以为世之篆文，功多而用寡，难以速就。四海多事，笔扎所先。乃变篆籀之体为隶书。始皇既定天下，以其功利于人，征之入秦，不至。复命使召之，敕使者曰：“吾削平六合，一统天下，孰敢不宾者！次仲一书生而逆天子之命，若不起，当杀之，持其首来，以正风俗，无肆其悍慢也。”诏使至山致命，次仲化为大鸟，振翼而飞。使者惊拜曰：“无以复命，亦恐见杀，惟神人悯之。”鸟徘徊空中，故堕三翮，使者得之以进。始皇素好神仙之道，闻其变化，颇有悔恨。今谓之落翮山，在幽州界，乡里祠之不绝。”

王愔《文字志》说：

“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

王次仲认为，无论是李斯的小篆，还是程邈的隶书，都太局促了，他在反复推敲研究下，取李斯、程邈之优，合小篆二分，古隶八分，取八分之势，向两边舒展，此笔法自此，风行至今。

还有一说，宋《宣和书谱》：

“字法之变，至隶极矣。然犹有古焉，至楷法则无古矣，东汉章帝建初（76-84年），有王次仲者，始以隶书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日之正书是也”。

《宣和书谱》认为，王次仲是楷书的创造者，他的楷式是正书、真书。

首先，王次仲的取法是小篆和古隶。李斯创小篆，取法于金文大篆，古风也。李斯一是统一文字；二是便于辩识；三是利于书写；四是匀称美观，时叫楷式。此楷的意思为楷模，学习的标本。天下文字初统，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楷式。而李斯更是借着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器，出于政治目的，文化目的，经济目的，让小篆站上了国家的高度，历史的高度。程邈创隶书，取法于七国流行简牍，时风也。从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已知，当时七国文字，已初具隶意，李斯为了美观、庄重，对七国文字中存在的草篆及以方便、简单、潦草的简牍，做了屏弃。而程邈则从更为实用、方便出发，取七国文字中最便利的字式，做了取舍。这犹如普通话和地方语，小篆是雅语，是普通话，是官方的标准。隶书是地方语，便于书隶工作，家乡话，虽是俚语，更亲切。

正是由于小篆、古隶的局限性，王次仲从中看到了变法古隶为八分的重要性。

其次，王次仲决心创八分，怎么创也必须有李斯和程邈，时天下识字者已经牢牢地被李斯和程邈所格式化。要想完全丢弃，李斯的小篆可以，因为小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统一文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小篆为时、势、运所作用，但是，至少它已经完成了十分重要的文字过渡性的任务。

王次仲更绕不开程邈，无论是今隶书还是正书，其基础都是程隶，除非王次仲能另起炉灶。而中国文字史，就是一个演变史，渐变！这也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五千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和其他文明相比，文字的起初，都是图式化，然后，约定俗成的变，古文明从没有中断的中国，文字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而遍观世界其他文明，皆因文字，而中断了。字母，因口音而形声。而中国，口音各异，以字为统。这要感谢秦始皇、李斯的正确的政治主张、文化主张。我十分同意东汉末年蔡邕的意见，他在《劝学篇》中说：“上谷次仲，初变古形。”

再次，正因为李斯、程邈、王次仲的一再变法，才奠定了蔡邕、钟繇真正意义上的正书的到来，没有前期的累积，就没有后来的创造。创造，绝对不是凭空捏造，继承前人，才能保证文脉相连、相通。

王次仲是个了不得的人，他对传播学的运用是相当了得。我不能说后来《仙传拾遗》那样的故事是他编的，但他至少知道借故事推销自己。当时王次仲的“八分”和名字以极快的速度“流行”，民间的大力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民间为什么大力传播呢？一个与神有关的故事，必定会引起人民的兴趣。故事和书法，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和知名度，他的名字更是广泛流传于人们的口耳当中，深入于人们的日常。

东汉中晚期，王次仲所创八分书原型之作，以一种独特的风格面貌，被保存了下来。虽然，发展到以后，风格多样，但各自摇曳，表现出了这种书风面貌的顽强的生命力，令人仰止。东汉魏晋南北朝近五百年间，天下铭石中，这种书风贯穿于始终，不受时代、地域约束；不受战争的侵扰；不受山河阻隔；不受人物、风情的影响，它具有一种超稳定性，成为某种精神的维系，呈现在碑石上、铭文中，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它的庄重、肃穆、优美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