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每一天都在变化,都在修正我们认识这场抗疫世界大战的坐标。

最新的情况是,意大利一天新增368人死亡,这个数字是除了2月12日(当天湖北省死亡242人)以外湖北省疫情高峰时期一天死亡人数的大约3倍。太震撼了。西班牙最新一天死亡93人。当天意西两国分别新增确诊病例3590例和2000例,德国新增1043例。

说实话,我有一种带了点幸运感的后怕。如果把欧洲今天的形势图拿到中国来,相当于在湖北省之外又出了“第二个湖北”,中国其他疫情最严重的广东、河南、浙江等几个省都是1000多病例,河南累计死亡22人,在这些省中最高。如果把这些省份的病例数都增加到法(5423例)德(4838例)英(1372例)的规模,那么会是多么可怕的局面。我们差一点就经历了那样的噩梦。


我还记得,1月29日我第一次采访CDC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当时人们就在热切地谈论疫情拐点是否即将出现。武汉封城之后,中国人一直在等待拐点的到来,好像拐点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今天欧洲人很少有人谈论拐点,相反的是,英国政府在谈论“群体免疫”,探讨60%至70%的国民感染上新冠肺炎的可能性。人们在预测欧洲一个国家里死亡几万人甚至更多的最坏情况。真是让人恐怖。

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从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原因到公共卫生事业的含义,还有体制的利弊,我们的很多思考都在被事态的变化不断冲刷、重塑。

我们真的没想到,在经过SARS之后,类似的悲剧又在武汉重演了。我们同样真的没有想到,类似武汉的错误后来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被推倒。我们尤其没有想到,今天疫情在全球肆虐,中国反而成了最安全、想方设法阻止疫情从境外传入的国家。事态的变化太出人意料了,完全超出了我们以及整个世界的想象力。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同样难以预测,而能够帮助我们迎接接下来挑战的,似乎是两个东西。一是中国有了已经相当强大的整体国力,这种国力给了我们回旋余地、力量和潜力。二是中国的体制。这个体制确保了中国的极限抗压力,赋予了它特殊的组织力和动员力。

国力和体制这些元素平时似乎离我们都挺远的,我们好像仅仅生活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追求着小时代的小确幸。然而始终有一道国家的屏障在我们常常看不见的地方存在着,直到有一天出现新冠病毒这样的入侵,这道屏障突然在我们的面前崛起,释放捍卫我们的力量。

这个国家的问题真是多得数不过来,我们几乎天天因为它在细节上的粗糙而生气。除了导致悲剧发生的至今还没有完全说清楚的原因,还有当地红会竟然是那样的表现,基层出了凶巴巴的“红袖章”,有的小区送菜居然使用了环卫车,大错小错不断。但是又有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感知、庆幸的根本性事实,这个国家又为我们找回了放眼世界最为稀缺的安全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舆论场开始流传一句话:政府无论做出什么成绩都是应该的,是本分,舆论的任务就是对它的任何出错予以抨击。老胡想问的是,看到今天世界的样子,大家真的认为这句话的道理很充分吗?导致武汉疫情暴发的确应当批评,同时带领这个国家力挽狂澜,迅速控制住疫情,避免了欧洲当前糟得多的局面和未来已经严重失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是“应该的”那么简单吗?它们是不值得加以总结并自我激励,一旦那样做就属于“把丧事当成喜事办”了吗?

客观和求实看来永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中国人,请不断校对实事求是的坐标吧。

延伸阅读

美教授:回到美国才发现中国比美国更安全

当我们一家在上海隔离6周后返回美国时,亲朋好友对我们终于“安全了”表示祝贺。然而,回家后还不到一周,我们对亲人表现出的情绪却不敢苟同。我们觉得在上海比在美国更加安全。

我们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产生了焦虑。在中国的机场,医疗检查会在我们进入公共区域之前进行。而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我们在边检处和数百名旅客一起排队等候,最终才被确认是刚从中国返回。我们被一名穿着疾控中心夹克的年轻人叫到一边,他量了量我们的体温说,疾控中心要求刚从中国返回的旅客“尽可能隔离14天”。机场工作人员甚至都没有问我们要去哪儿。

我已经在两个国家度过了隔离期,鲜明的对比远不止在机场所见。在中国,人们都觉得有隔离的义务。无论何时,人们都把消毒、清洁和保持距离作为优先事项。中国的强力措施看来起作用了。相比之下,自由放任的态度、优先考虑个人自由和完全缺乏政府的领导,使美国人困惑和暴露在病毒之中。

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身上学到很多经验,包括每个人必须接受自己的责任、脆弱性以及会连累他人——要为集体利益牺牲某些“权利”,否则许多人将会死去。在上海,我们待在室内,无论何时去商店或者锻炼我们都戴口罩。除了杂货店外所有餐馆、公园、博物馆和商店都关门了,做好了迎接一场范围广泛隔离的准备。每个人都努力保持安全距离。全城各处都设立了专门的发热门诊以便普通医院能够保护其他的病人。

在中国有一种明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本着这一精神,在每一次遏制病毒扩散的行动中,我们感到每个人都受到了同等对待。每个人对于避免感染他人都负有同样的责任。事实上,我在中国与数百万负责任的上海居民没有区别。

回到美国,我们被告知不必麻烦去戴口罩或量体温。或许口罩不起作用,或许量体温不足以防感染。但口罩传递出的是一种责任、脆弱和避免连累他人的意识以及一种敬畏疾病的共同意识。

当我们离开上海时,这座城市显示出忽隐忽现的乐观主义迹象。新增病例已属罕见,人们的生活回归正常,数百万居民试探性地走出隔离的阴影。

我们进入了处于恐慌中的美国。指导方针每天都在变,各个都门给的指导方针都不一样。冠状病毒检测和卫生设施供应不足。显然美国政府没能阻止病毒传播。

(作者托尼·珀曼为美国格林内尔学院音乐系副教授,陈一译)

抗疫出现俩战场!白岩松:越是国内控制得好,越有很多海外国人想回国

上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这一点从本周中连续两天武汉的确诊病例为个位数,尤其是周四(12日),全国的确诊病例数都已经变成了个位数就感觉得到。

白岩松:世界各国疫情数字的变化,提醒我们,别人的情况不好,你也很难独善其身,在这样的局面下,抗疫出现了两个战场,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海关。

越是国内控制得好,越有很多在海外的国人想要回国,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不能只爱自己,害别人。依法防控既在武汉湖北这条线,也在海关机场这条线,想要保护自己,就请先保护众人。

来源:北晚新视觉网综合 环球网、环球时报、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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