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那年，西尔万·泰松骑摩托车穿越冰岛中部，并参加了婆罗洲洞穴探险。接着与好友亚历山大·普森一起骑单车环游世界，自1997年以来，泰松以步行、骑单车和骑马的方式游历中亚。泰松曾许诺40岁前要过一段隐居的生活。2010年，泰松在贝加尔湖畔雪松北岬的一座西伯利亚小木屋里隐居了六个月。最近的村庄在一百二十公里以外，没有邻居，偶尔有奇怪的访客。冬季，气温降至零下三十摄氏度；夏季，熊在湖岸陡坡出没。

泰松这样写到：我带了很多装备：斧头和菜刀、钓鱼竿、煤油灯、冰钻、锯子、雪地靴、烈酒和伏特加、雪茄、粮食（意面、大米、辣椒酱、咖啡），还有一个差不多有80本书的小小图书馆。

你无法预计到六个月后你会有怎样的情绪，于是我精心挑选了随身携带的图书。人们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即只挑选难度大的书籍。你以为你只需要高端的，哲理性的和理想主义的作品，然后过了十天你就想把这些书扔了去读一本侦探小说。

在这片荒原中，泰松自创了一种朴素而美好的生活，度过的这段生命紧缩为几个简单的行为。面朝湖泊和森林，注视着日子流逝。砍柴，钓鱼，做饭，大量阅读，在山间行走，在窗前喝伏特加。小屋是一个捕捉自然颤动瞬间的理想观测站。6个月的时间经历了冬和春，他每天记录下自己的生活，而非单纯的流水日记，记录感受，幸福、绝望以及平和。而后，这本日记被集结成书，以《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的名字出版并在2011年获美第奇文学奖，后又被导演萨菲·奈布改编为同名电影。这本书的中文版获得了2016年第8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对于泰松来说，小木屋是一座实验室，一个加速他对自由、经济和孤独的向往的实验台，自创一种慢生活的试验田。2010年2月14日他抵达了木屋，开始建立自己临时的新生活。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木屋是个简化的王国。松林庇护下的生活简缩为一些根本性的行为。从日常杂物中解放出来的时间被休息、凝视和各种小幸福所占据。需要完成的事项减少了。读书、汲水、砍柴、写作、沏茶成为礼拜仪式。在城市中，每个动作的进程都得牺牲上千个其他行为。森林将城市所分散的集中了起来。”3月17日，他写下自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得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我能容忍我自己吗？”“37岁的我能够蜕变吗？”“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缺少？”3月22日，他总结了把自己幽禁在一座小木屋里的原因：“我太多话。我渴望宁静。有太多信件没回，有太多人要见。嫉妒鲁滨孙。这里比我在巴黎的家暖气更足。厌倦了购物。为了能够吼叫并且赤裸地生活。厌恶电话和发动机的噪音。”

“我了解登山者攀登峭壁时的垂直晕眩：深渊的景象令人心惊。我记得旅行者在草原上的水平眩晕：逐渐消失的界限使他茫然。我清楚酒鬼在自认为发现一个天才念头时的眩晕：他感觉这个念头在体内不断膨大，而大脑却拒绝让它正确成形。”

他在小木屋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我想起在喜马拉雅山的徒步旅行，骑马跋涉，三年前在乌斯秋尔特沙漠的自行车之旅。征服一座山口的喜悦，打败那些里程的狂人，希望在前行中死去的欲求。有时我像被梦魇附身，一直走到头脑谵妄，筋疲力尽。在戈壁沙漠中，我停下来过夜，径直倒在最后一步所踏下的地方，第二天早晨，眼睛一睁，又机械性地上路了。”而在小木屋的静止的生活的确为他带来了从旅行中无法获取的东西。“我曾是一匹狼，现在则是一头熊。”他说，“此地的神灵助我驯服了时间，而我的隐居生活便成为这些变化的实验室。”当行动事项范围变窄的同时，泰松发现，每项体验的深度增加了。他发现时光的流逝比旅程行走更加纷乱。当他即将离开小木屋回到法国时，他写道：“我离开了城市的墓穴，在泰加森林的教堂里生活了6个月。6个月，好像一生。”

2012年，西尔万•泰松和他的文人驴友再次厌倦都市生活，渴望一场旅行。这一年正值拿破仑俄法战争失败、别列津纳河战役惨败两百周年，泰松和朋友们萌生从莫斯科骑摩托回巴黎的想法：重走拿破仑大军的撤退之路。于是，在大雪纷飞的12月，五个朋友（三个法国人和两个俄罗斯人）买了三辆苏联产的二手乌拉尔三轮重型摩托，带着和俄法战争相关的书籍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