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疗伤”唤醒生命之源 ——三江源生态保护成效探寻

导读

三江源，巍巍昆仑脚下，青藏高原腹地，被誉为“生命之源”。长江、黄河、澜沧江孕育而生，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上世纪90 年代，受过牧超载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三江源生态逐步退化，草原、冰川开始萎缩，不少河湖陆续干涸。因源头植被涵水能力下降，三江下游一度水患频发。

从2003 年起，国家开展了禁牧减畜、人工草补播、人工增雨等一系列生态工程。这是我国首次在面积如此辽阔、生态系统如此脆弱复杂的区域开展人工生态治理。

经过十余年不懈努力，三江源湖泊面积明显增加，荒漠化面积逐渐下降，生态退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

问水

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使“中华水塔”重现生机

玛多，千湖之县，隶属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黄河源头地区的扎陵湖和鄂陵湖就在这里。两湖一山之隔，坐落东西。黄河在扎陵湖经过一番回旋后，在巴颜郎玛山南面，奔流着穿过峡谷，流入鄂陵湖。

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三江源进入一段相当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劣期。十余年持续干旱，雪线上升，冻土融化，湖泊萎缩，沼泽消失。

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多次断流，玛多千余湖泊陆续干涸。到本世纪初，扎陵湖和鄂陵湖部分河段断流长达半年之久。

1997年黄河下游山东段连续断流277 天，库容为240亿立方米的黄河“龙头”水库——龙羊峡水库，库存水量降至90亿立方米，逼近死库容。

青海省气象部门当机立断，提出实施人工增雨。1997 年，考察队向黄河进发。据当年参加考察的中国大气本底基准观象台原台长德力格尔回忆，途经甘德草原，两条通向黄河的支流已经完全干涸。由于降水量减少，土壤失墒严重，土鼠大量繁殖，久而久之大片草地成为不毛之地。

考察队七天行驶约1500公里，走访气象站、水文站，询问当地政府和牧民，最终根据气候、云和降水条件，分两个途径进行试验。

春秋季节河曲地区以层状云为主，试验租用空军飞机进行。夏季河曲地区多雷雨云，试验以地面作业为主。

科学试验一晃五年。在高海拔区域开展人工增雨，难度很大。以飞机作业为例，高原的云层高且薄，飞机需要在六七千米高空作业，但这里的高山动辄四五千米，对飞行安全要求极高。德力格尔记得，第一次试飞就是由于地形复杂而失败。随后试验人员重新调整，开辟了新的试验航线。

青海省气象局于2001年向省发改委提交《青海省黄河、长江源头生态保护开发利用空中云水资源的规划报告》，据此编制的生态保护可研报告最终提交给中央，“三江源”一词被高度重视。

2005 年，《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批复，作为“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子工程的三江源人工增雨工程同年获批。

随后，青海省气象部门正式在三江源约39.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开展人工增雨，每年3月至9月，开展以开发空中云水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区域内降水量为目的的三江源飞机人工增雨和地面人工增雨作业。

有着二十多年飞行经验的王明，现在是“空中国王350”的机长。“空中国王350”是高性能人工增雨作业飞机。他介绍，机组全年全天候待命，除了开展三江源生态修复，还常年作用于缓解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干旱。

扎陵湖、鄂陵湖水域面积10 年来增加了80 多平方公里。“扎陵湖边上的公路，从2004 年之后就开始往外改建，已经外扩了三次。”果洛藏族自治州气象局副局长洪卓华介绍。

不仅如此，整个三江源地区湖泊面积、数量不断增加，湿地也得到了有效保护，地下水日益充沛，区域内河流纵横交错，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大江大河源源不断地输送源头活水。

▲图为2018年8月29日航拍的“通天河第一湾”。新华网潘彬彬摄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学院阳坤教授的研究显示，对于高原开放性湖泊水量是否丰沛，主要看降水和径流作用，但对于封闭型湖泊，即类似于玛多的千湖美景而言，降水贡献率为74%。

青海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副主任王黎俊介绍，虽然自然降雨占了绝大部分，但评估统计，三江源地区降水量约400毫米，通过人工增雨，年均增加降水约10毫米（2.5%），2006年至2017 年，三江源地区人工增雨共增加降水量577.19 亿立方米。

问草

休养生息和人工补草使荒漠化面积下降

降水多了，三江源的草自然会长得更好。但回过头来看，植被变化不全然取决于气候。

上世纪80年代，玛多只有1.3万人，却有80万头牲畜，全县牧民人均纯收入一度跃居全国前列。在当时“突破百万牲畜”的口号声中，只要愿意来这儿的，都能无偿拿到牛羊和草场。

过度放牧让每只羊的可利用草场面积下降了近七成，超载放牧直接导致草地生产力下降。

到上世纪末，玛多70%的草地都退化了，并且还以每年2.6%的速度沙化。玛多县逐渐成为青海省生态环境恶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每年冬季到次年春季，该县经常刮风沙。牧民收入不增反降，有的甚至倒退回20年前的水平。

更可怕的是，草场退化，空气湿度越来越低，云层越来越薄，降雨随之减少，蒸发量却愈发高了。干旱使得那些裸露的地表不断沙化并向外扩展。三江源的草和水开始恶性循环。

玉树境内通天河畔2013年与2018年生态环境对比，上图为2013年，下图为2018 年。

青海省于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每年，各地农业部门会根据草原承载力，确定牲畜总数，并组织合作社，分配每户牧民可以放多少只牛羊。还有一些牧民作为生态移民，从三江源腹地搬到了周边乡镇。

“2003年之前，牧民要交草场税，大伙就瞒报草场面积。退牧还草以来，国家给补偿，大伙争着抢着报。”玛多县气象局局长李中超说。

“争着抢着”不光意味着多拿补偿，也意味着责任。进入三江源，经常会遇到穿着统一背心的生态巡护员。他们既要对责任区生态状况、火情灾情、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等进行记录，还要帮助上级部门清点草场载畜量。

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有超过一万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管护员就是草原的守护人，我们牧民的根在草原，草原安好，受益的是所有草原儿女。”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索加乡50 多岁的康巴汉子香巴求培说。

截至2016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三江源约10万牧民搬离草原，超过70 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了牛羊养殖数量。各地通过牛羊入股、集中养殖的方式提高退牧还草牧民收入，约900个纯牧业村已实现有机生态畜牧合作社全覆盖。

▲生态管护员。

被碾压过的草地，恢复起来要数年甚至更久。

在三江源，如果要在草地上建电线铁塔之类的建筑物，施工人员会把草皮先移至别处，等建设完成以后，再平铺回来。

除了让牧草自动恢复，政府还投资推进了种草项目。

高原种草头一年能长出绿油油的苗子，转过冬去存活下来的非常少，需要不停地补种。起初是各级政府组织种，但慢慢地流传出“想致富先治草”的说法，很多牧民自发地种草。

▲2003年（左）与2017年（右）三江源地区植被覆盖对照。请右滑查看。

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大武乡格多村的牧民多布旦从2012 年春季起开始种草。那年冬季，一场大雪覆盖了格多村整个草原，牲畜连日没有吃食，多布旦雪中送炭，挨家挨户送去收割的干草。

除了种草，林业部门开始在三江源腹地种树。在高原，“三分栽树，七分管护”。玉树三年前建立了试验基地，试验并培育出适宜当地生长的青海云杉、藏柳、密植丁香、河北杨等树种，这才使树木成活率大大提高。

这也是为何媒体评价，“拿拳头保护生态”的模式将成为历史。截至2017 年9 月，数据显示，三江源国家公园荒漠化面积呈下降趋势，平均每10年减少0.11万平方公里（1.9%）；草层高度平均每10 年增加7.4%，主要牧业区牧草覆盖率平均每10 年增加5.2%。

植被好了，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越来越多，整个生态系统得到了恢复。

一群藏野驴在可可西里地区觅食（2015年5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

后记」

五年间两次进入三江源，印象最深刻的是，车行玉树，以前只要摇开窗户就能拍到远处高原草地美景，但如今竟然会被路边的树遮挡住镜头。几乎是同样的路线，第二次看到了更多成群的藏野驴和鹰，但目之所及的牦牛和羊群少了许多。在隆宝滩，这一高寒草甸的代表区域，草甸明显变得厚密。这些无疑印证了多份评估报告的内容，三江源生态退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

但是，“旧伤”愈合仍然需要时间。比如，当地人使用灭鼠剂，“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鼠兔死了不少，其天敌老鹰、沙狐等也遭重创。再比如冰川融化，人们一度认为冰川融化会带来更多径流，但冰川融化使得整个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沙化从山顶向下扩展，它对三江源的正负效应仍需要科学家进一步研究。

隆宝高寒湿地生态气象试验站。

记者实地采访隆宝高寒湿地生态气象试验站。李根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力争于2020年前后建成国家公园。为的就是解决三江源跨越4州17个市县、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的问题。任何一个体系的建成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目前三江源的很多市县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尝试新的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