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日”，即“精神日本人”的简称，指精神上把自己视同为日本人的一类人。“精日”的祖师爷是臭名昭著的头号汉奸汪精卫，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位“精日”祖师爷的丑恶行径。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迫于国内民众和各方面的压力，蒋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出席庐山谈话会的汪精卫也发表了讲话，声称：“最近卢沟桥事变突发，危急情形，更加严重……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庐山回到南京后，汪精卫又到处发表其“抗战高论”：

“中国今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穷凶极恶，无所不用其极，惟有抗战才能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惟有全国同胞一致的自动牺牲之精神，从事抗战，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们誓必继续的将所有血汗都榨出来，以前的及现在的所有将士所有人民的血汗，合流一起成为江河，扑灭尽了侵略者的凶焰，洗涤尽了历史上被侵略的耻辱。”

“现在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哪个士大夫变节，立刻认他作汉奸，不齿于人。”

然而，曾经慷慨激昂，壮怀激烈，欲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汪精卫，却出人意料，在朝夕之间自食其言，态度逆转，开始四处散布悲观的亡国论调。汪精卫在国事会议上公开发表投降言论：“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腥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腥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在汪精卫看来，中国是弱国，绝无打败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国的抗战结局只能是两条路，牺牲和投降。汪精卫还有一些话不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而此时国际友人如大文豪泰戈尔等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进行抨击，“坚信中国人民是不会被征服的。日本侵略者愈凶残，溃却的日子也就愈早。中国终于会得到独立和自由”。预言中国“抵抗必胜，建国必成”。

其实，汪精卫始终是一个媚日的顽固分子。“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亲自批准与日本签订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痛斥汪精卫，冒天下之大不韪，誓死媚日，是十足的卖国贼。日本为掩盖其军事和经济侵略，大肆宣扬“中日亲善”“经济提携”，汪精卫不仅不加以揭露，相反与之遥相呼应，签署发表了国民政府“敦睦邦交令”，规定“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压制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讨好日本帝国主义。“西安事变”后，汪精卫对蒋介石联共抗日十分不满，叫嚷说：“我听到与共产党合作的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汪精卫的媚日反共立场极其顽固，但面对“七七事变”后汹涌澎拜的抗日怒潮，他只得以高调抗战来伪装自己，目的是为巧妙实现其投降妥协的政治主张“转圜”。

由于日本军方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希望成为泡影，中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日本方面不得不改变对华政策，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为代表，日本派影佐帧昭、今井武夫等人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举行最后谈判，双方经过八天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所谓“重光堂协议”：

（一）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三）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

（四）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六）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

这是一个屈辱的卖国协议，人神共愤，然而，贪得无厌的日方仍不满足。由于日本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和日本军方强硬派的坚持，日方竟然在最终签订的协议文本上，删去了最为重要的撤兵一项。汪精卫感到失望甚至愤怒，但在争辩无效的情况下，他还是派周佛海在这个协议上签了字。这或许也是日本方面被迫同意汪精卫提出的在日军治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的重要原因。1939年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声称：“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实现停战，以及吸收重庆的军力和财力。”1940年3月30日，日本扶持的汪伪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早在1938年1月，爱国侨领陈嘉庚就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然而，汪精卫却对自己叛国投敌的行为不甚在意毫无耻感。

汪精卫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主要的论点为：

（一）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

（二）他曾和蒋中正有过谈判经验，因此认为蒋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

（四）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被取消，如果蒋介石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

汪精卫以拯救民众于战火，防止国土成为焦土，保持国家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为由，投靠日本人，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他以为这才是“国家的生路”和“合理的办法”。他曾说：“在开展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叛。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汪精卫之虚言，是很具有欺骗性的，也容易博得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其实，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主张，是消极和悲观的，也是荒谬的。试想，如果人人都奉行投降主义路线，中国怎么会打赢这场战争？在日本的实际统治下，汪伪政府能够真正维护日占区人民的利益吗？如果中国输掉了这场战争，仅靠一纸协定就能限制日本的行为吗？

深入探究，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救中国的思想，也是愚蠢的思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蓄谋已久的行动，何时侵华只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因为日本是个蕞尔小国，且地质灾害频繁，总给人一种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沉入海底葬身鱼腹的担忧，加之资源极度困乏，生存受到威胁，发展受到制约，从长远计，日本需要对外扩张，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当弹丸之地容不下膨胀的野心的时候，一衣带水的邻邦，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中国，自然就成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如果中国战败，日本最起码要将满洲国纳入自己的版图，因为东北的黑土地是诱人的，盛产品质极佳的粮油作物，蓄有巨量的优质木材，拥有浩瀚林海，蕴藏着丰富的煤、油、铁、金、镁、铝等资源，又与日本本土最近。事实上，1936年日本已制定了1937～1957年20年内由日本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计划，是当时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到1943年，日本来到东北的移民达到40771户、24万人，侵占东北土地152万公顷，约占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被日本移民侵占土地的东北农民有30多万人。目的是使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国土的延伸。中国其他地方，日本会通过扶持傀儡政府，分而治之的方式，操纵中国政治，肢解抗日整体力量，控制和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也许迫于西方列强和苏联的压力，日本还会出卖一部分中国利益或让渡一部分在华利益。人为刀俎，汪为鱼肉。汪伪政府有什么资本和能力限制日本的行为！恐怕到那时汪伪政府只有摇尾乞怜以求苟延残喘一途了。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一个仰人鼻息的民族，一个受人操纵被人绑架的国家，一群在刺刀和皮鞭的监视下看人脸色生活的人，不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就能够获得复兴、富强和幸福。如果日本战败，中国人民是不会放过汪伪政府的，因为日本与汪伪政府是狼和狈的关系。在特定的条件下，不管汪伪政府愿不愿意，它要想存在，就只能成为狈。汪精卫在国内曾经有很高的声望，是国民党领袖人物，他成为汉奸，对中国抗日军民的精神打击是严重的。他的“和平运动”，也必然会为中国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增加更大的困难、付出更大的牺牲，曾经受尽屈辱而胜利后扬眉吐气的中国人岂有只杀狼不杀狈之理？

从汪精卫主持国民政府工作、与蒋介石明争暗斗、处理自己与军队各派的关系、对待苏俄和共产党等方面，可以看出他缺乏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能力，缺乏斗争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缺乏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是个不合格的政治领袖。他有时处理问题还显得很幼稚和拙劣。比如，1927年7月27日斯大林的钦差大臣鲍罗廷离开武汉回国。汪精卫和武汉政府的官员假惺惺去火车站送行，现场似乎洋溢着浓浓的惜别之情。当火车开动后，武汉政府却立即给在郑州的冯玉祥发报，要求他逮捕并处决大胡子鲍罗廷。曾经得到苏俄巨大援助而又割据一方的军阀冯玉祥会按照武汉政府的要求去做吗？冯玉祥能不识破汪精卫嫁祸于人的低级计谋吗？冯玉祥犯得上为了讨好没有实际兵权、缺少忠于自己的军队，地位亦不牢固的文人领袖而与苏俄成为死对头自绝后路吗？冯玉祥接到武汉政府的电报，冷冷一笑，不仅没有逮捕处决鲍罗廷，反而给了这位苏俄老朋友极大的帮助：派自己的部队护送，直送到北上铁路的尽头。再说，苏俄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曾给予了巨大的物质帮助，而且，那时国际形势和国内斗争的形势复杂多变，处死一个鲍罗廷既对汪精卫没有实质性的现实帮助，也增加了汪精卫未来可能求助于苏俄的难度，还有损于汪精卫的人格和形象，何必出此下策，把事做绝？这样的事情，与“和平运动”一样，只有汪精卫能想的出来干的出来。

汪精卫这位软弱踌躇的政治家，患了恐日症，缺乏民族自信心、自尊心，不惜以投降卖国为代价，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换取日本人的支持和庇护，以满足自己的领袖欲。

日本早就把汪伪政府的工作，定位为“吸收重庆的军力和财力”，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抗日的经济基础和财力保障，削弱中国抗日武装力量，以实现日本彻底征服中国、完全占领中国的梦想。而汪精卫政府的工作与日本的要求是一致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汪伪政府成立之初，汪精卫就迫不及待地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它加大了统一全民族抗战思想的难度，消解了一部分军民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也削弱了抗战的武装力量和后备力量。

汪精卫积极建立自己的军队，他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提出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并向日本提议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洋前线与日军共同作战。这是汪精卫向日本表示忠心，还是为南京政府建立一只强大军队、寻机调转枪口打日本鬼子找理由，不得而知。但日本人不是白痴， 并没有同意汪精卫的参战计划。不仅如此，日本人对汪精卫建军计划也十分警惕，根本别指望日本人自吞苦果。日军为了控制伪军则不断向伪军中派驻“指导要员”，甚至“像和桥镇保安队这样的基层伪军中也派驻 10 人”。汪伪军只能充当日军的走狗，压迫、屠杀自己的同胞，打击抗日力量。这无需抗日军民控诉，日本人编撰的《写真周报》即为证。二战期间由日本内阁情报部编撰的画册《写真周报》，其主要思想是宣扬武士道精神和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刊物中用日本人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日本可耻的侵略历史，以及汪伪政府及其军队与日本鬼子的“中日亲善”、“并肩作战”的丑态和犬状。据资料介绍，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伪军的数量大约为118.6万人，比在华的日军还多，他们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汪精卫的伪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军和伪满洲国军。一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汪精卫还成功地开展了清乡运动。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清乡运动”的第一步是“军事清乡”：日伪军在清乡地区修筑碉堡炮楼、封锁沟、封锁墙、竹木篱笆，拉设铁丝网、电网，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然后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 第二步是“政治清乡”：汪氏政权在清乡地区广泛宣传“中日亲善”、“和平建国”，在对群众进行宣传的同时，实行编组保甲、连坐联保，组建警察保安武装，推行自首和策动告密的方法，以强化法西斯统治； 第三步是“经济清乡”：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实施严格的物资统制政策和物资封锁禁运政策，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 第四步是“思想清乡”：汪氏政权在清乡地区建立机构控制学校，出版报刊，组织“青少年团”，开展反共教育。经过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使伪政府治下的民众生活更加困苦。汪精卫投降卖国、助纣为虐的行径，是任何有民族气节的人都不能容忍的。

到1938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24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加深。之后，在日本侵略的魔爪越伸越长的同时，美国除了棉花和粮食，禁止一切物资输送给日本，美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科威特等国封存了日本在这些国家的20多亿美元的资金，使得日本的工业除兵工厂外，其他工厂大都由于原材料、电力、资金不足而倒闭，靠兵员、财政、能源、物资支撑的非正义战争日益窘迫。而汪伪政府掌握着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数的人口，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深入和扩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汪精卫领导的“和平救国”运动，是汪伪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搜刮的运动。譬如，协助日军在江苏、安徽沦陷区强行征粮，不仅直接造成了五百多名新四军和六千三百名群众伤亡，而且也造成了沦陷区饿殍累累的凄惨局面。据江苏睢宁、丰县和安徽亳县、界首四县的《民报》报道，1941年至1944年，亳县和丰县每年每县饿死17000多人，睢宁县每年饿死18000多人，界首县每年死于饥饿的达26000人之多。譬如，汪伪政府垄断食盐产业，血腥镇压罢工盐工，使日本人将百分之八十的食盐低价运送回国。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为日军提供了大量的物力、财力的支持。

“和平救国”运动，是汪伪政府欺骗、驱赶、威逼、捆绑中国几十万妇女充当日本兵性奴隶的运动。日本侵华期间，无数“慰安妇”不堪非人的折磨，致伤致残致死，日本鬼子和汉奸给中国妇女带来的灾难，真是血泪涛涛，罄竹难书。

“和平救国”运动，是汪伪政府及其爪牙配合日寇强掳中国劳工，以弥补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达到“以战养战”目的的运动。根据日方资料，1943年至1945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劳工4万余人，包括被俘的抗日官兵，赴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所，从事无偿繁重的非人苦役。侵华日寇和汪伪政权强征和日本企业奴役中国劳工，手段极其残酷，欺压极其残暴，“打死一个劳工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造成近万名中国劳工死亡。

“和平救国”运动，是汪伪政府及其军队配合日军打击沦陷区的地下抗日武装，替日军统治沦陷区民众，给日本人看家护院，以使日军能够抽身进行其他战役的运动。

“和平救国”运动，是汪伪军队封锁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使抗日根据地民众和抗日队伍陷于困厄之中，以削弱抗日物质力量，瓦解抗日军民斗志的运动。

“和平救国”运动，是向民众灌输“大东亚共荣”思想，美化日本侵略，以消除人们的反日情绪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使之一心一意地做顺民和奴才的运动。充当日寇走狗的汪伪政府和办事机构的汉奸，为了使日寇能更有效地奴化中国青少年，在沦陷区的大中小学校强制普及日语，但受到了众多学生的抵制，一些学生逃离学校，一些学生尤其是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学生对日寇和汉奸深恶痛绝，拒不学习日语，被日寇和汉奸毒打、割舌、杀害。据赵正平执笔撰写的《教育部普及日语之总结》记载：因反对学习日语而暗自逃离学校的大学生有12456人，由日本宪兵队和特工总部各特区协助追捕回来的有4526人，其中大多数人经过刚柔相济教育转化过来，只处决了337人。”40多名拒不学习日语，决不向日寇和汉奸妥协的学生，先被毒打割掉舌头，再被押到坐满学生的礼堂审问，最后被枪杀。可见，说汪精卫是中国头号汉奸，他一点都不冤枉。为汪精卫翻案，企图摘掉汪精卫的汉奸帽子，是对历史的歪曲，是不得人心的。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中，评价民国时期的几位军阀时说：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与之相比，该怎样评说汪精卫呢？

如果你公开承认自己因贪图富贵和享乐而做婊子，人们也会唾骂你无耻下流，但唾骂之余，还是会佩服你的勇气和诚实的；可如果你既想当婊子又想立贞节牌坊，人们唾骂之余只能还是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