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沙特阿拉伯的华侨华人为15 万~18 万人，绝大多数为维吾尔族，占九成以上，主要居住在吉达、麦加、麦地那、塔伊夫、达曼以及首都利雅得；其次为回族，主要居住在塔伊夫。此外还有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汉族较少，部分已入沙特阿拉伯籍。除汉族外，其余均属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

目前在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族华侨华人主要来自中国新疆，有因政治、经济原因出国的，也有因朝圣因素移居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赴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族95% 以上都加入了沙特阿拉伯国籍，改革开放之后赴沙特阿拉伯的新移民多持中国护照，维吾尔族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一般较为富裕。移居沙特阿拉伯的回族主要来自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沙特阿拉伯华侨华人倾向于多元认同，一些华人对中国的了解较少，但仍保留浓厚的民族情感。沙特阿拉伯华侨华人总体生活较为富裕，第一代从事个体经营、房地产、食品加工等行业，或从事东亚及东南亚贸易。第二、三代多在沙特阿拉伯或英国、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或继承家业，或进入国家的各个部门、各行各业，融入了主流社会。在沙特阿拉伯，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通过婚丧嫁娶活动，民族语言依赖家庭传承。改革开放后来到沙特阿拉伯的新移民身影也出现在各行各业，成为中沙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沙特阿拉伯是一个较大的国际劳务市场，中国的工程承包公司也在沙特阿拉伯得到发展，随之而来的也有一批中国的劳务人员。中国向沙特阿拉伯派出的这些劳务人员多数是工人和护士，项目管理、工程技术人员较少。

叙利亚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国内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开始逐步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国内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因此，叙利亚华侨华人及在叙利亚工作和留学的中国公民人数也不断增加。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前，在叙华侨华人曾多达5000 人。许多华侨华人在叙利亚生活多年，并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有些留学生在叙利亚仍有学业或工作任务。因此，在2011 年危机爆发后，他们仍保持观望态度。随着危机升级，安全局势严重恶化，他们才陆续撤离。2011 年前，中叙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中国逐渐成为叙利亚第一大进口国。根据商务部信息，2011 年前，在叙利亚的中资企业承包工程项目主要包括中纺对外技术合作公司承建的杰布莱棉纺厂项目、四川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承建的迪什林水电站项目、中材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叙利亚水泥总包项目等。这些工程项目需要大量的劳务输出，因此在叙利亚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也逐渐增多。随着2011 年叙利亚危机不断升级，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大量华侨华人及中资企业工作人员逐步撤离叙利亚。目前，绝大多数中资企业撤离叙利亚，仅有少数企业员工进行设备维护。

中也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双边关系不断巩固和提升，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人员交流以及经济、文化、技术合作也有了新的发展。

由于语言、宗教、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较大，在也门发展的华人华侨数量有限。中也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后，双方人员往来虽有所增多，但除去中国驻也门使领馆工作人员，在也中国人主要为留学生、援也医疗队、新闻媒体记者，以及石油勘探、路桥建设、通信、水产、汽车等领域的中资企业员工。据统计，人数仅为600 人左右，且由于也门局势不断紧张，绝大多数在也中国公民已于2015 年3 月底在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组织下分两批返回中国。在也华侨华人由于宗教、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加之人数有限且多数活跃在经济领域，很难融入也门政治生活。阿拉伯语是也门的官方语言，一些受过高等教育和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的也门人也使用英语。随着中也交流的增多，不少也门人尝试学习一些简单的中文，以更好地同中国开展经贸、教育等合作。

近年来，在伊拉克的华侨华人人数过万，大多数是石油、电力国企的员工，还有少部分私人小企业和个体经商户。伊方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已占当地日用品市场的70% 以上。而目前在伊拉克的中资机构项目主要是中海油投资的米桑油田群，中石油投资建设的艾哈代布、鲁迈拉、哈法亚、西古尔纳等四个油田。除此之外，不锈钢储水设备、机械设备与建材等行业在当地也有很大的商机，已有华商成功的案例。但“伊斯兰国”使伊拉克面临重重困境，华侨华人在伊生活也受到极大影响。

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于1992 年，但两国往来早已有之。在二战期间，上海曾接纳了将近2 万犹太人，一度成为其“庇护所”。在中国避难期间，不少犹太人在中国结婚生子，形成了一批中以混血儿。二战结束后，部分拥有犹太血统的混血儿跟随父母移居以色列，还有的是在改革开放后以寻亲为目的而移居以色列，他们是第一代以色列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去上述中以混血儿，大部分中国人是在20 世纪90 年代以后进入以色列的，其中又以劳工为主。自1991 年以色列逐步限制巴基斯坦劳工以来，大批来自东欧、非洲和亚洲的劳工进入以色列，其中也包括中国劳工。他们大都从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到以色列务工，以福建人为主。福建省从1995 年开始向以色列输送农业工人，2000 年以后转为输送建筑工人。据不完全统计，在以色列的福建劳工就有将近1 万人。

早期华人基本都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以色列的，即以色列先向用人公司发放外籍劳工名额，然后由用人公司与中介公司联系，通过中介公司引入劳工。在这一程序下，政府和用人公司都不能收取任何好处。但2002 年以色列政府逐步限制外籍劳工入境以来，政府发放的劳工名额减少了许多，劳工市场的秩序就此被打乱，劳工通过非法手段入境的事件也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劳工要到以色列务工，就会被以色列和中国的中介公司要求分别缴纳几千到几万美金不等的中介费，以获得入境指标。尽管如此，中国劳工仍然趋之若鹜。同时，中国非法劳工人数增长也很快。他们有的是通过非法途径进入以色列务工，有的是到期滞留不归的劳工，从合法入境者变成非法滞留务工者。关于中国劳工的人数，以色列官方和媒体中有一种说法是，在以色列的非法中国劳工在3 万人左右，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未有确切的数据支持；而在中国方面，其统计也只是限于在驻以色列大使馆登记的中国人，根据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庄国土教授的统计，以色列华侨华人总数在1 万~2.5 万人（截至2006 年，合法入境者）。总的来说，华侨华人在以色列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在以色列人眼中，他们较之东欧和非洲劳工要勤快老实，手工技艺也比较好。在行业方面，则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其次是农业和服务行业，还有极少数会进入当地家庭成为帮佣。

留学生是以色列当地第二大华人群体，不过规模较小，比如特拉维夫大学是以色列七大国立大学之一，截至2015 年，该校的中国留学生也只有200 人左右。中国留学生以主修医学、化学等理科学科为主，而且学习十分刻苦，表现比较优秀。此外，通过跨国婚姻而移居以色列的中国人近年来也逐渐增多，但从整体看还是比较少的，而且以中国女性和以色列男性的结合为主。以色列华人社会的规模比较小，直到近年来才陆续成立教授中文的语言学校，为华人子弟和中以混血儿提供学习中文的场所。

早年约旦政府与台湾当局建交，因而早期在约华侨华人多来自台湾，少部分来自香港。1977 年中约建交后，部分台籍行政人员及其亲属选择留居当地，成为首批约旦华侨华人，但人数有限。据统计，1993 年在约华侨华人大约仅50 人，1999 年人数增多，但算上流动人员后依旧不超过千人，且主要分布在安曼、克拉克以及伊尔比德等主要城市，从事服装制造、工程建设、中餐馆及其他行业。

过去20 多年来，中约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但赴约华人流动性大，且多数为在约承建工程项目人员、中资企业职工、援建人员、留学生以及使馆工作人员。尽管中国每年有数万人前往约旦，但长居者仅数百人。

阿尔巴尼亚

由于历史上中阿两国曾出现过关系紧张的时期，因而在20 世纪70 年代后大量中国援阿人员陆续撤离。在80 年代中后期逐渐恢复关系后，赴阿华人华侨数量也比较有限。目前在阿尔巴尼亚注册成立的华人私人公司约30 家，国营公司2家，主要经营商品的进出口业务。此外，一些中资私人公司已经开始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开办服装厂和无线通信公司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有效促进中阿关系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在阿华人也将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

白俄罗斯

中国与白俄罗斯友好往来的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丝绸之路时期，两国在联合声明中也指出“人民悠久传统的友谊”。中白两国自1992 年1 月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发展顺利，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成为“好朋友和好伙伴”。2001 年，中白两国首脑会晤将21 世纪的两国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在21 世纪，两国“将在高度信任、互相合作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白方领导人也十分重视对华外交，卢卡申科总统在2013 年曾指出，“中国是白俄罗斯亲密、可信赖的朋友”，“发展对华关系是白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白俄罗斯是独联体国家中同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之一。

目前， 在白俄罗斯的华人以留学生为主，在白俄罗斯从事劳务和经营私人企业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据统计，2013 年年末，中国企业在白俄罗斯人数为1598 人。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在白俄罗斯开办自己的企业，或与白俄罗斯伙伴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目前，中国已在白俄罗斯注册中资企业40 多家，白俄罗斯在华注册企业近20 家。中白双方企业在对方国家成立合资、独资企业的时机已经日益成熟。

保加利亚

中国与保加利亚于1949 年10 月4 日建立外交关系，1950 年开始互派大使。此后，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迅速发展。1952 年中保签订了两国政府间第一个贸易协议，采取政府间记账贸易方式。1955 年成立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委员会，之后在科技、广播、邮电、植物保护等领域进行合作。两国领导人、政府代表团、群众代表团和文艺团体往来频繁。

1985 年，中保两国成立了政府间经济、贸易及科技合作委员会（自2007 年第13 届改为经济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迄今共举行了14次会议。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后，全面执行欧盟共同贸易政策，降低关税和贸易规范化为双边经贸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贸易额逐渐增长。但由欧盟发起的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也限制了部分中国产品进入保加利亚市场。

中国抗日战争中，张荪芬女士投身医护工作，在战火中邂逅了保加利医生甘扬道。两人于1942 年喜结连理。抗战结束后，张荪芬带着两岁的儿子跟随丈夫返回保加利亚，定居首都索菲亚。她在保加利亚生活了60 年，但始终没有入籍，五代同堂，儿孙成群，生活简单朴素。

苏联解体后，保加利亚局势动荡，经济每况愈下，市场面包需排队，使用政府发放的限额票。乱世见商机，几十个青田人于1992 年远道而来，到菜市场、餐馆兜售酱油、领带及计算器。从中国引入的纺织品和小百货，满足了当地老百姓的需求，后来这些人建立了索菲亚依林翠批发市场。位于保加利亚市郊的依林翠批发市场，原本只是比达卡跳蚤市场旁的小摊，后规模不断扩大，商铺增为1800 家，发展成为保加利亚最大的批发市场。华人聚集于市场的一区，商铺由最初的几十家发展至400 多家，80% 为青田人所有。生意兴旺，客似云来，每日都有罗马尼亚、马其顿及塞浦路斯的零售商前来采购。但2007 年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因欧盟国家实行自由通关制，顾客皆涌入规模更大的罗马尼亚批发市场，促使保加利亚华商转而发展餐饮业。

市道可期的消息传出后，华人大量涌入保加利亚。1997 年、1998 年达到高峰，华人人数达1万人。但保加利亚移民政策的限制、高关税及语言问题，使华人多半只是前来淘金。如今华人人数约2000 人，多拥有长期居留权，主要居住在索菲亚。其中，青田人占80%，其次是温州人、福建人、河北人、上海人及江苏人。虽人数不多，但成立了保加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保加利亚中华联合会和保加利亚青田同乡会等社团。

中餐馆除了维持生计外，早期也是保加利亚华人相互交流的平台。第一家中餐馆于1992 年开业，名为祖国饭店。最初，餐馆老板以南方人居多，菜系以浙江菜为主，如今则以分量大、价格便宜的北方菜为主。而中餐馆是低门槛的行业，仅需2 万欧元就能开业，如今百余家中餐馆布满保加利亚的大小城市。然而因供过于求，生意普遍欠佳，加之保加利亚设置了许多外劳限制，加入欧盟后，从事中餐业者更面临招聘不易的困境。

波黑

尽管中波两国关系日益密切，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增多，但是目前波黑的华侨华人人数仍然较少，他们绝大多数以从事批发零售贸易为主，经营规模较小。根据中国商务部编制的《波黑投资指南（2015 年版）》信息，截至2014 年，波黑人口总数约379 万，而波黑华商仅有400 多人。其中，小型华商企业在波黑主要投资开办贸易公司，经营中国商品批发和零售业，他们集中分布在布尔奇科特区、首都萨拉热窝市及塞族共和国首都巴尼亚卢卡市。波黑华侨华人具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时代机遇和个人努力双重作用下，部分华商的商业规模有所扩大。

由于波黑华侨华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较低，因此他们在商业活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社团组织来发挥其影响力。目前，波黑华侨华人的主要商会和社团有波黑华人联合会、波黑和平统一促进会和波黑中国商会。其中，2013 年成立的波黑和平统一促进会则以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导和帮助波黑华侨华人、巩固和增进中波双边关系为宗旨。这些华侨华人商会和社团通过组织的力量支持祖国，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还积极维护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宣传中国热爱和平的传统与和平发展的理念。

近年来，受到欧债危机影响，波黑经济发展缓慢，华商数量与波黑战后重建初期相比逐渐减少。由于波黑是进入欧盟的门户，同时也是东南欧自贸区成员，其国内自然资源丰富，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这些因素激发了中国企业投资波黑的积极性。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推进，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大型中资企业开始进入波黑市场。根据中国商务部编制的《波黑投资指南（2015 年版）》信息，2013 年5 月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承建波黑塞族共和国斯坦纳里30 万千瓦燃煤电站项目，使两国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2014年中波基础设施合作进一步加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 年中国企业在波黑又新签4 份基础设施项目的承包工程合同。

波兰

无论是国土、经济、人口还是对外贸易，波兰在中东欧16 国中皆居首位，也是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合作伙伴。2015 年10 月27 日，中国“国家智库”和“波兰经济大会基金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中波智库2015 对话”，并成立“波兰中国一带一路促进会”，这是中外智库首次以共建专门机构形式参与一带一路的推动。

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东欧剧变，成千上万的华商涌入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开辟中国商品批发市场。但由于波兰始终坚持严格的签证制度，在这波新移民浪潮中进入波兰境内的中国商贩并不多。而在剧变之前，旅居波兰的中国人以高校留学生和技术人员为主，当时这个300 人左右的知识分子群体阴差阳错地占得商机，在贸易中赚取第一桶金，继而在其他行业快速发展。因此，20 世纪90 年代的波兰华侨华人社会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华商文化素质较高，普遍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大多精通波兰语、俄语或英语，且拥有专业技能，这在当时的欧洲中国新移民大潮中极为罕见；第二，波兰华商虽通过中国商品贸易起家，但并没有在波兰建立大规模的商品批发市场，而是分散进军其他行业。2004 年，波兰华侨华人总数也只有1300 人左右，远远少于中东欧地区同等经济规模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情况在2004 年波兰加入欧盟，签证、经贸开放政策相继出台后有所转变。彼时的波兰成为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对接的桥头堡，大量俄罗斯、匈牙利、罗马尼亚的浙江华商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波兰，建立中转市场，将其作为进军西欧的跳板，又可兼顾东欧的市场和货源。波兰华侨华人以从事贸易和服务业为主，其中早期华商多已转型至服务行业，21 世纪进入波兰的华商则主营贸易业。

波罗的海三国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合称为“波罗的海三国”。目前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华侨华人，大都是苏联解体后才从中国过去的。据建交初期的统计，三个国家中各有数百名华人，基本上居住在各国首都，其中又以爱沙尼亚华人最多。当地华人以个体经营的商人和留学生为主，前者大都以经营餐馆和超市为生，经过一定时间的经营，当地人也逐渐接受了便宜又方便的中式快餐，不少也成为华人餐馆固定的消费者。总体而言，波罗的海三国的民众对当地华人的存在是比较能接纳的。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华人仍然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工作之余少有的娱乐也以华人圈子为中心，比如和亲友聊天、聚餐、打牌，或者是通过网络收看中国的电视、综艺节目等。近年来，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推出房产投资移民政策，吸引了不少有移民意向的中国人。2010 年，拉脱维亚首开此风，对《移民法》进行修订，规定外国人在购买房地产后可获得该国五年期临时居留证。据统计，在该政策推出后四年间，接近2000 多名中国人在拉购买房产并获得临时居留权。这批投资移民构成当地的“新华人”群体，区别于千禧年前后移民的“老华人”，其教育程度较高且有一定的资本，以投资和获得申根国家签证为移民的目的。

尽管目前波罗的海三国华侨华人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规划中，波罗的海沿岸是重要一环，中国与沿岸国家未来合作的潜力无限。当前，无论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还是有移民或海外投资倾向的中国移民，已经注意到波罗的海三国未来的发展潜力。这是值得关注的趋势，也意味着中国向波罗的海三国推广“一带一路”战略中应当将侨务政策的制定考虑在内，以充分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群体的作用。

黑山

自2006 年建交后，中黑两国在经济和科技文教及旅游业等领域的合作稳步发展。现居于黑山的华侨华人，大都是在南联盟时期入境的。据了解，在南联盟建立初期，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华人共约4500 人（1992 年），大都集中在南联盟首都贝尔格莱德。1999 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前往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华商逐渐增多，南联盟解体前后增至6000 人，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贝尔格莱德。华人主要来自浙江省青田县，以从事小商品批发和零售为主，个别经营中餐馆。南联盟解散后，塞尔维亚和黑山分别独立，由于此前过半的华商都生活在贝尔格莱德，这使独立后的黑山境内华人人数较塞尔维亚少得多。根据2008 年的统计，黑山华人人口大约仅有200 人，而同一时期塞尔维亚境内华人将近1 万人。也是受政局动荡所影响，目前黑山华人人数有限，发展空间不足。但就长远来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的脚步，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进入黑山市场，这对在黑华人社群的壮大无疑是重大机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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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

“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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