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我们应当如何安置那些微妙的思绪与难以舍却的记忆，又如何认识用身体承载着这些的我们？第四届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活动期间，我们在单向空间花家地店举办了第二期“新青年”工作坊，六位嘉宾平均年龄 23 岁，谈论的主题为“阅读与写作”。

其实活动当天到场的观众并不多，主持人马乔决定让每个嘉宾都手握一个关掉的话筒，这样就能在“照骗”里显得观众很多，多到需要话筒才能让后排听见。现场讨论热烈而坦诚，六位年轻的朋友讨论了写作之于生活本身的意义，尤其聚焦在“死亡”与“边缘人群”的议题上，分享了各自都是如何以文字的容器来盛放那些逐渐流失的生命，如何应对诸多的“标签”以及它底下的真实存在。

以下是活动现场实录节选，希望这些文字也能给予相信文学的你以继续存活的力量。也欢迎给文末的“新青年计划”邮箱投稿，来与我们相识。

▲第二期新青年工作坊现场

“写作是我与死者交流的唯一方式。”

马乔：每次聊之前我都会有困惑，这样的聊天是否有意义，但每次聊完，我都是有收获的。接下来我们围绕着“写作”与“阅读”展开来聊，自由一些。

王十二：对于我来说，写作的意义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一个补充，或者说是另一种满足。就好比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死掉的人，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文字去记录他，使他的生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不朽。如果我的每一篇小说里都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所有情节都是真实的，人也是真实的，当他鲜活地存在于我的笔下时，我就觉得他在我的文字里获得了永生。

又或者，你很喜欢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俩可能没有在一起，可是在小说中你却可以把你们安排在一起，这就是一种补充。但是我又觉得比较吊诡的一点是，当你用文字去记录某个故事的时候，你笔下的那些人物在你写下的时候有了自己的生命，你就会发现，虽然你是想以文字中的圆满去填补生活的不圆满，但是最后他们在文字中还是走向了不圆满。

▲左：王十二；右：马乔

马乔：刚才聊到死去的人，我有一个体会。我也在日记本上写下过这样的句子：“写作是与死者交流的唯一方式。”但去写她，很残忍地说，是去将死者再杀死一次，让死者真正死去。只是我受不了这么亲密的人离开的痛苦，所有回忆每时每刻都在翻涌，我必须把它定型，凝固。和她把所有的话说完，以最深沉的方式，我才可以继续在活人的道路走下去。记得戴琳发表的《天鹅之死》也有关这个话题？

戴琳：我写《天鹅之死》的时候是在写另一篇小说。因为当时过年，我们家来了一个叔叔，是一个 80 年代的学历史的大学生。我觉得 80 年代的大学生在毕业之后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出路，但他毅然走向了名叫鄂温克旗的草原上去放羊。我觉得这个人很奇，然后大家就聊天。我们那边冬天的时候，大家聊天就会聊一些往事。大家聊这个人的时候就说他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是病死了，所以他决定留在这里，继续做他女朋友当时在做的事情。

听完之后，我没什么反应，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为他哭了一场。我怎么也接近不了他的状态，我没有他的体验。我只是想用小说，看能不能稍微触及他的生活，哪怕一点，或者能稍微理解一下他对这个人死去之后，对这些事情理解。整个过程我写出来其实很快，因为这个故事很简单。但是改的过程其实是一次次经历心碎的过程。对我来说，死亡对他的意义可能对跟我的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我想说的其实都在我的小说里。

▲从左至右依次为：戴琳、林砚秋、董晨、尼洋

“我在写作里总是不由自主地偏向那些

矛盾、纠结、挣扎之中。”

田也：我觉得咱们这一代人可以经历的生离死别，要比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要少很多很多。所以其实我没有真正的经历过说身边很亲近的人死亡的悲痛。但是因为我原先在写小说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写的短篇小说到最后，不管我前面想怎样去铺垫，想怎样讲这个故事，到最后的结局都是这一个主人公他死掉了。其实我在想这件事可能源于自己就是在表达的时候更多的偏向于自我。就是写作可能作为我自己的一个宣泄口。那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那些东西，但是种种的难题，也会很困扰。你会让自己陷入很抑郁的状态，让自己觉得会去考虑生命，或者是自己死掉好像觉得也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一个人选择自杀，选择终结生命，或者是选择持续堕落下去，这是两种常见的自杀方式，但是当你选择努力的生活，选择很奋力地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也在是用另一种方式自杀。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其实从生下来，尤其是当我们物质生活很富足，精神变得空虚以后，我们从一生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自己用种种的方式，我们要想方设法去避免终结。

▲右一：田也

哪怕是你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积极面对生活的一个人，他其实也只是选择用这种生活态度去和那些所有的困境矛盾去和平相处，去做一个和解。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想去奔着那个目标去做，但是大多数时候都是天不遂人愿，我们只是尽量去避免尽量晚一些的去遇到那些真正的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在一种逃避的状态。

所以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就总是会不由自主的去偏向人和自己的那些矛盾、纠结、挣扎之中。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开始有很大的质疑，就是会感觉如果你长时间的去写字，你会不会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面，你与其他的东西脱轨。但是这个问题反正也想了很久，后来包括看一些我们同龄人的小说，发现有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状态下。我和王十二一起做一本杂志叫《反航》，就有很多也是同龄的作者的稿子在上面，然后印出来以后我爸还拿走一本回家看，看完以后有一次跟我说，我觉得你们这帮人写的狗屁都不是，我就觉得其实想来挺有意思的，他们那一代人认为更好的作品可能是就像余华写的《活着》那种社会性的、家族性的东西，去面对这种种的社会困境，而我们好像都回到了自己本身与社会的关系，自己的那种斗争之中，所以其实也是挺矛盾的一点。

▲田也和王十二合办的独立杂志《反航》

马乔：困境和抑郁其实是很普遍的一个事，刚才你的许多描述我都同意，我自己也有很多相似的体会，但我会有两层保护膜，有两个东西在保护我。第一个是现代心理医学。刚才你说的“活着是一种自杀的方式”，我可能没办法一下子反驳你，但我知道人可以去到达另一个状态里，不会轻易地说出这样的话，能说出同样无法反驳的，意思完全相反的判断。我会尽力让自己处于那个状态里。

第二个保护是我经常会读的鲁迅。现在哪里都是，好像积极乐观的人就很幼稚，黑暗、绝望与虚无才深刻，但鲁迅说了：“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绝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和希望一样都不可靠。活着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活得没意义。抵抗虚无，读鲁迅给我的感觉就是支撑，他在把我立起来。这不是什么“积极乐观”可以概括的，得去读他的作品。

《野草》

鲁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我想表达的东西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观点，

而是一种思考的状态。”

尼洋：刚才马乔谈到了现代心理医学对于人们面对死亡这件事的影响，这让我想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参与，那就是宗教，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更为重要或者常见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对有信仰的人在面临巨大的心理冲击时的心态有一个理想化的想象。

事实上，在很多时候你是会对你自己坚持的，或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自觉形成的一些观念产生比较强烈的反思，甚至怀疑的，尤其是在你需要经受像面对死亡这样心理考验的时候。我觉得，当你在面对死亡，或者说等待死亡到来时，所思考的很可能是要比选择去死亡时会更深刻。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我陪伴我祖父走过他人生最后阶段的经历，我的祖父作为佛教徒留下的一些思考。他在临终前一直在强调两件事，一是他年轻时喜好打猎所积累的恶业，他将自己身体上经受的痛苦归因于此。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强调他这么做是为了帮助村子里更多的人改善生活条件，他把自己付出获得的猎物分给大家，在他的理解中这同样是他的信仰观念里所鼓励的利益众生的行为。在我看来这种心态并不是简单的忏悔，它不是明确地在承认或接受什么，而是一种反思，或者说一种困惑。这种思考是非常触动我的。

而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往往会陷入类似的矛盾和思考，这当然并不一定是宗教的、或者是面对死亡这样的冲击才会产生的。我很希望用某种形式去保留或者呈现我说观察到的或者经历的这种思考或者情绪，然后我就选择了写作，把这些思考东西融入到我塑造的一些人物或者场景中，我很喜欢这种微妙的表达方式，我去谈一件想象中的事去承载我的思考。

但我完全不是想去说教什么，这是很无趣的，我自己最喜欢的状态是当我在讲完一个故事，或者描绘完一个很小的画面之后，就是所谓的“作品”完成之后，我依然还是在思考的。我想表达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观点，或者态度，而就是一种思考的状态，很高兴我找到了写作的方式去实现。

▲尼洋

“写小说的时候，

我会呈现鄂温克族人别的生活面向。”

马乔：因为谈到宗教，然后我记得戴琳是萨满教。其实我的生活经历还是很单薄的，城市标准流水线的学生，而从你的文字与交流里我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关于爱情的那些事，我很感动，差点泪目了。这会让我感觉今年办了一场很有意义的沙龙，直接体会到了之前永远感受不了的东西。

戴琳：之前说的是个体的死亡。我觉得我自己长期以来面对的其实是一个群体的消亡。我是鄂温克族，它人数本身非常少，在中国东北部，在俄罗斯也有一部分。我以前没有什么“民族意识”，因为我是汉授出来的，那边学校分汉语授课和蒙语授课。我第一次意识到作为一个群体，我在消亡的时候，是我看到一个纪录片，顾桃拍的。这个纪录片里面有维加这个人，他现在就是我的全部生活支柱。他在里面生活状态是我周围人的生活状态。在草原里，因为没什么活干，所以显得人醉生梦死。这个活儿就是我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一些工作，但是对于一些猎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其实已经没有了，禁猎了。禁猎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完全被改变了，他们一定要经历一个从山上变迁到城里的这样一个过程，并且他其实没有很多技能去适应当代的生活，他不能适应就是比如说去他们厂做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很多猎民在其中感到巨大的绝境，唯一能抵御绝境的方式就是喝酒，然后可能会冻死在外面。有很多猎人青年都是这样死掉。

维加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在收猎枪的时候跑到山林里去躲了一个月，大家围堵他的时候，他就直接从悬崖上跳下去了，但我觉得他那个决心真的震惊到我。一个人为了捍卫自己生活的这种决心。我觉得他那个虽然是跳下去，但他明显在说自己不想“死”。

▲维加

我其实挺讨厌大家都把鄂温克族说成是一个狩猎民族的。

想到一场聚会中，又来了一位老师，重新要做自我介绍。饭桌上大部分学生都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我比较“奇特”，是少语系的研究生。当得知我是少语系的研究生后，紧跟的立马就是有人介绍了我的身份——鄂温克族，似乎不是少数民族就不能进入这个略显神秘的学科。那位老师大约是看过顾桃，他立马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扫了我两眼之后问我是不是哪个部落的人。我也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告诉他我是“索伦部”，不是“敖鲁古雅”。当即他用一种了然的但立马失去兴趣的口气“哦”了一声。这个事情让我不能忘怀。不管是鄂温克旗的旗徽，还是顾桃的纪录片的“成功”，就连鄂温克人内部的“狩猎≧游牧＞农耕”生产生活方式鄙视链的话语表述都似乎指向了鄂温克族一定是狩猎民族这一基本“事实”。

▲“成功”了的顾桃执导纪录片《敖鲁古雅养鹿人》剧照

不管鄂温克族这一族群是如何被识别被建构，但基于我曾经也说过“我心里认为我是敖鲁古雅而不是索伦”这样的话，我也无法否认承认自己是狩猎民族这其中的好处，因为这又符合人们的浪漫想象，又吸引了陌生人好奇的眼光，这对我一个普通人来说实际上是非常易得的社交货币。

但我仔细思索过后，一旦我认同鄂温克是狩猎民族这一基本“事实”，我就不得不也接受因狩猎被禁止，而自己的根基被完全被悬置在现代生活的空白处这一后果。如果我要继续使用鄂温克族这个身份，我是不能接受这一后果的，因为我能明显感觉到鄂温克人这一个群体有能够进入现代社会也并不丢失传统的方式（地理上的限制规定我们不得不适应自然），这样一想我就不再活在自己即将“消失”的重重焦虑之中了。所以我觉得我写小说的时候，我要呈现它别的生活面向，这可能是我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那些无意义的标签之下的真实，

也是我想书写的。”

尼洋：我在想很多时候，所谓的边缘群体，或者少数族群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种边缘性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建构和夸大的，而人们在建构这种认知时就需要一些符号来定义它们，这些定义就是遮蔽真实最根源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待一个所谓的边缘群体时，都是把它当作一个集合体来看的，就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同一个画像。而当你去书写他们（对我来说其实是我们）时，当你聚焦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场景时，才会看到那些无意义的标签之下的真实，这也是我想书写的。

马乔：我接着话题，刚才聊到边缘群体。其实这一年我生活里有一条暗线，就是在接触性工作者，去“大保健”的大本营，不发生关系地与性工作者聊天。年初的时候看了人大潘绥铭教授的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我在现场》，感触很深，我们提到“妓女”二字，首先印象可能是脏、贱，而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刻板印象，实地的接触纠正了更多。

我的感觉是，她们换一身正常衣服，中学时和我一个年级一个班没一点问题。她们也大都有男朋友，职业与生活是完全区别开来的，她们也是普通人。其中有几位我们聊得非常愉快，关于一些生存与爱情的事，她们比我深刻得多。想想她们处在的两个位置：道德底端，又在法律之外，想象一下她们的生存境遇。我在接下来的写作里在面对这个问题，不是说去给她们争取个好形象还是怎样，而是我认识了她，我努力理解她，努力真实地还原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们不一定都是好人，这很难概括，但我见到的很多都可以用“可爱”来形容，这是我的一个体会。

《我在现场》

黄盈盈、潘绥铭等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当你不能对别人产生共情的时候，

对我来说，事实就更加残酷。”

林砚秋：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没有直面过真正的死亡，缺乏近距离接触死亡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的家庭，提供给我的这种经验是空缺的。唯一最靠近死亡的，给我带来死亡冲击感的是在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是那种一个学期除了交作业以外，没有任何交流的那种男生。这个男生他肾脏有问题，二年级的时候就去处理过，做过手术。但是后来又救回来了，就是旁人不说就看不出得过大病的那种小孩子。后来我们上的还是同一个初中，但不是同班了。到了初二，我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了，就是有一次，突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这是我第一次直面一个你认识并且还算是关系比较靠近的那种人的死亡。他就像一个空格一样突然被空格掉了。所以死亡给我的第一冲击是消失。因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第二天正好是月考，我和这个男生正好分到了同一个考场，他的位置就在我斜后方，那个位置是空的。

一整天的考试，那个位置一直是空的，一直这样空着。除此之外整个考场都坐满了，唯独那个位置空着。所以死亡给我的感觉是空缺，是消失。包括我刚刚就在想，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可是我只能记起他的姓氏，连他的名字都不再记得，纵使我们是小学同学。他的死亡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他是去上海接受检查，注射了药水，然后就过敏了。因为没有做皮试，直接就注射，产生过敏反应以后也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身体就迅速衰竭了。然后直接当晚就去世了。他的父母亲快 50 岁了，后来在医院要说法了一段时间，但是也没有什么结果。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才知道，而我当时第一个最直接的一种感受，是这个人的这一段生命就这样消失掉了。包括在接下来几年里，他的名字他的身份，就慢慢地消失在每个人生活当中，甚至慢慢的消失在他父母的生活中。我不怎么写死亡，纵使我一直在反思，但我始终没有办法，做出某一种确切的，或者说恒定的理解。

但是这样一种消失，给我一种很大的冲击，在于发现每个人其实都不算什么，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慢慢地大家都会遗忘。几个月前，我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的亲妹妹——她今年应该刚上高一——在暑假的某一天突然头痛，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出来脑肿瘤，恶性的。而真正让我感觉到惨痛的是，昨天晚上我朋友在微信上问没有推荐的国产电视剧或者电影，给正在术后修复的妹妹看。我说，那你去看哈利波特吧。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沉默了很久，说国外的看不了，因为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肿瘤已经压迫她的神经中枢，小姑娘识字已经非常困难，一切都得重新学。那一瞬间可以说我感觉到了颤抖，非常深刻，因为她这个年纪本来应该在校园里，跟其他小姑娘一样，学习，或者说早恋。但是她现在连看个电影都已经处于被选择的这样一个境地。人的生命有的时候是被选择的，空缺或是被空缺，然后人也是慢慢被遗忘的。这样一种对生命存在与流失的质感，可以说是一个很小的，旁观的瞬间，但是往往在我手心里放置了很大的东西。当你不能去对别人产生共情的时候，对我来说，真相其实就更加残酷。因为你再怎么去靠近别人，你也没有办法体会躺在病床上等着日子过完的感受，尽管身边没有人谈活着，或者死。

“我不认可把写作‘本身’当成

所谓‘精神层面的高级活动’的说法。”

现场观众：大家聊到死亡，我就想到小时候看杀羊。你追，它会跑。追到了，它就不动了。它像是觉得自己命不好。这是我对死亡比较早的直观感受。后来我有个同学，她当时发朋友圈，说她的亲人无情。因为他们去参加奶奶的葬礼，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在打麻将。会有很多人来吊唁，所以就需要有人安排，葬礼更像是一个应酬的空间。她看不惯这个。可是等到葬礼的流程结束了以后，她的姑姑说，从今天开始，我没有妈妈了。你会发现这才是她面对自己失去母亲这件事儿的时刻。

▲现场观众一起讨论

很多东西在书写里是会被遗忘的。以前我们有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我们会说书写是一种对“被遗忘”的反抗。但其实反抗就意味着你在遗忘这个东西。所以对死亡的书写，是蛮需要真诚的。真正需要书写的死亡，往往是我们无法面对的。就跟你给羊脖子上抹一刀一样，一个人是突然间就没了。死亡就是一瞬即逝的东西，让它产生意义的事情是你附加的言说。在这里你的死亡被延长，但那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堪的事情。

因为死亡这种事是孤独的。它的有效沟通范围，就是那么窄。所以把这东西写好，你得决绝的放弃很多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你个人对书写的认知是什么很重要。你可以一辈子不写东西，但是你说我热爱文学，这是没问题的。你也可以说我写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一声不吭，我默默的去写，然后谁也没见到我的这个东西，看不看无所谓，我觉得这也可以。但你自己心里得明白。游戏性、知识性的，泡沫的生产的东西，或者是借感动别人来自我感动、自我编织：这种写作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不认可把写作“本身”当成所谓“精神层面的高级活动”的说法。它可能是死亡的另一种意义。

“我们也许在通过‘写作’这一‘边缘’行为，

创造出更为‘边缘’的人格。

而难道生活中更多的‘主流人’不值得写吗？”

董晨：因为各位提到的，也说到了一个我一直在反思的问题。我们所见到的年龄相仿的作者在叙事性作品中塑造人物的时候，总会倾向于塑造内敛的，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角色。他们都在不断动用自己的情感，在暗处进行思考。但是现实世界却未必如此。我们真正在生活之中去面对一个人，他拉到一边去，问他“你是不是在思考什么？你是不是在感受什么？”我们很难获得一个真诚的回答。因此，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语境下，进行文学创作本身即是一种边缘的行为，而通过这些边缘行为，我们又创造出了更为边缘的人格。层层递推之后，我们会发现，即使不以现实主义的任何的眼光去审视这些作品，其中也存在太多的“离奇”。而在同类相惜中——就是我所说的边缘的目光投向边缘，就会导致在某个范围内，仿佛只有边缘才是主流，真正的主流反而是边缘。这样状况，不免会让人产生疑问，难道我们的生活中接触的更多的“主流人”反而是不值得书写的？只有他有特异点了，他展现出大不同了，他脱离一定的社会氛围了，这个人才有被书写的价值吗？我觉得事情应该不是这样。

两三年前当我还在中文系学习的时候，我还在坚信文学中的人一定是文学的，文学的人才会出现在文学之中。但在之后的工作经历中，我在否定自己的看法。其实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们是不是畏惧死亡？他们非常畏惧。他们是不是渴望着什么？年轻人在渴望着爱情，老人在渴望着荣耀与智慧，是不是如此？是的，他们渴望非常渴望，但是他们每天做什么？他们可能是聪敏和有地位的人，有社会影响力，能启发思考，能引导政策。但他们每天仍然免不了思考，自己上个月的机票是不是能报销，下个月是不是有打折商品需要抢购。他们不平凡的一面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但如果我们将他们完整的人放在叙述中，所应说的东西便不大一样了。

我去年还和马乔提到，在我的写作计划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一部官场小说。当然，如果我和一些同龄的写作者说“我要写官场小说。”他一定会投来鄙夷的眼光——你是不是不想混了。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体制内”反而是新一代写作者的盲区。去记述他们的作品不是没有，但往往都是充满了厚黑学、意淫和荒唐想象的作品——这些事远远不够的。我希望可以逼近他们，或者是“我们”，写一写身边人身边事，尝试更多的“古典”的方法，来实现所谓的分析与表现。

对我而言，这也关乎另外一个问题，在写作前我总会面临一个重大的困境，那便是，当我决定写小说时，会首先思考，我要表达的、我要表现的主题或故事，如果是以电影的形式或者用舞台剧的形式呈现，会不会比小说更优秀，更有冲击力？会不会比小说更能向受众传达我希望传达的信息？如果我心中的答案是“是的，把这样的一个故事拍成电影会更好。”那我便无法下决心去写这样的一篇小说。但是相比之下，可能正是这些非常平淡的、缺乏普适性的、让人读起来可能不是那么有意思东西，却未尝不可能是现在我们写作的更好的空间。当然，我的这个想法还不成熟，但无论如何，每次动笔前，我会向这个方面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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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系节选，

编辑丨程絮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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