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炀帝即位之后，立刻发动百万之众整修北方的长城，同时挖掘长堑，以做防御突厥的准备，这些举措，在《资治通鉴》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他所作的这些工作，都是在突厥仍在启民可汗这个时时对隋王朝保持恭顺的“臣属”控制之下所进行的。

换句话说，在突厥仍像隋文帝时代一样向隋炀帝称臣的和平时期，隋炀帝已经意识到了突厥经历了几十年休养生息的威胁，却又不能像他父亲的时代一样，通过挑拨离间，促成突厥内部的分裂和瓦解，属于顾着面子就没法顾里子的窘境。

要知道，突厥汗国对于曾经的北周、北齐和初生的隋朝而言，曾经是无法抹去的恐怖记忆，曾经的北周王朝甚至要迎娶突厥公主作正宫皇后，这种“和亲”，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间关系的不平等，或许可以与元朝向高丽王下嫁公主相提并论。

直白地说，曾经的北周王朝，根本就是突厥的臣仆。

而隋代周之后，统一的突厥汗国仍旧是控弦百万、东西万里的庞然大物，直到长孙晟北上离间突厥内部，分裂为东、西突厥，隋朝又打又拉，才让元气大伤的东突厥汗国臣服，称隋文帝为“圣人可汗”。

然而，隋炀帝即位时的东突厥，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更重要的是，突厥人已经摸准了隋炀帝的脉搏，或者说中式帝王的脉搏，所以，在大业三年，隋炀帝大肆铺张地北巡榆林时，启民可汗为“圣人可汗”引荐了一群特殊的“客人”，见《隋书·突厥传》：

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朕以其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王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惧。

这段对高句丽使者的威胁，在《隋书·炀帝纪》中也有记载，措辞更加严厉，而这次与突厥的“盛会”，在《资治通鉴》中还有一段更神奇的记载，那就是启民可汗亲自为隋炀帝的御驾拔草修路，所谓：

于是发榆林北境，至其牙，东达于蓟，长三千里，广百步，举国就役，开为御道。

突厥可汗可谓恭顺至极，可是，却不露声色地，将高句丽人推到了隋炀帝的面前，见《隋书·裴矩传》：

（裴矩）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东突厥可汗）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隋文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杨坚五子）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mo）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着，当率突厥，即日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

结合上下文可知，高句丽使者实则是“朝于突厥”的，并且是突厥启民可汗亲自暴露、引荐给隋炀帝的，而之前亲自拔佩刀为隋帝拔草的行为，更是将隋炀帝的注意力引向了东北方向，所以，无论是裴矩的建议，还是之后隋炀帝的圣旨，都提到了一点：

当率突厥。

问题是，日后隋炀帝对高句丽的三次成行的大征伐，除了各属国的使者，有东突厥汗国派出的大军吗？

事实是没有的，也就是说，隋炀帝君臣完全乐观估计了突厥的“恭顺”。

更不幸的是，这种“恭顺”甚至到了启民可汗于大业五年死去之后，仍旧迷惑着隋朝君臣，一直到大业十一年八月，隋炀帝在经历了三次虎头蛇尾的辽东征伐，国内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仍旧想复制大业三年北巡的盛况，就被咄吉始毕可汗出动数十万骑兵突袭，如果不是下嫁突厥的“义成公主”派出使者告知变故，隋炀帝车驾得以据城守卫，能不能离开雁门还很难说。

而这次突袭围困之后的几个月后，隋炀帝就离开了根本之地的长安，甚至不在自己营建的新都洛阳逗留，而是沿着运河一路直奔江都宫，并一直在那里直到被乱军杀死。

事实上，当隋炀帝在大业十一年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在雁门郡之后，整个北方的政治格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厥这个庞大势力的介入，彻底抵消了围绕隋炀帝本人的正统朝廷和禁军的威慑力。

原本隋帝国的中央禁军是整个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武力，隋炀帝也是天下各国的“共主”，任何反叛者都要顾虑和这样的敌人对抗的最终结局和力量对比，然而，在大业十一年之后，所有有志于“反隋”的野心家们，都有了另一条更强健有力的大腿可选，那就是——东突厥汗国。

而到了这个阶段，哪怕是隋炀帝有心率领宿卫禁军西归，其结果也不会比宇文化及的命运好多少，因为这一路上不但有李密这样的叛军在黎阳、洛口等仓城要点的疯狂阻击，还要面临着郡县统治瓦解之后，整个大军无从供应的困局。

要么，就一路饿着肚子打过去，要么，就被愈演愈烈的反叛者困死在某一个城池之中，这正是隋炀帝的宿命，而这个宿命，或许在大业三年，启民可汗为他引荐高句丽使者时，就已经注定了。

虽然启民可汗早在大业五年就已经死去，可他的这一招祸水东引，却真真切切地报了东、西突厥分裂的一箭之仇，而动荡的隋帝国重新陷入分裂之后，又产生了一群“儿可汗”，比如刘武周被封为“定杨可汗”，梁师都被封为“解事天子”，郭子和则被封为“屋利设”。

就算是李渊， 起兵后打的旗子，也已经昭示着向突厥臣服的事实。

唐人赵蕤《长短经》卷4《霸图》：

秋七月，唐公将西图长安，仗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

宜兼以绛杂半续之。

《资治通鉴》卷184的记载是：

（裴）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隋朝尚赤，突厥尚白，所以，打“白旗”实际上是昭示对突厥的臣服，而杂用“绛白”，正是李渊所说的掩耳盗钟，就是假模假式地向天下表明，我还是隋朝的臣子，而不纯是突厥的“臣属”。

要知道，李渊是隋炀帝的亲表兄，也是“八柱国”家，关陇集团中的顶级贵族，在北方反叛时，仍旧要打突厥的旗子，试问，已经被突厥包围过一次的隋炀帝为什么不回归北方，究竟在顾虑什么，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