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真爱”,人们便会想到男女恋人之间的爱情。然而,不仅是男女之间有着异性相吸的“真爱”,男人之间也存在着“真爱”,这是男人对于男人的钦佩与欣赏,或者说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对于关羽,便有着这样的“真爱”。

曹刘徐州之战,刘备战败逃走,关公为了保护两位皇嫂周全,与曹操“屯土山约三事”,就此开启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历程。

然而,尽管曹操明知道关羽对刘备是忠心耿耿,并且是一心还想着追随刘备,可他依旧用尽各种方法厚待关羽,为其讨封汉寿亭侯,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仅送美女、送新衣,还将宝马赤兔赠予关羽,他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希望关羽回心转意,就此真心归降于他。

可关羽虽对曹操充满感激,但却一日没有忘却与刘备的兄弟之情,最终在得知刘备下落后,关羽“挂印封金”,随后“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投奔刘备而去。可面对关羽的“绝情”离去,曹操非但没有进行计较与阻拦,还最终选择主动放关羽离去。

可以说曹操这样的心态与做法,用当今非常时髦的一套句式,即“关羽虐我千百遍,我待关羽如初恋”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


然而,历史上用“真爱”求贤却反遭“虐心”的又何止是曹操一人,清朝的第二任君主皇太极,也有着同样的经历,而他所“心心念念”的正是明朝末年的辽东名将祖大寿。

纵观皇太极“追求”祖大寿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将爱心、耐心、诚心以及宽容之心表现到了极致。尤其是面对祖大寿在“大凌河之战”后的“先降后叛”,皇太极依旧保有对于祖大寿的这份“倾心”与“爱慕”,并且在“松锦大战”后依然用极高的礼遇接纳了祖大寿,也就此彻底将其“征服”。

而这场皇太极对于祖大寿的“追求记”,也就此成为皇太极时期对于明朝降臣降将整体态度与立场的一个重要缩影。


数次交战过招,让皇太极对于祖大寿充满了“真爱”。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宁远(今辽宁兴城)人,自明宣德年间正式迁居辽东开始,祖家便世守辽东。

实际上,不仅仅是祖大寿,包括祖大寿的父亲祖承训,兄弟祖大乐、祖大成、祖大弼,子侄祖泽远、祖泽沛、祖泽盛、祖泽法、祖泽润、祖可法等人,都是在明末清初的辽东战场上响当当的人物,为大明王朝可谓是披肝沥胆。

崇祯皇帝登基之后,为了表彰祖家世代的功勋,特命于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这便是对于祖家功绩的极度肯定。也正是因为如此,颇有眼光与远见的吴三桂之父吴襄才会选择主动与祖大寿进行联姻,看重的也是祖大寿本人以及整个祖家的这份影响力与号召力。


然而对于皇太极而言,祖大寿在战场上的卓越表现,才是使其为之“倾慕”的关键。

皇太极与祖大寿的第一次“过招”,是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宁远之战”的时候。

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全部主力十二万人,号称二十万,围攻宁远,袁崇焕率部“独卧孤城”,抵挡后金军队的进攻。

此时还是参将的祖大寿奉命镇守宁远南门,而这也是努尔哈赤的主攻方向。祖大寿身先士卒、沉着应战,让后金军队的无数次冲锋接连无功而返,为“宁远大捷”的取得立下了大功。最终,努尔哈赤饮恨宁远,而据说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被大炮轰伤。

就这样,关宁军闻名远扬,后金众将也就此领教了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人的厉害。


皇太极与祖大寿的第二次“过招”,是在天聪元年(1627年)“宁锦之战”的时候。

皇太极先是率兵包围由总兵赵率教镇守的锦州,在劝降不成、强攻又不可的情况下,进而挥师攻打由时任辽东巡抚袁崇焕坐镇守卫的宁远城。

然而,令皇太极没有想到的是,袁崇焕一改此前一年“宁远之战”时,“凭坚城、用大炮”基本方略,而是让总兵满桂、孙祖寿,副将祖大寿、尤世威、许定国等人,直接在城外列阵,与后金军队展开“野战”。

皇太极认为以“野战之兵”必能大破明军,于是不顾其他三大贝勒的反对,亲率一众小贝勒就冲向了明军,结果被打得大败,损失极为惨重,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也皆身负重伤,皇太极只能无奈撤退。

随后皇太极领兵回师又攻锦州,依旧是无功而返,明朝这面也就此取得了“宁锦大捷”,“关宁铁骑”也成为了皇太极“噩梦”般的存在。


皇太极与祖大寿的第三次以及第四次“过招”,是在天聪三年(1629年)“己巳之变”的时候。

这一次,皇太极亲率八旗主力,在蒙古部落的带领下,绕过由袁崇焕镇守的关宁锦防线,从龙井关、大安口破关而入,一路烧杀抢掠,最后将北京城团团包围。而袁崇焕赶忙率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人领关宁军疾驰入关,挥师勤王。

后金军队从德胜门与广渠门同时进攻北京城。守卫德胜门的满桂、侯世禄被击溃,大败而归,满桂还被城上火炮所误伤。反观广渠门外,袁崇焕亲自上阵,带领祖大寿、王承胤等人成功抵挡后金军队的进攻,取得“广渠门之战”的胜利。随后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又在左安门与后金军队的对峙中占据优势。“京门三战”中的两场胜仗,使得京城之危稍纾,同时也极大的鼓舞了明军的士气。


皇太极与祖大寿的第五次“过招”,是在天聪四年(1630年),此时的“己巳之变”已经进入了尾声。

这个时候的明军已经开始集结并发动反攻,意图将皇太极“困死”在关内。而之前因袁崇焕被下狱而负气出走的祖大寿,也在孙承宗的劝说下,重新集结关宁军主力西进。

这期间,祖大寿最大的战果就是取得了“双望之捷”,根据《崇祯长编》中的记载:

“又次日,令副总兵金国奇、参将黄龙、汪子静统领各营步兵留守关门,大寿亲统副总兵何可纲、坐营都司吴襄、游击祖泽洪等继诸兵后,为中权,以午时抵抚宁。(于山谷中设伏,令人率兵二百)前抵双望挑战,引入伏中。各兵四起奋击。自午至酉,交十数阵,转战三十余里,渐近永城。城上枪炮震发,各门突出精骑接战。左翼参将张存仁等三将亦至。大清兵奋勇截杀,势不可挡。诸将知猝未能破城,收兵回抚宁。枢辅孙承宗驿书以闻。”

可以说这是祖大寿第一次作为主帅领兵与皇太极直接对抗,并给予其以重创,更是险些打破皇太极整个的出关部署,无疑是让其吓出了一身冷汗。在这之后,祖大寿又在孙承宗的统一指挥下,率部夺回“永平四城”,彻底肃清了后金在关内的全部据点。


“己巳之变”中,袁崇焕被崇祯议罪下狱,满桂、赵率教等主要将领先后战死,祖大寿无疑成为了关宁军的“重要支柱”与“主心骨”,崇祯皇帝自然是对其百般安抚、极尽拉拢。而与此同时,祖大寿也赢得了皇太极深深的“好感”,或者说祖大寿用其在战场上卓越的表现“征服”了皇太极,使得皇太极对其是“垂涎”不已。


“大凌河之战”,皇太极被祖大寿“玩弄于股掌之中”。

说起来,人的感情也真的是奇怪,接连五次败于关宁军手下,让皇太极对于袁崇焕是恨之入骨,不惜用计也将要将其置于死地,然而他却对祖大寿却是“情有独钟”。

实际上,就在祖大寿取得“双望之捷”前后,皇太极就已经开始了对于祖大寿的劝降与策反工作,目的就是希望借着袁崇焕被崇祯下狱,关宁军上下充满怨气之际,就此招揽祖大寿和整个关宁军。

然而对于皇太极的劝降,祖大寿却一再将计就计,令皇太极完全摸不清祖大寿的想法,为此还损失了不少使者。根据《孙承宗行状》中的记载:

“大寿故与奴有连,降虏银定,故给事大寿左右。大寿遣之奴营,留半岁,奉奴书来议款。款未就,银定仍留大寿所。奴破永平,遣三叛人持黄旗,大书‘讲和’字,诣大寿营。大寿以请,公报曰:‘听大将军处分。’而又密下教曰:‘毁其旗及书,焚之军前。其人惟所置之。’大寿惧,乃立斩其使。公曰:‘大寿真为我用矣!’”

尽管如此,皇太极仍没有放弃招降祖大寿,特别是对于在永平以东三十里一村庄被抓捕祖大寿子侄亲戚等七人,皇太极专门下令要求善待,准许其不剃发,并且在出关前,还放回一人以继续劝说祖大寿投降,结果依然是无功而返。


终于,天聪五年(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皇太极等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在得知明朝正在抓紧重修大凌河城的时候,皇太极火速征调大军,开赴前线。而明朝辽东巡抚丘禾嘉又出现了明显的战略失误,没有当机立断的放弃尚未完工的大凌河城,致使正在城内的祖大寿、何可纲、张存仁等一大批关宁军重要将领就此陷入皇太极大军如铁桶一般的包围中。

“大凌河之战”,皇太极可以说将“围点打援”的策略发挥到了极致。祖大寿率兵数次突围,皆是无功而返,孙承宗组织的数次救援也全部大败而归,特别是吴襄、宋伟、张春率领的四万援军被皇太极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后,明朝这面再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援助,只能任由祖大寿等人自生自灭。

而由于城内本就粮草有限,后金军队长达两个月的围困使得城中早已是弹尽粮绝,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境地。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在“围点打援”的同时,也展开了积极的劝降攻势。

皇太极是在八月初六完成对大凌河城的包围,并且是一边阻击祖大寿的突围,一边进行劝降,特别是在九月十四和九月十八连续给祖大寿写了两封信,但接遭到了祖大寿拒绝。

而在皇太极全歼吴襄等人的援军后,他又在十月初七,安排刚刚俘获的几十名明朝将领,进入大凌河城劝降祖大寿,并且在十月初九,皇太极再次致信祖大寿,保证不会杀降。

面对严酷的现实以及皇太极十足的诚意,祖大寿就此选择妥协,与皇太极展开谈判,并就投降事宜达成共识。

十月二十八,祖大寿在城下斩杀了执意不降的副将何可纲,正式率部投降皇太极。


当晚,皇太极就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祖大寿,并与祖大寿商议此前约定的“智取锦州”之策。

起初,二人协商让金兵换上明军的衣服,在祖大寿的率领下“以假乱真”混入城中夺取锦州,但因起了大雾,而无法实施。随后祖大寿又提出愿意单骑回锦州,通过策反城中守将和军队的方式,夺取锦州,向皇太极献城。就这样,祖大寿仅率二十六人,徒步回到了锦州。

然而,等待祖大寿好消息的皇太极,等来的却是锦州守备加强的情报,以及祖大寿一番极为“客套”的陈词,皇太极这才反应过来,上了祖大寿的当。


或许也是因为数次的劝降让祖大寿明白了皇太极的“心思”,更是知晓了皇太极对他的看重,即便是他继续率领明军对抗后金,他也不需要为自己的子侄、部将这三十余人的性命而担忧。

最终的结果也正如祖大寿所料,尽管遭到了祖大寿的“欺骗”,可皇太极对于祖大寿的“真心”却依然没有变,并且兑现了他在祖大寿之前“投降”时对其的诺言。

“大凌河之战”中投降的明军将领及其家眷、部众,连同城内剩余的民夫与百姓,尽皆得到了安置。特别是祖大寿的这些子侄和部将们,不仅得到了皇太极的信任与重用,他们中的不少人更是在这之后成为了汉军八旗的重要将领以及清朝初年的权臣高官。比如,祖大寿的长子祖泽润,成为了镶白旗汉军的固山额真,养子祖可法凭借战功获封左都督,其副将张存仁也做到了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这样的高位。


“松锦大战”后,皇太极最终“征服”了祖大寿。

“大凌河之战”后,祖大寿“先降后叛”,只身回到了锦州,而崇祯皇帝对于他也是力排众议,给予了极大的信任,依旧让其统兵防御。

至于皇太极,虽一如既往般的通过书信对祖大寿进行劝降,但祖大寿就是不为之所动,甚至有几次还在刻意“玩弄”皇太极,而皇太极也依旧没有选择放弃。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清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派济尔哈朗等人包围祖大寿镇守的锦州,明清之间的最终大决战——“松锦大战”就此展开。


此时皇太极采取了与多年前“大凌河之战”时同样的“围点打援”的策略。

面对洪承畴率领的十多万明朝援军,皇太极积极调兵部署,历时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将全部明军围困在了松山。之后,皇太极发动总攻,就此全歼了明军,并且生俘了明朝在辽东地区的最高统帅、蓟辽督师洪承畴。

而此时的锦州城内,也经过长达两年时间的围困,也就此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人吃人”的惨状又一次被重现。

祖大寿眼看洪承畴的援军全军覆没,同时也自知突围无望,于是选择率部献城,就此投降了皇太极。


祖大寿见到皇太极后,主动为他当年在“大凌河之战”后的“降而复叛”请死罪,然而,皇太极却宽慰祖大寿说道:

“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

可以说,皇太极的这番话是至情至理,不仅把其对祖大寿的喜爱与看重表现的淋漓尽致,更是毫不掩饰这十年以来皇太极的“朝思暮想”之情。

皇太极如此的求贤若渴,盛情难却,令祖大寿非常之感动,再加上他的子侄以及部将都受到了信任与重用,也让祖大寿不再为自己的性命与未来感到担忧。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朝的崇祯皇帝却是性格多疑且刚愎自用,弄得朝堂上是人人自危,只求自保,尤其是当年袁崇焕的议罪下狱以及后来的凌迟处死,给了祖大寿与其他关宁军将领以极大震撼,所以说祖大寿与大明王朝之间有的只是“忠孝礼仪”的牵绊,而与崇祯本人之间却是“毫无瓜葛”。


然而,皇太极也知道,此时的祖大寿与十年之前相比,确实有些“鸡肋”了。一方面,祖大寿已经是六十三岁的高龄,在战场上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祖大寿在“大凌河之战”前后的“降而复叛”,依旧令皇太极是心有余悸,毕竟此时的大明王朝没有彻底灭亡,对于祖大寿也是不得不防。

可即便是如此,皇太极在级别与待遇上,还是给予了祖大寿以极大的照顾,让其出任汉军正黄旗总兵一职,并且对其的赠予也是颇为丰厚。

而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厚待祖大寿,也是因为此时的祖大寿,依旧有着他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首先,祖大寿是招降吴三桂一枚重要“棋子”。

“松锦大战”后,明朝遭受到了重大打击,精心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明朝已然彻底失去了反击的能力,仅能困守山海关和宁远等几座孤城。而在整个“松锦大战”中,只有吴三桂的军队建制较为完整的保存了下来,而他镇守的宁远也是此前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君王历经十余年都不能攻克的。

所以,皇太极积极拉拢祖大寿,也是要利用祖大寿与吴三桂之间的舅甥关系,以对吴三桂实施劝降,进而拔除其挥师入关之路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只不过,即便是自己的舅舅祖大寿出来劝降,吴三桂却依旧不为所动。

“上方欲宠大寿讽明诸边将,使大寿书招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三桂,大寿甥也,答书不从。大寿因疏请发兵取中后所,收三桂家族。”


其二,祖大寿的子侄与部将,都已经皇太极汉军营中的高级将领,善待祖大寿也是要让其安心。

前文中也说到了,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正式扩编创立汉军八旗的时候,祖大寿长子祖泽润成为了汉军镶白旗的固山额真,自领一旗。而包括祖泽洪、祖可法、张存仁等,也都在朝堂上担任高官。

所以,皇太极需要借祖大寿,来对这些在“大凌河之战”以及后来在“松锦大战”中投降的汉族降官降将们进行安抚,以使其更加死心塌地的为其效忠。


其三,此时的皇太极已经将目光放在了挥师入关、逐鹿中原上,而这也是他的一种“怀柔之道”。

祖大寿是辽东的军事世家,其本人更是在明朝辽东战场以及在整个明军队伍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与影响力。对于祖大寿曾经“降而复叛”的既往不咎,继续委以高官厚禄,无疑就此树立其怀柔政策的榜样,解除了明朝有投降意愿的武将和官员们的后顾之忧,特别是那些曾与清军进行过对抗的将官们,对他们的冲击力是更加明显和彻底的。

而这也为后来清军入关争夺天下,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基础,做好了充分的铺垫。


就这样,历经十数年的努力,皇太极终于“追求”到了他心心念念十多年,堪称其绝对“真爱”的祖大寿。而这也是整个皇太极在位时期,其人才延揽与优待政策的一个重要缩影。

在此之前的努尔哈赤时期,对于汉族人采取的是非常极端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尤其是汉族的官员与儒生,不仅政治地位上受到打压,更是受到了极为不平等的对待,甚至还遭受到了努尔哈赤的驱赶与屠戮。

而皇太极自登基后金大汗开始,便一改努尔哈赤非常极端的民族歧视政策,力求缓和了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与此同时,皇太极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举措,极力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阶层,使得整个国家的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此期间,皇太极仿照明朝制度,开科取士,遴选人才,打通了汉族精英阶层的晋升通道,“清初第一汉臣”范文程便是这其中的最大收获。对于明朝的降官降将,皇太极一律予以信任与优待,籍此吸引了一大批明朝官员将领来降,“三顺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便是其中的代表。至于曾经的敌人,皇太极也同样是既往不咎、笑脸相迎,以使其转而为自己效力,除了祖大寿,洪承畴也被皇太极劝降,而他更是在之后清军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也正是因为皇太极对于人才的重视,使得可用之人越来越多,朝堂上下的凝聚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而这也为后来大清王朝最终能够一统天下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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