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在《文学法兰西》一书中说，法国存在一种独特的文学文化，文学、文人的地位很高，但到20世纪，文学家已经不再能够对整个社会发言。

主笔/薛巍

雨果在《悲惨世界》和《九三年》等作品中为群众写作，受到了法国人的拥护和爱戴

文学与政治的交织

德国文学史学家库尔提乌斯说，法国是世界上唯一把文学看作宗教的国家。美国批评家艾伦·泰特说：“没有别的国家像法国那样尊敬作家，西方文化中也没有别的民族比法兰西更理解文学对于国家的价值。”

有人注意到，在美国，人们没有像法国人那样“对艺术的迷信”；在德国，名字前面没有个贵族气的“冯”就吃不开；在英国，男人都忙着搞政治，女人则忙着搞时尚。而在法国，雨果的名字到处可见，从街道、广场，到店面、咖啡馆。在以雨果名字命名的街道上，很多商店都以他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法国纸币上喜欢印文学家的肖像。

美国学者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对法国文学做了一番艺术社会学研究。他说：“法国的公共作家是国家代表人物，这种公共作家是极具法国特色的，是法国独有的一群人。只有法国把作家视为发言人，并赋予文学以巨大力量。”这是因为作家能用语言清晰地讲述人民与国家的故事。“法国文学同国家融为一体，扛起了定义和撑起国家的重任。”在法国，文学是某些国民意识的特有来源，法国的文化实践支撑了民族身份。

在法国，有大量作家曾直接介入政治。夏多布里昂曾担任外交大臣、驻英国大使；贡斯当曾任国民议会代表；雨果在19世纪40年代列席贵族院；马尔罗担任过文化部长。有些政治家有很强的文学抱负，因为“文学能微妙地赋予政治以合法地位”。拿破仑三世写过恺撒传；密特朗写过12本书；戴高乐的几本回忆录都被归于文学类书籍。美国政治家的自传往往请人代笔，而法国人一般都是自己写的。“传记作家会说戴高乐的新闻发布会有着自然华丽的风格，但作品中对逗号的使用犹豫不决，在美国不会有人关注卡特或里根的逗号使用，也没人对尼克松的文字风格感兴趣。”

克拉克比较了文学在法国和美国的不同地位。他说，在美国，至少从19世纪中期起，政治界和文学界就分道扬镳了。爱默生曾劝作家们要心系崇高、远离政治。亨利·亚当斯对政治嗤之以鼻。在美国，律师才是政治主力军，而从19世纪中期起，律师也和文学生活脱离关系了。美国政治人物也曾提笔写作。托马斯·杰斐逊因其《弗吉尼亚纪事》而被视为重要作家；西奥多·罗斯福被视为严肃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约翰·肯尼迪的《勇者侧影》还获得过普利策奖。尽管如此，美国人的重点并不在此。这些政治人物在文学领域的地位比不上其他法国作家。

文学对新生的美国来说有些奢侈。“美国缺乏作家和政治家可以引用的本土文学历史。反观法国，作家们在上流社会可以求得社会上、知识上的提携，也能得到经济上的赞助，因为在法国上流社会，政治与文学本来就水乳交融。法国作家还有一个巨大优势是，他们的工作属于一个声望卓著的文学传统，所使用的是曾经雄霸欧洲的法语。在美国，国家排在文学之前，文学是提供闲暇时刻，是一种放纵。”

法语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法国人对自己的语言引以为傲，认为法语有着天然的精确性，这种精确性来自对理性和智性的推崇。“古代法国就认为抒情必须服从流畅，情感必须服从理智。法语、法国作家、法国文学所呈现的理性面貌是其他语言所缺乏的。作家要有帕斯卡所说的几何学精神，即秩序感、系统感和逻辑感，经验要用智力去整理，秩序和逼真才能带来愉悦。”最终，法国文学“用艺术和文明对抗自然，用精确对抗混乱，用理性对抗感性，用书籍对抗经验”。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的著作《文学法兰西》

从公共作家到知识分子

法国文学史上有过许多作家团体，他们经常举办沙龙或者聚餐。乔治·桑在乡间的住宅大门向朋友们敞开，马涅餐厅的晚餐能吸引来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圣勃夫、丹纳、屠格涅夫等，其他作家则会在特定日子选择在家聚会，如福楼拜是周日，马拉美是周四，龚古尔是周日上午在郊区的家中。而多数作家会在几个圈子里游走。

法国文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克拉克说：“法国文学史上没有像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这样高屋建瓴的公认的天才，但法国却完全可以骄傲地列出一长串让人无法忘怀的文学成就。因此，法国无与伦比的个性是由文学传统而不是单个作家来体现的。”瓦雷里注意到，法国文学史上占据突出地位的似乎总是一些团体，或是对立的作家们，而很少是单个作家。评论家蒂博代认为，法国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具有互补性、对立性的成对作家，如蒙田-帕斯卡、帕斯卡-伏尔泰、伏尔泰-夏多布里昂。17世纪中叶不是高乃依或拉辛或莫里哀的时代，而是高乃依和拉辛和莫里哀和拉封丹等人的时代。

法国的诗人乃至小说家都关心公共事务。“公共作家声望很高，或许是由于他们既是当局者，又是局外人。从古时起，作家虽不是贵族的一员，却能往来于贵族阶层之中，借此获得了双重、模糊的地位。他们在法国的特权还来自一种更古老的传统：诗人与预言家之间的联系。作家的特权来自文学的道德权威，法国文学诉说着一个国家的理想和壮志。”

雨果认为，文学不仅是社会产物，也是社会行动。作家的任务是为未来做准备，栩栩如生地描绘未来。他详细描绘了共和国对未来、民主、自由和繁荣的理想和信念。但到了左拉的时代，“知识和文学分工愈发细化，文学生活的碎片化趋势已经很明显，左拉虽然继承了伏尔泰和雨果开创的传统，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彰显了公共作家的风采，但他没能成为国家或文化的象征”。这部分是因为雨果和伏尔泰是独自对抗整个权威体制，左拉参与的则是集体对抗。

克拉克说，1980年萨特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再也没人能像萨特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20世纪的公共作家渴望整合各种分支领域，并对社会整体进行宣讲。但是20世纪时这种完整统一体已经不太可能了。伏尔泰能认为自己代表整个社会在讲话，但20世纪的知识分子是生活碎片化的产物。雨果也宣扬自由，但他不会为此感到焦虑。一个世纪后，雨果式的热情和自信在知识分子频繁的自我批评中消失殆尽。”

今天，法国文学文化领军人物的地位不再由文学家独享，文坛受到人文科学的大举入侵。20世纪末，“法国文学文化的催化剂往往不是诗人、文学家，而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学者教授们逐渐占据舞台中央，文学家们逐渐退居后台。克莱齐奥、尤瑟纳尔、杜拉斯、波伏娃、克劳德·西蒙、阿兰·罗伯-格里耶等都没获得公共作家所具有的超群的文化权威性。这些作家中没有一人能完整体现法国文学文化，也没有人试图这么做。他们完全回避了公共作家所必需的交流沟通”。

到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流行起来之后，100年前被浪漫主义捧上天的作家，被拉到地上。“结构的统治使个人弱化成了结构中的一分子，哲学家研究的是系统性的关系而非单个主体，文学批评家研究的是文本的形式结构而非作品的创作者。文学不再是由独一无二、具有天赋的人创作出来的独特产物，而是变成了包含多种符码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