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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小传系列/不定期更新/檀弓（撰文）|

在刘裕一生所杀的六位帝王之中，伐南燕的慕容超、征后秦的姚泓、平谯蜀的谯纵属于锦上添花的性质，赢了固然刘裕会声势大振，倘使输了刘裕依然可以固守江东，只是不能开疆拓土而已。

弑杀司马德宗、司马德文这兄弟二人，虽然道义上背负了苛责，但其过程则完全是小菜一碟。

这六位帝王之中，只有对桓玄一役算得上是赌上了刘裕全部身家性命，也充满了危险，稍有不慎刘裕就不是今天的刘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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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的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其必将回归正常的皇权政治之中。”东晋晚期正是这一变态政治的回归时刻，是时的东晋内部存在有三股势力。

第一股是传统的门阀势力，“东晋门阀政治，重门第兼重人物。当权门户如无适当人物为代表以握权柄，其门户统治地位也就无法继续，不得不由其它门户取而代之。”（《东晋门阀政治》）淝水之战后，士族当轴人物陆续凋零，导致“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但其仍是能左右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股是淝水之战后，孝武帝带领下复振的皇权，孝武帝被闷杀后由于嗣皇帝司马德宗“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资治通鉴·晋纪），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就成为皇权势力的代表。

第三股就是前期以刘牢之后来是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集团。

北府军

这三股势力尽管组成阶级，军事力量，思想理论等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改造江东的政治结构加强中央集权，刘裕后来建立的刘宋是这么做的，桓玄早夭的桓楚也想这么做，甚至没来得及篡位的司马道子父子征召“乐属”也是为了集权。既然三方势力都很厉害，为什么桓玄会成为刘裕最强的对手呢？

因为桓玄本身就不简单，说到桓玄，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连皇帝宝座都坐塌（初，玄篡位入宫，其床忽陷，群下失色）的胖子很没用。登基三个月刘裕就起兵反叛，此后桓玄一路败退，又三个月后兵败被杀，而他的大楚朝也在几个月之后灭亡了。

然而这只是我们后人事后开上帝视角的看法，至少在刘裕起兵之时其并没有大败桓玄的必胜把握。

纵观桓玄篡位之前的履历，只能用精彩来形容。作为东晋第一权臣大司马桓温的继承人，桓玄的早年是很落魄的。桓温死的时候桓玄才五岁，父亲的光环并没有给他庇护。相反由于桓温晚年想要篡位，打破门阀之间平衡的举动，使得从朝廷到地方，从皇室到士族，无人不在提防桓氏一族。

年近三十桓玄才出任太守一职，宰相司马道子喝醉酒后甚至当面问他“桓温来欲作贼”（晋书·桓玄载记），你怎么看。无怪乎桓玄感叹“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表达自己郁郁不得志。

然而如果没有点真本事，再怎么感慨也是无用功，况且当时政坛上的桓玄还只是一个“弟弟”。

网络大辞典：弟弟行为，指特别怂，或者特别菜的行为

当时政坛上正真的巨鳄是琅琊王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而司马道子父子此时最为畏惧青兖二州刺史王恭。

桓玄此时闲居荆州，但他利用桓氏家族把持荆州五十年所带来的巨大威望，说动荆州刺史殷仲堪、南郡相杨佺期与王恭结盟，使得王恭两度起兵讨伐朝臣。虽然后因刘牢之反叛，导致王恭败死，太原王氏退出东晋政治舞台。但这两次军事行动却使得桓玄一跃成为一州刺史，从此在政局有了一席之地。

此后更是利用司马道子打算利诱桓玄和杨佺期，令二人倒戈攻击殷仲堪的机会，与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杨佺期结盟，桓玄本人并被推举为盟主。取得盟主地位，成为封疆大吏对于桓玄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对桓玄来说恋恋不忘的还是荆州。

隆安三年（399年），司马元显趁父亲司马道子沉溺饮酒之际，夺取了朝廷中央大权，并自任扬州刺史。桓玄则把握住司马元显刚上台无暇西顾之机，一举消灭了杨佺期和殷仲堪，迫使朝廷任命其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可以说此时的东晋又回到了上游与下游相抗衡的“荆扬之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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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玄并有殷、杨军力，独揽上游，对建康威胁甚大。只是由于孙恩之众横扫三吴，上游才得短期敛兵，未向下游发动攻击。

而改变这一切的正是刘裕，隆安五年（401年），孙恩进逼京口，建康危急，刘裕得以在史书上惊人的第一次登场，奋长刀独战千人，最终令孙恩败走才解决危机。

孙恩的威胁暂时解除后，桓玄和司马元显的矛盾便激化起来。元兴元年（402年），司马元显下令讨伐桓玄，而桓玄亦不甘示弱率兵东下以图攻灭元显。

这是东晋开国以来的第N次荆扬之争，同时又是一次皇权与士族门阀的较量，应该说双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晋书》记载，一开始桓玄只想坚守江陵，即使在不得已听从下属建议出兵时依然惴惴不安“玄既失人情，而兴师犯顺，虑众不为用，恒有回旆之计。”直到过了寻阳仍未见朝廷军队，才稍微安心，士气亦上升，移檄上奏司马元显之罪。

同样司马元显也害怕与桓玄交手，朝廷任命他为讨逆总司令，他却躲在建康不敢上前线；晋安帝亲自出面践行，司马元显无奈登上战舰却不下达进军令，船一直停在长江。

门阀也好，皇族也罢，早已经失去了当年北伐时期的血气方刚。这一个个早把他乡作故乡的贵族子弟，真的是再也担不起历史的巨轮了。

一时间北府刘牢之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关键，《秦汉魏晋史探微》中的“北府兵始末”一章中提及，刘牢之手下的北府兵开始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然而刘牢之的观念却还局限在北府军集团必须依附于门阀或者皇权之下才能得以生存。最终他叛司马元显而降桓玄，司马元显父子被杀，其后刘牢之亦因图谋反叛桓玄未遂而自杀。

再之后桓玄独揽大权，大亨（桓玄年号）元年（403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元兴（晋安帝年号）三年（404年）二月，刘裕假装要打猎，趁机聚集北府兵残余兵将一千七百余人，在京口举兵起义，并诛杀了镇守此地的桓修。

接着三月又斩杀桓玄手下两员大将——吴甫之和皇甫敷。桓玄得知亲信大将接连被斩杀，大为震惊，而此时刘裕部队已逼近覆舟山（今南京九华山）与京城也就是一步之遥了。

对于覆舟山这道建康最后的屏障桓玄很是看重，派遣大军前去驻守。怎奈派去的这帮兵士全是北府旧部，不光不能抵抗刘裕，反而调转枪头回来一块攻打桓玄。

在这种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桓玄不得已放弃帝国东部，退回了荆州。

志得意满的刘裕得以进入建康城，顺便烧掉了楚太祖桓温的牌位（桓玄称帝后将桓温的牌位供奉在建康太庙）。刘裕匡复晋室的第一阶段就此圆满结束。

表面看上去刘裕讨伐桓玄的过程特别顺利，风卷残云就扫平桓楚。然而究其原因这是东晋末年政治斗争的一个结果，东晋末年的三股势力中至桓玄篡位之时，皇权已然消亡，北府军也在刘牢之死后解散，刘裕起兵虽属北府兵集团，然而实际却是借北府兵残骸打造出一个新的政治军事集团。

刘牢之的死对刘裕是一个巨大帮助。如果不是刘牢之及一大批北府兵高层将领被诛灭殆尽，那么刘裕、刘毅、何无忌、诸葛长民这一大批中层将领很难有出头之日，更不必说去领导起义。

同样刘裕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出在桓氏家族。桓玄虽然击败各方势力囊括了东晋大权，但由于桓氏家族自桓温以来长期盘踞在荆州，对下游的控制力不强，尤其是三吴和建康的士族门阀并没有与桓玄带过来的荆州集团磨合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桓玄急于篡位，后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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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综上，即使事后细细分析当时的情况对于刘裕来说是多么的有利，但是在起兵之时刘裕依然是冒着巨大的风险，一共十余将领率领千余残兵，与坐拥十数万大军的桓玄对抗，难度可想而知。

哪怕在将桓玄驱逐出下游之后，回到上游的桓玄反而能更加放开手脚，凭借桓家五十余年积攒的实力与刘裕等人决战。

讨伐桓玄及其余部的战争持续了一年时间，之所以没有重回上下游长期对峙的局面，一方面是新兴的庶族锐不可挡，另一方面也是门阀士族的历史结束了，他们可以成为新王朝的点缀，但不可能开创新王朝。

最后其实桓玄的结局也可以说明门阀气数尽了，桓玄败走的当年五月，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桓玄打算夺蜀避乱。而当时正值宁州刺史毛璠去世，其兄益州刺史毛璩派了侄孙毛祐之及参军费恬等领二百人送毛璠丧至江陵，并于途中与桓玄相遇，二人于是进攻桓玄。只二百余人就杀死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桓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是何人邪？敢杀天子！”（晋书·桓玄载记）而对方只淡淡回了句“我这只是在杀天子之叛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