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是对北漂生活有切身体会，当朋友找到她写《北漂爱情故事》剧本时，亚未心动了。亚未觉得自己有写作天赋，紧接着写了第二本书。

30岁时，小说作者亚未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她带着7000块钱——这是她仅有的积蓄，坐着火车，从生活了30年的武汉，来到北京。

北漂的生活开始了。拖着大行李箱的亚未这样想着，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不少人无法理解她的选择。有人说，30岁的女人应该结婚生子、回归家庭。亚未没有顺从。武汉的夏天闷热潮湿，但生活的窒息感从夏天延续冬天。故乡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格格不入，“好像跟周围的人隔着什么，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于是，她选择离开。

但这注定是一场赌博。

“背水一战。”记者对面坐着33岁的亚未。写作15年，出版7本书。不久前，她担任编剧的电视剧《北漂爱情故事》播出。

一切从天通苑开始

亚未在北京的落脚地，是天通苑北一区19号楼。那套房子被重新改造了，隔成了三间房，两个厨房。每月房租3000元。

《北漂爱情故事》中的合租屋也被亚未“选”在这里。“天通苑对我来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梦开始的地方。”天通苑是北京最大的居住社区，也是很多北漂都会选择的栖息地。

来北京的第一年，亚未在一家影视公司做策划。每月工资6000元，一半用来交房租。后来，有人找她写剧本，恐怖诈尸题材。而亚未，是一个连鬼片都不敢看的人。“怎么办？你想要这份工作，你就只能写。”那一个月，她不敢关灯睡觉。

为了省钱，她早餐吃包子、喝豆浆，午餐是20块钱以内的盒饭，晚餐在路边摊应付解决。地铁站旁边的田老师红烧肉，是她最常光顾的小店。每当这时，她总会想到武汉，那里有全国出名的早餐——当地人称为过早，任何一家店都有十几种以上的早餐可供选择。更重要的，那里还有带给她庇护的家人和朋友。

亚未眼前，是留不下的北京，身后是回不去的故乡。

“无望。”回忆起北漂的第一年，亚未数次提到这个词语。没有积蓄，没有盈余，每天都在为下个月的房租努力，一旦停下来，下个月就居无定所。“改变命运太难了，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神话，已经越来越少。”

支撑亚未坚持下来的，是她的作品。“我有东西想要表达，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和认可。”

正是对北漂生活有切身体会，当朋友找到她写《北漂爱情故事》剧本时，亚未心动了。和亚未一样，导演陈昊义、制片人夏瑞也都是行业新人。陈昊义是台湾人，创作风格偏日系，亚未也喜欢日本文化，两人一拍即合。后来，亚未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遇见了非常合拍的导演和通情达理的制片人，他们都没有任何奇怪的要求和干预，很尊重我剧本的创作，这一点真心感谢。”

《北漂爱情故事》以合租屋为背景，通过6位性格各异的北漂年轻人，展现生活的现实与温暖，痛苦与无奈。亚未在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家中，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剧本。

她把自己对北漂生活的感受，赋予了剧中的人物。《北漂爱情故事》里的糖小柔，没有天分，坚定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执意搬去三里屯，接近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带，仿佛自己也属于其中。

剧中二房东的原型，是亚未在天通苑租房时遇到的二房东。当初退租时，对方以各种理由刁难她，不肯退钱。无计可施的亚未只好干巴巴地威胁道：迟早把你这种人写到书里去！二房东倒是气笑了，得意地回应：写啊！你去写啊！

这是亚未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编剧作品。剧中出现的地铁站、菜市场、路边摊，7点后打折的面包店，都是亚未真实生活的投影。“剧中有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内容的情节，但是我认为生活就是这样，你不能把它全部都去掉，而只是把节奏感提上来。”

基于主创对于生活的理解，《北漂爱情故事》的基调被定位为“小确丧”。“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太真实了，感觉太丧了。”亚未说，她留着短发，穿着一件休闲针织毛衣。聊到观众对于电视剧过于现实的评价，她没有闪躲。“我不认为离开北京就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只是说你不适合，或者你也许找到了别的生活方式。”

“离开北京，一定不幸福吗？不一定的。”亚未说。

少女作家与退稿信

“太差了，不予评价。”

这是亚未印象最深的一封退稿信，上面只有七个字。那时，亚未还在读高中，已经出版了一本小说。

关于写作的故事开始于17岁。亚未还清楚记得那天的情景。高二的一天晚上，她和父亲下楼散步，赶上一家盗版书店打折，5-8元一本，在老板强烈推荐下，她买了三本书：詹馥华的《一杯热奶茶的等待》，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和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

亚未读的第一本言情小说，是台湾人詹馥华写的《一杯热奶茶的等待》。她从晚上11点，一口气看到天亮。“我吓一跳，我人生从来没有这种体验。”以前不爱读书的亚未，第一次沉迷于文字的世界。父亲被女儿的举动逗乐了，开玩笑说：“有本事你自己写。”

被父亲一激，亚未竟真的尝试起写作。家中乳白色、10G内存的台式电脑，成了她的写作工具。电脑没有办公软件，她就在无法排版、无法统计字数的记事本上写。写了几个月，老旧的电脑热得发烫，死机了。亚未急得大哭，父亲从附近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找了个大学生，把电脑修好，又装上word。亚未把写好内容粘贴到word里，定睛一看，这几个月写了6万字。

这给了她继续写作的动力。武汉的冬天很冷，她穿着棉袄，靠油汀取暖，就这样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说。

后来，小说出版了，名为《遗忘玻璃鞋》。学校把印有她名字的横幅，拉在校门口。有记者来学校采访她。随之而来的，是大人们的肯定和同龄人的羡慕。亚未觉得自己有写作天赋，紧接着写了第二本书。

结果，迎面而来的，是“命运重重的一巴掌”。很长一段时间里，亚未一直处于被拒稿的痛苦中。那封只有7个字的拒稿信就是这时收到的。

当时韩流来袭，整个市场发生了变化，流行的是《那小子这帅》这类青春小说。亚未的第二部作品在电脑里安静地躺着，无人问寻。这个18、9岁的女孩，开始失眠。最痛苦的时候，她把电脑音箱开到最大音量，听《我是一只小小鸟》。

“命运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是天才。你虽然出了一本书，但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亚未说。

终于，有一家北京的出版公司愿意出版她的第二部小说。但生活的插曲并未到此结束。出版公司因经营不善，拖欠书款。亚未的母亲心疼女儿，独自一人来北京。她找到出版社，对方已经关门停业。出版公司的人对她说，稿费是付不出来了，把书拖走吧。于是，亚未的母亲拖了一大箱的书回武汉了。

就这样，少女作家亚未，在同龄人无忧无虑的年纪，初见了生活的真相。接着，她又收了三年的退稿信。直到2009年，终于出版第三本书。那一年，亚未23岁。

“其实根本不是酒好不怕巷子深，很多东西是机缘巧合。”亚未说，“这辈子不火都没关系，因为不会再放弃了，一个事情坚持这么多年，不可能再放弃它。”

打零工的小说家

17岁出书时，前来采访的记者问亚未，这本书你想表达什么？

亚未支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这就是个校园爱情故事，你问我要表达什么？我怎么回答？”

多年后，亚未才思考出答案：“真正的写作是要有所表达。”

对于写作，她有她自己的态度。她不愿接定制的项目，也不接约稿，只写自己想要表达的故事，再找认可她的作品的人。

写作不是一门赚大钱的职业。在武汉时，亚未“以工养文”。积蓄花完了，她就去上班；上班影响写作，就辞职。她做过很多工作，公司前台、行政、客服、财务、销售……她喜欢咖啡，就去一家咖啡厅当服务员。

“为了生活费。”亚未直截了当地说。没有旁人口中所谓的“体验生活”，对于二十几岁的女孩来说，这些工作能带给她安身立命的资本，是支撑她写作的物质来源。“我的工作好坏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都只是一份养活我的暂时的食粮而已，所以我不在乎我的工作是什么。”

但每份体验也都会成为生活赐予的宝藏。有时，她也会把曾经的职业写进小说。比如她的作品《一见倾心》的女主角是机场的安检员，《你好，金鱼先生》的女主角是咖啡店员，这些工作亚未都做过。

现在的亚未，没有初到北京时的不安全感。后来，她顺利卖出小说的版权，辞掉工作，专心写作。终于，她成为继续留在北京的那批人。

但北漂初期的无力感，依然带来了后遗症：“觉得赚多少钱都不够。”“怎么样才能够完全不焦虑，怎么样才能够完全让你有安全感？其实是要克服的东西。”

过去一年，亚未都在写新小说，一部科幻悬疑爱情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白头发都长出来了，真的，费脑。”写不出来时，她就抬头望着天花板硬想，或者出门换换环境。“没什么癖好，就是写，也没多浪漫。”唯一的习惯是“靠咖啡续命”，挤不出来灵感，就用咖啡灌灌脑子。

亚未觉得，小说的故事情节不一定来自创作者的亲身经历，而来自于创作者接触过的生活。“因为作者永远都是观察者，一个观察者不应该是聚光灯下的主角，你应该是观察主角的人。”

4月18号，亚未发了一条朋友圈：“老娘写完了！”这是她的第一个大长篇小说，34万字，耗时一年。“我要做头发！我要做指甲！我要出去玩！都来约我吧哇哈哈！”她这样写道，字里行间都是兴奋。

采访中，亚未提到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未选择的路》：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

她像诗人描述的那样，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17岁时，她放弃考名校，投身文学；30岁时，她放弃家乡，投身北京。现在，这条路越走越宽阔了。她从未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