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德累斯顿

1985年，普京来到东德第二大城市德累斯顿，他的公开职务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主任，秘密身份是德累斯顿克格勃分站负责人。

在这座城市里，居住着苏联情报界的一位前辈。他在英国坐了9年监狱，释放后一直住在这里。这位前辈的名字在苏联情报机构内部大名鼎鼎，普京对这个名字，对他的事迹，以及他与苏联情报机构的恩恩怨怨，都不会陌生。

1949年9月3日凌晨4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斯科·希伦科特在睡梦中被电话叫醒，消息来自9600公里之外。美国空军远程检测中队报告，在苏联西北部偏远地区上空检测到放射性尘埃。样品被送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英国原子能研究中心哈威尔实验室，科学家们得出一致结论：8月26日至29日之间，苏联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1949年8月29日苏联首次核爆炸

比中央情报局预计的时间提前了十年，苏联怎么做到的？

薇诺娜行动给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这个行动是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合作的密码破译行动，成果之一是破译了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络密码。

1949年10月9日，即中情局局长希伦科特被凌晨电话吵醒后的一个多月，在马里兰州米德堡西部森林环绕的一幢大楼里，有个人从计算机前抬起头来，长舒了一口气。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破译员，基于薇诺娜的成果，他刚刚破译出苏联情报机构1945年发给驻纽约一名特工的一条密电，电文中提到了一位堪称“无价之宝”的内线。

一周之后，这名破译员又译出一条密电，表明这位内线有一个妹妹在美国某所大学里。接着，第三条电文又破译出来，内容是要求这位内线提供“项目”的最新进展。

结合其他破译的电文对比分析，“项目”指的是美英联合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美英两国高度紧张了。

一名苏联内线，隐藏在“曼哈顿计划”内部，虽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知道他有个妹妹，在美国一所大学里。

是哪一所大学？是老师还是学生？

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了美国的所有大学，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斯沃斯莫尔学院。这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小镇的美国顶尖文理学院里，有一位名叫克里斯泰尔·富克斯的女学生，他们确定，她就是那位神秘的妹妹。

斯沃斯莫尔学院

调查显示她的哥哥名叫克劳斯·福克斯，核物理学家，德国出生，犹太人，二战期间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英国，1942年加入英籍，随后进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是“曼哈顿计划”的核心科学家。美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所采用的钚弹向心聚爆触发方式，就是他的研究成果。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试验场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福克斯就在现场。

福克斯在二战结束后回到了英国，目前在英国原子能研究中心哈威尔实验室担任高级职务。

情况通报给了英国。但是，三条秘密截获破译的电文无法作为犯罪指证。英方还需要更多把柄。

军情五处对福克斯进行了全方位严密监视。

在“曼哈顿计划”里，福克斯是分离铀-235和铀-238气态扩散工艺的关键科学家；在苏联情报机构的秘密档案里，福克斯是被称为“无价之宝”的王牌间谍。

这个时期，福克斯已经很少与苏联联系。他平时为人处事谨小慎微，很难找到什么把柄。只发现福克斯驾驶技术相当糟糕，常常违反交通规则。但是，抓这个把柄搞点儿小名堂可以，要凭这个去指控间谍犯罪，还是离题太远。

于是，威廉·斯卡尔顿出马了，他是军情五处的审讯专家，有“间谍捕手”之称。他找个名义走进了哈威尔实验室，和福克斯打起了交道。

一边是老谋深算的反间谍专家，一边是学者气浓重的科学家。

福克斯虽然身处间谍案旋涡中心，但他根本不是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间谍。他向苏联提供情报，不是为了金钱，不是因为胁迫，而是因为信念，完全出于自愿。

福克斯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共产主义产生信仰，他深信只有在苏联帮助下才能战胜希特勒，并且秘密加入了德国共产党。他听到纳粹德国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消息后，通过自己的一位朋友与苏联取得联系，开始把自己掌握的机密透露给苏联。

1948年9月下旬福克斯与苏联情报机构派来的联络员见面交接情报，两人分手时，联络员递给了福克斯一个装着现钞的信封，作为福克斯父亲到英国的路费和他弟弟治病的费用。福克斯接过信封，沉默片刻后开口道：我看到一个材料说，“苏联情报部门总是尽力给那些向其提供情报的外国人钱，以便使他们从义务上觉得应该继续为其服务。但是你们不必担心我这个。相反，我拿这笔钱是为了向你们证明我的忠诚。”他接着问，信封里装有多少钱。联络员说200法郎，福克斯从中抽出100法郎还给了联络员。

多年后福克斯回忆道：“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间谍，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苏联保守原子弹的秘密符合西方的利益。像这样具有难以想象的巨大毁灭潜力的东西，所有大国都应该有。一方倘若可以挟这样的威力威胁另一方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憎的事，跟巨人在小人国里为所欲为没什么两样。我从没觉得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告诉莫斯科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我倒觉得不这样做反而是不可饶恕的玩忽职守。”

克劳斯·福克斯

福克斯给苏联提供情报，却没有接受任何情报活动的训练，他也不肯学习无线电密码以及微型相机拍照技术。他提供给苏联的资料要么是自己复印，要么是自己手写。

他传递情报的手段也简单得令人吃惊，没有使用秘密投递点，没有使用任何间谍技术，情报全是明文写成，他自己亲手交给联络员。有个联络员曾经扫过一眼福克斯交给她的材料，“上面全是一串串的方程和符号，而且写得又小又密，看上去和天书没什么两样。”

福克斯对苏联情报机构安排的某些联络员不是很满意。“他们……和我在一起时显得很紧张。尤其是其中一个，不停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盯梢。我在这种事上纯属外行。可像他这样东张西望反倒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还不如大大方方些好。”

有个联络员拿到福克斯给的材料后，就塞到自行车座垫下面带走。

以专业眼光看，这种交接情报的方法稚嫩到了极点。

再以专业眼光看福克斯，更是个情报活动的外行。一个职业间谍应该具备的反侦察、反审讯常识，福克斯一无所知。

一个外行遇上了斯卡尔顿这位专业级的“间谍捕手”，优势劣势一开始就注定了。福克斯与苏联关系的拐点也就此注定。

斯卡尔顿近距离与这位科学家接触了一段时间后，他在福克斯身上找到了进攻的靶点。

之前，哈威尔实验室内部安全官员已经按照军情五处的要求，启动了对福克斯的调查，对福克斯进行了数次询问，但都一无所获。

斯卡尔顿决定换个人与福克斯谈谈。他请出了实验室的一位副主任，福克斯的一位挚友。

斯卡尔顿发现，福克斯对友情极为看重，对朋友非常诚实。

这位副主任按照斯卡尔顿的布置，直截了当地询问福克斯，有没有给苏联提供情报这回事。他真诚地强调，如果福克斯否认指责，哈威尔实验室的全体工作人员都会坚决站在他的一边，维护他的清白。

斯卡尔顿看准了，让福克斯对挚友撒谎，是件非常痛苦困难的事情。他这着棋走对了。

面对挚友的追问，福克斯难以启齿，支吾了几句后便哑口不语。“从那一刻起，我一直恍恍惚惚。为了把这件事甩在脑后，我拼命工作。同时，也有一些有利的迹象。哈威尔实验室的所有安全官员都不相信我是叛徒，而且拒绝再对我调查下去。逮捕我的那一刻来临时，我脑子里只闪过一个念头：完了。”

英国警方公布的逮捕理由有两条：1、福克斯于1947年向不明人员转交涉及核动力方面的机密情报；2、福克斯于1945年2月向美国的不明人员转交涉及核动力领域的科研情报。

他的正直善良，成了攻破自己的缺口。

1949年12月，军情五处开始正式审讯福克斯。

审讯室设在位于白厅的英国陆军部大楼055号房间。福克斯对面坐着老谋深算的斯卡尔顿。

军情五处

“间谍捕手”诡计多端的审讯策略与技巧，远远超出了这位顶尖科学家的招架之力。

福克斯虽然一直向苏联提供情报，但是却没有去过苏联，在英美也很少能得到苏联的正面消息。

斯卡尔顿在审讯中，站在西方立场上给福克斯讲述了苏联以及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的种种情形。结果，福克斯“产生了对苏联政策正确性的怀疑和严重的政治摇摆”，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苏联违背了民主原则，苏联对人民民主国家的立场是错误的，他与苏联情报机构的合作也是错误的。”

斯卡尔顿还反复向福克斯传递出一种信息：只要你坦白招认，英国官方一定会从宽发落，你还可以继续在大学里担任教职，从事自己心爱的研究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根据多方面的信息研判后得出结论，福克斯在审讯中承认了向苏联情报机关转交材料，并向英国人讲出了他所知道的情报活动情况，包括联络员、联络次数、联络时间和方式。

担任过福克斯联络员的一位苏联情报官员认为，福克斯“在政治方面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人……他的全部供词都不能解释为出于恶意，而是政治上考虑不周。”

苏联方面对福克斯的感情与态度变得复杂了。此前，福克斯是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头号功臣，现在，他对苏联造成了某些损害，起码对苏联在英美的情报活动造成了损害。

斯卡尔顿“从宽发落”的承诺当然不会兑现。福克斯最终被判处14年监禁，服刑9年后，他于1959年提前获释。

他迈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肯定期望会有苏联官员前来迎接。但是没有，走来的只有东德外交官。

苏联情报机构还在纠结当中。他们既感激福克斯的巨大贡献，又对他的供词不能释怀。

据说在西方情报界，有一个不成文的72小时规则：一个间谍被捕后，应该坚持72小时不要交代，给自己的同伙留出逃亡的时间。

虽然在实战中，这条规则的可行性与实际意义另当别论，但是，它承认了一个事实：间谍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间谍也有人性软弱与无奈的一面。

何况福克斯，一位学究式的科学家，因缘际会与国际冷战、与情报活动产生了交集。

福克斯被释放后，拒绝留在西方从事科学工作，也没有前往苏联，他回到了祖国，住在德累斯顿，担任东德中央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并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

他没有留在英国，没有让西方继续利用他在核物理方面的智慧与才能，这一点对苏联和东欧集团十分重要。

苏联对福克斯的感激还是占了上风。1960年5月，福克斯出狱后的次年，苏联邀请他作为东德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苏联，并专门为他安排了20天的苏联旅游，向他表达苏联的感谢之情。

访问期间，苏联情报官员也与福克斯进行了深入交谈，了解了福克斯在被捕、审讯和服刑期间的情况。

此后，苏联多次派遣官员专程前往东德探望福克斯，还向他颁授了苏联勋章。

1988年2月，福克斯在东德去世。

普京在东德

普京到达德累斯顿时，福克斯仍然健在。他们在同一座城市生活了三年，两人有过哪些交往，公开报道当然不会提及。但是，普京作为苏联情报机构德累斯顿分站的负责人，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不可能不去探望这位近在咫尺的前辈。礼节性地拜访，生日的祝福，病中的慰问，都是理所当然的。

同行相晤，绝不会止于礼节性泛谈。一位尖端科学家充当情报员，进入对手的要害部位，传递出价值巨大的情报，最终被捕入狱，遭受了审讯中的内心折磨，遭受了来自为之奉献的国家的怀疑与不信任。他的心境，他的感悟，年轻的普京中校应该有机会当面聆听。

情报活动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情报员生涯的艰难与险恶，脆弱的人性与残酷的情报活动的碰撞，在这位前辈身上都有活生生的体现。普京耳闻目睹，想必思绪难平。这一切，对普京日后从事情报工作，对他的视野与胸襟，对他的内心世界的丰富与强大，都会产生哪些影响，暇想起来，真是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