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文英

我的这张单人照，还得先从一张《油小全体女教师三八留念》说起。那是1962年的3月8日，周村油坊街小学全体女教师去照节日合影留念。

当时，同事中除了李老师三十多岁之外，其他都是二十多岁的小青年。

我二十四岁。从小没有一张单人照，就想趁机单独照一张，老师们都很支持。王老师就摘下围着的纱巾，给我围上，打了一个蝴蝶结。我左手拿着当时很流行的小说《苦菜花》。我心里很得意。

因为那本《苦菜花》是我正在恋爱期间的爱人从淄博六中图书馆借来的。说起恋爱，虽然只有半年，却发生了一连串的酸甜苦辣的故事。

油坊街小学有一位从六中调来的李孔军老师，和我面对面办公。有一天晚上，他弹到我面前一个小纸团，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一个姓马，28岁，本科生；一个姓牛，26岁，师范生。让我选。当时我想，马，本科生，年龄大点；牛，师范生，年龄相当。想来想去，还是想选个学历高的。于是，就在一张小纸上写了一个“马”字，团成团，给李老师弹了回去。

又一天，我上进修夜校回来，李老师告诉我，“有人找。”我就跟他去了他的宿舍，看到两个人，我很难为情。李老师介绍哪位是马老师，哪位是牛老师。我一看，牛老师高个方脸，年轻帅气；马老师个矮、显老。我实际上相中了牛老师，但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以后，他俩还来过几次。再以后，就只有马来，牛就不来了。来得多了，就有点感情了。

有一次，李老师请我们两个去看戏。不多久，李老师就走了，显然是给我们创造机会。可是，过了一会儿，马老师又说肚子疼，看来很难受。戏没看完就各自回校了。

有一次，马老师约我去看野场电影。临散场，他发现钱包被人偷了。真扫兴！

约会最多的机会是到刘家寨子他姐家。周末吃了晚饭可以去丝厂看露天电影。我们不是丝厂职工，只能隔着围墙看。他有恐高症，骑在墙头上，不敢回头，抖抖索索，那样子真是可笑又可怜。

几次约会都那么难为情，所以，看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星期天，他也到我们学校或我家去，但不是带着他一帮大大小小的侄儿，就是带着两三岁的外甥女。所以，邻居们议论我，“找了个胡子拉碴的老头”“可能是二婚”。

就这样经过大半年的恋爱，总算水到渠成，打算结婚了。可是，公社文教助理还托校长给他介绍我。校长不好意思，又转托一位老师给我说。老师知道我要结婚了，但都不敢抹顶头上司的面子，还得走过场。

那时结婚登记必须经过公社。我们去登记就找那位助理。他一再刁难，先说手续不齐，又说没说明“初婚”“二婚”，指派我们跑了好几趟。

登了记，准备结婚的时候，领导突然一声令下——我和小梅老师“下放”农村支援农业第一线！我知道，直接决定权通报，还是那位公社助理。我当时是城区小学团总支组织委员，不但要服从，还要带头。心里却像塌了天！

“下放”、“结婚”，都是摆在我们两人面前的严重考验和重大选择。我立即去六中，通报消息，看他的态度。他当时没有表态，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所措。过了几天，他来对我说，“按原定计划办！”决定1962年7月20日（阴历六月十九）晚在淄博六中食堂，两家一起举行婚礼。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但还会面临更大的难题。

到了结婚那天，我化好了妆，等着他来接我。怎么也等不来了，我的两位最要好的同事准备做“伴娘”，人家都有吃奶的孩子，等不及了，就半开玩笑地说，“咱就送货上门吧。”

我们步行到了六中，快六点了，他才阅完试卷，从办公室出来。上身穿着破背心，下身穿着旧短裤，脚上还穿着他父亲死后姐姐做的毛沿条白鞋，哪里像要结婚的样子？

婚礼是两家一起在教工食堂包了两桌席，买了两捆啤酒和几个西瓜。我只记得捏着鼻子灌啤酒的滋味。

席散后，他同室的邢老师回家住，让出双人宿舍，做我们的婚房。

第二天，我就回到了他的农村老家，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回家和六十八岁的婆婆住着两间整年不见阳光、又矮又暗的小北屋（前面有二嫂的大北屋档着）。

这样的日子，直熬到一家六口、祖孙三代，两间小屋实在挤不下了，又住过牛棚，住过危房，才逼着借钱借粮，拼命盖了四间土坯屋。

就这样一直熬过二十一年。直到1983年才赶上了“农转非”，我和孩子才转到了淄博十一中（1982年，婆母八十八岁去世）。1985年又有了解决六十年代初“下放”老职工问题的政策，我又享受“退职教师”生活补贴。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孩子大了，生活好了，也搬了四五次家，常常翻出那些老照片，其中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1962年三八节那张全体女教师的合影留念和我那张单人照。

那张合影留念，我曾写过《难忘的“三八”留念》和照片一起登在报纸上。对那张单人照，更是爱不释手，便放大了一张，装在相框里，摆在卧室里的三角厨上，自我欣赏，但内心还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壹点号 山东创作中心】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我要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