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十八年,方观承请奏在永定河的北岸六工尾作为下口来开堤放水,然而当时很多人却误以为方观承一直在不断地修改治理水患的方针,没有主见。方观承为乾隆时期的朝廷命官,在当时可以用这样的三句话来形容此人的品行,那便是“皇帝对其倍加赏识,士人对其交口称赞,百姓对其感恩戴德”,第一条也许但凡朝臣都能做到,但是第二条和第三条便足以看出方观承的为人品性了。

一提起清朝的朝廷重臣,多数人想到的都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但是在研究清朝历史时,还有一位官员不应被遗忘,这位重臣虽然现如今没有前面提及的几人名气大,知道和了解的人也少之又少,但是其做出的贡献却不可忽视,此人便是清朝的一代名臣——方观承。


方观承为乾隆时期的朝廷命官,在当时可以用这样的三句话来形容此人的品行,那便是“皇帝对其倍加赏识,士人对其交口称赞,百姓对其感恩戴德”,第一条也许但凡朝臣都能做到,但是第二条和第三条便足以看出方观承的为人品性了。纵观方观承的一生,我们不仅能在他身上学到为国奉献的精神,其为人修养、道德品性,都对我们有着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

方观承虽为乾隆时期的官员,但是却出生于康熙年间的一个绅宦之家,他的高祖方拱乾以及曾祖方孝标都是清朝的著名词臣,祖父方登峄和父亲方式济分别是当时工部的主事和内阁中书。方观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按理说应该会有一个似锦的前程,然而康熙年间的一场文字狱却使得方观承美好的童年生活戛然而止。


此次文字狱案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南山集》案。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齐以“语多狂悖”为由上奏弹劾了撰写《南山集》一书的戴明世,而方观承的祖父与父亲也在这场案件中受到了牵连,并被贬谪到黑龙江卜魁城。方观承和其兄方观永二人则由于当时太过年幼而免于流放。尽管路途遥远,方观承与方观永每年依旧坚持到塞外探视家人,“往来南北,营塞外菽水之费,或日一食,或徒步行百余里”。

虽然家庭突然遭遇变故,但方观承却并未就此消沉、荒废学业,反而因每年探望家人,辗转于多处地所,因而开拓了眼界,在这之后愈加勤奋刻苦学习。后来他的祖父和父亲先后离开人世,方观承也因贫困而流落京城,但此时一穷二白的方观承却在京城遇到了他一生的贵人——平郡王福彭。


平郡王福彭十分赏识方观承的才学品行,便将其罗致幕下。第二年,福彭受命讨伐准噶尔,临行前将方观承引荐给了雍正帝,他因此得到了中书头衔,并“赴北路军营为书记”。最终大军凯旋而归,方观承也凭着立下的军攻实授内阁中书。自此,方观承正式踏入了仕途生涯。

乾隆二年,方观承担任军机章京,没多久便升任为吏部郎中,乾隆七年,他又担任直隶清河道一职,与直隶总督史贻直奏勘永定河工,同年,方观承又凭借出色的政绩和才干升任直隶布政使。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方观承依旧连连升迁,并于乾隆二十年署理陕甘总督,并且担任了长达近二十年之久,直至因病离世。方观承不仅非正途入仕,而且祖上还犯有大逆之罪,然而方观承却颇受重用,担任多个要职,且升官之快实在令人惊讶,由此不难看出其才干超出常人之处。


方观承用一生的时间来辅君佐国,造福百姓,为百姓和国家做出了极大贡献,他的政绩具体如下:

第一,劝垦田地,改善民生。清初人多地少,但这又与赋税和民生有着紧密的联系,方观承在担任浙江巡抚一职时,曾多次亲临现场来勘察工程,经过多次勘察检验后,他意外发现此处可以开垦之地足有35万4千800余亩,为此他立即展开了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将认垦者,核编字号,选老农,司劝课,分年升科”。

乾隆二十一年,他还在天津、盐山等地查出私垦土地19537顷,最终方观承将此土地恩赏于官地名色,并承认业主的所有权。不仅如此,他还将永定河淤滩地的堤内外留了十丈作为种柳取土之用,余下的则留给永清等七州县的守堤贫民,八年后再次统计方观承直隶任内的民间垦田多达13万顷以上。方观承种种开垦田地的做法,不仅十分充分地利用了土地,而且还没有因为垦荒而影响漕运与泄洪。


第二,治理水患,兴修水利。乾隆十四年,方观承担任直隶总督,但当时直隶省内河渠十分多,且河流的上游水土流失十分严重,一旦夏季多雨水,则会引发水患,但如果下的雨很少,却又容易造成旱灾。

其中,境内最难治理的一条河是永定河,该河含沙量十分大。为了寻找解决方案,方观承多次前往永定河案勘察,最终确定了“加固上游堤坝,疏浚下游”的对策。乾隆十八年,方观承请奏在永定河的北岸六工尾作为下口来开堤放水,然而当时很多人却误以为方观承一直在不断地修改治理水患的方针,没有主见。


但方观承的一席话却令众人听罢后心服口服:“上年洵水盈涨,挟沙直注下口。十里以内,旧积新淤,阻塞去路……臣逐细查勘,向北改移水道,仍以南埝下汛为归宿,实于现在情形为便。”最终方观承的方针和建议都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和施行,在此过后,永定河长达20年间都未曾发生过重大水患。除此之外,方观承还率领民众对境内的其他河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在益州城北开设水渠,引导水流灌溉农田,极大地改善了民生。

第三,推广植棉。方观承任官期间推出了诸多惠民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推广植棉的政策。方观承不仅推广百姓植棉,他本身的植棉经验亦十分丰富,为了推广种棉纺织,他精选了一批画师,绘制《棉花图》,分为《布种》、《灌溉》等16幅图。

乾隆帝还在每幅图上题了七言诗,并准许方观承将所作的诗句附在每幅图的末尾之处,是当时清代倡导、推广植棉和棉纺技术的优秀科普作品,对当时的社会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天,方观承派人所作的《棉花图》对于我们研究棉花种植和农业有着极大的贡献。


第四,推广工商业。方观承在热河、四旗等地获煤矿有21处,并奏请分界设窑,招募民户开采。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取暖条件,提高人们的就业率,还促进了我国采矿业的发展,同时对于维持生态系统也有一定的益处。乾隆二十六年,有人奏请对多伦诺尔进行收税,方观承对此主张要对不同商品和地区进行区别对待,防止私贩滋生,这样一来,不仅保护了商人们的商业活动,而且还不重复征税。

第五,赈灾成效显著。乾隆八年,直隶曾发生一场较为严重的旱灾,方观承对此次赈灾行动不仅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并撰写了《赈纪》8卷书册传世,详细记载考察了清廷对于救灾的措施、作用和效果。

乾隆十五年,乐亭县又发生了海潮,不少百姓的田禾被淹,方观承对此也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先查明受灾户口,加赈一月,接着按承灾分数,分别给口粮,对于房屋被冲塌的人,则给银。同年6月,保定以北又天降大雨,百姓种植的粮食毁于一旦,方观承受命赈灾,并请求皇帝开放奉天海运一年,准许商民能够才买粮食,运直接济。


不仅如此,方观承还颇有先见之明,在乾隆十二年建议推广义仓,以备不时之需。在乾隆十八年,方观承在全省设义仓1000余处。多次赈灾使得方观承有了丰富的经验,为了防止贪官污吏中饱私囊,方观承也有相应的对策,因此对于方观承办事,乾隆帝一直都是十分信任的。

第六,促进民族团结。在直隶境内满蒙汉通商出现矛盾时,方观承多次予以查办协调,维护了汉人正当利益,后来理藩院因蒙古赊欠,因而上奏请求禁止蒙汉贸易,但方观承却极力反对,认为“蒙古与内地物产不同,在互通有无过程中,虽有矛盾,但不可因噎废食,而应区别对待”。他的这些主张对于蒙汉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统一民族,加强团结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

第七,慎刑狱。也许是幼年家庭变故的影响,方观承对刑狱十分注意和小心,可谓慎之又慎,他对人的生命相当尊重。一次民众暴乱中,方观承请奏诛三人,绞七人,然而乾隆帝却因此怀疑其有所纵驰,于是严旨督过,但尽管如此,方观承却始终“坚执前议,申辩愈力”,最终“诏解犯阙下,九卿、军机大臣会讯狱辞,与公一字无讹,遂卒如公议”,自此,乾隆帝对方观承愈发重用。


第八,善于用人。方观承十分会用人,知道将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并有效地扬长避短,发挥人才所长。对于品地敦良者,方观承使其治民,让聪明强干的人来断狱,让家道素封的人来管理财务,性格迂缓的人则派其训导士人。方观承用人还十分讲信用,赏罚分明,久而久之,人才都愿为其所用。

方观承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贪污受贿,始终保持忠孝廉洁之风。他重情重义,为见家人不惜靠着双脚来千里探亲;踏上仕途后,曾置办族田来供养族中贫困之人;他一生从不信佛,却多次捐资来修葺曾经接济过他的清凉山僧寺。其道德品性为时人所赞叹。

为报答乾隆赏识之恩,方观承勤勤恳恳,为国为民,即使是位极人臣,却始终保持廉洁和仁爱,当称得上一代贤臣。乾隆三十三年,方观承因病离世,谥号恪敏。后来乾隆御制怀旧诗,其列入“五督臣”,并于五十一年准其入贤良祠。

方观承一生都在为民生而奔波,他深知百姓之苦,因此在当时全国大兴文字狱之时,他所在的直隶却独独没有重大文字狱。在职期间,方观承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而殚精竭虑,给民众以安居乐业。因此对于他的故去,百姓同样十分伤感怀念,“今公之亡也,……燕赵之编蓬与幽并之边众,茫然丧其所怀”。


除了在国家和民生上的作为,方观承的文化造诣同样十分高。他在闲暇之余喜好吟诗,著有《宜田汇稿》、《松漠草》、《两浙还塘通志》等经世著作,曾对《水经注》和《汉书》中记载有误的地方进行一一辨明。除此之外,方观承还善书法,宣化的“柳川书院”匾额,永年的清晖书院题诗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笔。

虽然在那个时代,相较他人而言,方观承的政绩都并不突出,但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无不对当时朝局的发展起到了正向的推动作用,其坚忍不拔、勤奋刻苦、感恩图报、克己奉公、为国为民的精神让我们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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