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统筹 王梅梅】微博上有一句“不朽”的告白：如果有一天，我带你去听周杰伦演唱会，那么你对我来说，一定很重要。因为我带你听的，是我整个青春。

相信每一位看过周杰伦演唱会的观众都会对这句话产生共情共鸣：万人合唱，璀璨灯海，热情互动……其实，耀眼的聚光灯背后，为万千歌迷撑起这一片青春的，还包括许多像田京泉一样的演唱会主办方。

事实上，用“某某某演唱会主办方”的身份来定义田京泉未免太过狭隘，因为他的事业版图中不光包含着刘德华、张学友等天王级别的歌手，还有很早之前合作过的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等音乐“教父”，以及数不清的当红艺人。

从上世纪90年代涉猎演出行业至今，田京泉俨然成为员工、合作伙伴眼里德高望重的“田老师”。近30年间，他见证了我国内地演出市场、文娱产业的起步、发展直至今天成熟的局面，自己也历经淬炼比别人多了几分见地。

今年，本是田京泉期望的利好之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演出行业大好形势发生了180度逆转，田京泉以及旗下的北京京奇非凡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首当其冲，正在有序运作的好几个项目戛然而止。被动接受现状不是田京泉的选择，他对行业的思考依然没有停止……

戏曲表演出身的资深演出商

可以说，田京泉本来的专业与现在的工作是有“一丢丢”关系的，大学时他曾在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学习。当时的入学条件主要要求根正苗红，出身好、学习好就差不多了，对专业没有多么严格的要求。

但是真正学了这行以后，田京泉发现自己的专业素质并没有那么好。戏曲中的文武老生得翻跟斗、压腿、弯腰，老生还要求有嗓音条件，但他的先天条件都不是很好。田京泉回忆道：“其实那几年我学习非常刻苦，别人一天练三遍功，我练五遍，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都练，即便下了那么大功夫，身体素质不具备，没用！所以我就权当锻炼身体呗。”

不过作为戏曲演员，他对表演专业知识有了切身体会，感知了很多被人无法感知的表演舞台。对于舞台，无论是话剧、歌剧、舞剧、戏曲，包括流行歌曲，虽然有差异，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

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田京泉还进修了一年导演专业，一年编剧专业，又当了一两年演员，但主要是跑龙套。“自己想想，也不甘心吧。如果以后有了孩子，问你爸爸干什么的，孩子说我爸爸是跑龙套的，我自己也觉得太没意思了，最终选择了改行。”

年轻时的田京泉

在高校做团委工作时涉猎演出

田京泉改行后的第一份工作看似与演出无关，是学院的管理岗位。在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念了两年党校以后，当了学院的团委书记，并一直在学校工作。如今提起这段经历，田京泉认为对他帮助是非常大的。他曾经表示，自己很喜欢用真诚去结交朋友，平时工作时也会和艺人交朋友。并且和一些票务公司、演出公司也积累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他和员工反复强调，做一个项目就要交下一批朋友。其实，他原来并不爱讲话，正是因为做团委工作和学生工作的经历，培养了政治的敏感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人性化的管理和善于交际的性格特点。

在此期间，田京泉荣获“北京市优秀团委书记”称号；29岁的时候，他成为北京市仅有的三个30岁以下的处级干部之一。这些荣誉断然与他的努力与天赋是分不开的。一年一度的北京市大学生艺术节就是田京泉参与创办的；他还在学校创办了戏曲节。早些年的活动没什么钱，这是给他印象最深的，学校只给几十块钱，二三十块钱就能办个活动。直到现在，田京泉招员工的时候，一定会问对方有没有学生干部的经历。他结合自身体会，认为这会对一个人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学生干部工作的时候不是先谈钱，因为根本没有经费支持，不像现在的很多单位，一办活动就申请几十万、几百万。

没钱，就靠想象力，如今看来，可以称之为天赋了。“我记得我们在北展（北京展览馆）办的第一届‘北京市大学生艺术节’开幕式，舞美设计全靠自己。我用三合板拼了一个音符挂在吊杆上面，看似五线谱的样子，也很漂亮，几乎不花钱。还有一届是在中国剧院办的，那会儿已经有升降舞台、电动吊杆了。北京舞蹈学院表演舞蹈《黄河》，他们自己准备了一些舞台效果。我呢，也有自己的想法，我拼接了50块三合板升起一面国旗做背景。没想到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后升起来的时候中间拉开了一道缝，难看，不是很成功。就为这事，还和艺术总监发生了冲突。”有了这些经历，团委书记也没干完，田京泉就离开学校，开始从事演出行业。

从第一场演唱会说起

演唱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岗位各司其职，通力配合。一般演出内容全部都是由演出团队（艺人经纪公司）设计完成的，除此之外的其他部分交由演出商。北京京奇非凡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的就是舞台之外的区域，比如宣传、票务，现场观众，演出团队的接待工作，协调场地、水、电、消防，安全检查等等。

如果要问哪部分工作最难，田京泉的回答是：所有工作都很难。他解释道：“比如汽车行业，所有工序完成后就能造出一辆车，它是一个物品，不会说话，你想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且可以量化。我们这个行业全部都是人，从设计到产品都是人。人很复杂，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性化的，随时会变化的，有着各种奇思妙想的活体。而作为艺术创造主体的艺人，就更是不同于普通人。行业有句话叫艺人艺人，异于常人。每个艺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习惯，每个艺人都完全不同于另一个艺人。另外还有水、电、防火问题、交通安全，比如下雨怎么办，上厕所怎么办，一场演唱会至少8000人，多的4、5万人，上厕所的问题就得考虑。有一个公司曾在鸟巢举办了一场长达7个小时的演出，就要考虑观众吃饭怎么办、喝水怎么办、上厕所怎么办，对我们协调能力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不管多艰多难，主办方作为演唱会这件艺术作品的参与者，只要表演开始，歌迷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一切都值了。对于田京泉而言，他的成就感来自于把创意和想法呈现给观众。2000年，田京泉和朋友一起策划了一档演出叫“5·27”，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那个年代内地对港台演唱会的审批非常严格，1997年批准恢复港台艺人来内地办演唱会，当年只批了6场，2000年的5月，北京市创办了一个“相约北京”的系列活动，其中想办一场港台明星演唱会。一个中午，田京泉等三个人在文化部旁边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花了九十几块钱。饭桌上就琢磨演唱会怎么弄，当时没有手机，只有通讯录，翻半天，最后凑了羽泉、齐秦、赵传、苏芮、零点乐队几位艺人和组合。主题是摇滚演出，演出日是5月27日，也不知道叫什么演出，就叫“5·27”吧。也就是说，他们花了不到100块钱策划了一台演出。后来，“5·27”连续演了4年，创造了几千万的产值。站在现场，看到这么多人为这场演出而来，作为策划人，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田京泉最早参与的演唱会是“奥运希望之光”，那是我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场演唱会。当时不像现在，有现成的舞台搭建材料和革皮保护措施。他们就找到啤酒厂家，得到了几千个啤酒箱的赞助，他们就把啤酒箱扣过来用，一个一个拼起来做成了舞台。比起现在的高科技加持，这场演唱会之“简陋”是难以想象的。“舞台”四面都是观众，明星就在角门等着，工作人员没有对讲机，从舞台到角门靠骑自行车传话，明星再坐自行车到舞台下面候场。虽然设备简陋，但不影响歌迷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浪漫和情怀。男歌手郑智化唱《星星点灯》的时候，满场亮起打火机的火光，非常漂亮。

经历了这么多，田京泉说：“处理突发事件真的很难，你永远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一个大型活动的主办者要有很好的承受能力。”

行业思考：艺人经纪水平还需提升

田京泉直言，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演艺经纪仍有差距。他指出，这主要在于艺术的创造力、现场演出的执行力和管理的科学化。过去，演出公司属于国家事业单位，逢年过节工会组织文艺演出，给职工发票，延续至今，演出界还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愿意花1000块钱请别人吃顿饭，只为要两张100块钱的票，有人甚至要演出票要得理直气壮。事实上，除了演出票，没有一样东西能要得出来：看电影必须买电影票，吃饭也得掏钱买单，但只有演出票是可以要的。因为大家要习惯了，很多年过去，人们还是习惯工会的福利制，这是观众的习惯。组织单位也一样，随着演出行业进入市场，进行市场化运作，需要主办方以诚待人、科学管理，杜绝欺骗观众、恶意炒作等行为。田京泉呼吁，观众素质要提高，管理者的能力也要提高，才能让现场演出有序发展。

从艺人发展来看，田京泉认为，在华语歌坛，过去最好的艺人在香港，后来在台湾，港台地区是“艺人工厂”，但他们市场在内地。这两年内地艺人发展起来了，而且发展得很快，加上丰厚的资源，艺人水平完全不输港台明星了，唯一还需提升的就是艺人经纪。田京泉表示，有些艺人和经纪公司过于急功近利，想要成果，想要成绩，而缺少一步一个脚印地经营，3年、5年，甚至10年再去“收割”，才更稳更踏实。田京泉以自己最熟悉的周杰伦为例，他分析道，周杰伦真正成为天王就是这十几年的事，票房大卖也就是最近五六年。他之前都是在发专辑，认认真真做功课，尝试各种领域，做主持人、电视剧、电影，当导演、演员，在为今天的成绩做铺垫。他认为经纪人要踏踏实实经营好已经有的产品，而不是指望它快速带来效益，“一下吃成个胖子”，艺人经营更需要踏实。

从蔡琴到周杰伦，田京泉合作过的艺人不胜枚举。谈及其中的经验，并无什么捷径和门道，只有“真诚”二字。“任何一个行业都是看做人吧，真诚相待，可以骗别人一次但骗不了三次，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困难告诉对方，大家相互理解。艺人有艺人的难处，我们要体谅；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他们不了解，我们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多沟通多了解，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就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口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歌迷是艺人的衣食父母

亲历过那么多场演唱会，每次台前幕后都有艺人和粉丝之间的故事在田京泉眼前上演。跟他合作过很多次的歌手周华健，对粉丝的态度给田京泉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次他去机场接周华健，都上车了，刚要开车，周华健却说等等，随后下车走到歌迷中间，跟歌迷合了影才回到车上；还有一次在上海办演唱会的时候，他们晚上去吃饭，周华健又看到歌迷在路边等他，他就走过去跟歌迷合完影，再去吃饭。

对于艺人与粉丝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田京泉认为，艺人是公众人物，因为作品或者为人，收获了歌迷的喜欢，艺人应该感受歌迷、体会歌迷，并且关爱他们，而不是高高在上，对歌迷的呼声置之不理，他坚信这样的人也走不长远。“每个成功的艺人都会通过多条渠道跟歌迷互动，对艺人而言，歌迷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才是他们生活的土壤，没有歌迷就没有成功的艺人。我相信只要不是糊涂的艺人或者经纪公司，都明白这个道理。”

这次疫情中，有些援鄂医护人员在防护服上写下周杰伦的歌，并约定疫情过后去看周杰伦演唱会。田京泉看到以后非常感动，还特意发了个朋友圈。与此同时，作为主办方，他们公司也都对这些医护天使的愿望进行积极回应，尽力满足这些医护人员的愿望，这也算是一份社会责任感吧。

田京泉的另一个身份——演员（剧照）

今年“颗粒无收”，“看不到头”

疫情对田京泉以及整个公司乃至整个演出行业的打击无疑是很沉重的。据他透露，从1月份到现在，公司可以说“颗粒无收”，放假就放了两个半月。目前，自己手下还有另外一间公司做网络直播，业务也从线下演出暂时转移到线上直播。

田京泉不无遗憾地表示，本来今年面临的是大好局面，5月初有刘德华演唱会，5月上旬有周杰伦太原演唱会，7月还有周杰伦呼和浩特、郑州演唱会等等，这一系列活动都谈好了，还有好多其他项目也在接洽。公司发展的关键时刻突然暴发疫情，记得春节放假前“尾牙”还在讨论今年的工作计划，没想到一放假就放了近三个月，生意肯定是没有了。

半个多月前，有些电影院、剧场开放，紧跟着就被紧急叫停。京奇非凡也在策划疫情之后的第一场大型活动，策划案完成了，政府方面给予了高度支持和认同，本来计划在“五一”小长假推出，现在看来也是不可能了，“看不到头”，只能等。

今年非常多演唱会活动都顺延了，悲观估计可能要延至明年。田京泉担心的是，这个行业今年都没有收入，如果企业受利益驱使，把活动都挤到明年，出现井喷式爆发的局面，市场就会垮掉。他希望演出公司能理性对待，科学有序地规划好演出项目，全力保护好演出市场，保护好观众。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政府管理部门也可以做一些政策上的疏导和指导，防止演出市场报复性恢复而导致井喷式爆发。

田京泉深知文娱行业面临的窘境，因为演出不是生活必需品，大家不看演唱会照样可以过一天又一天，不吃不喝肯定活不了，甚至不戴口罩肯定不行。这种情况下，有的企业已经采取降工资、裁员等措施，更多企业还在坚持。前两天田京泉还在行业协会讲，任何一个人、一个行业都不会独立于疫情之外，无论是老板还是员工，只能互相体谅，大家要同心协力，才能够报团取暖，共渡难关。

田京泉说，现场演出、电影院线必然是最后恢复的，企业、学校、两会，体育赛事……大部分行业都恢复了，才轮到演出。当然，只要演出恢复了，就证明疫情真的过去了。

政府引导复工，让企业有喘气的机会

不管是作为演出商还是抗疫中的一份子，被动等待从不是田京泉的第一选择；不管是当初学校的团委书记还是现在演唱会的主办方，灵感和创意一直是他的强项。这段时间，老电影《南征北战》中的画面总是会在他脑海中萦绕：革命队伍的前面总会有宣传队，打快板、喊口号鼓励战士们，“其实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工作。”田京泉有了一些灵感。

近段时间，很多抗疫作品应运而生，艺人写歌、唱歌不在少数，到目前为止都是自发的，政府有组织有意识的引导很少，几乎没有。田京泉提出，我们的行业协会和主管机构可以有组织地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娱产业所有单位都归文化和宣传部门主管，如果政府有引导地组织一些活动，就可以使企业有活干，有一点点收入，维持一下生计。

比如活动场地可以安排在郊区，或者空旷的地方办，一个月4场，每周1场，分给不同的企业，让大家有序地工作；还可以做汽车剧场，利用周末的时间在郊区空旷的场地上，把席位划分好，不许随便走动。一辆车坐4个人，组织500辆车，就是2000人。下午办的话，视线还好，不需要灯光。人们周末去郊区走一走，同时企业有活可干。

和大部分人一样，田京泉本来以为，我们集全民之力，依靠体制优势，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把疫情传播途径切断了，有望很快恢复正常生活。但随着国外形势愈发严峻，短期内看不到希望。现在很多地方反而管控得越来越紧，田京泉表示“也可以理解吧，现在不紧的话就真的前功尽弃了，再来两三个月谁也受不了，现在真的不错了。”总而言之，演出行业确实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也是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的困难。

“大部分行业都在复工复产，连武汉都迎来曙光开始复工，我们这个行业需要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同时我们更需要政府的引导，让文娱产业也能真实地体会到体制的优势，有喘口气的机会。”田京泉呼吁道。

注：本文照片均由田京泉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