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难道真的是杀人的免死金牌？
摘要：因此在犯罪过程中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是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黄一川虽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其在作案时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行为并未受到其精神疾病的影响。
本文共1793字，预计阅读时间约5分钟
导读
近期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新闻层出不穷，精神病患者造成的犯罪事实也令人心痛不已，那么精神病杀人就不犯法吗？精神病患者的犯罪行为能否追责？
2018年6月28日上午11时30分许，在上海世外小学校门百余米处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砍向了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及家长，最终致2名学生死亡，1名学生和1名家长轻伤的危害后果。此名男子名为黄一川，湖南绥宁人，据其初步交代，起因在多地长期就业不顺，产生厌世情绪而萌发了报复社会的念头。
2018年8月14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对犯罪嫌疑人黄一川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上午，依法公开宣判被告人黄一川故意杀人案，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黄一川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经过法院查证得知，黄一川自觉受到他人欺辱和伤害而产生杀害儿童以泄愤的歹念，在犯案前黄一川先后在上海、广州等多所小学及幼儿园进行拍摄选择作案目标。
2018年6月6日其返回上海反复观察最终确定以上海市世界外语小学的学生为犯罪目标。
2018年6月28日7时许黄一川携带事先准备好的不锈钢斩切刀至该校附近驻足窥探伺机作案。
2018年11时30分许其尾随该校小学生谭某某、费某某、金某某、学生家长张某某等人至距校南门130米处，拿出斩切刀进行砍杀，造成谭某某、费某某失血性休克死亡，金某某、张某某头部等处轻伤。
行凶后，黄一川被群众和安保人员当场抓获。经鉴定，黄一川患有精神分裂症，在本案中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评定精神病人作案时的责任能力状态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司法机关从医学和法学的两个角度去认定这个事实才能使审判更加公平公正，这也是为什么本案上海市一中院判处黄一川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因。
黄一川虽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其在作案时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行为并未受到其精神疾病的影响。其犯罪行为属有预谋、有准备的，并非一时的精神疾病发作所导致的。因此在犯罪过程中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是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04.案件延伸在黄一川故意杀人案宣判后，看到宣判结果众多网友的评论均有种“罪有应得”“大快人心”的表意在其中，可见对于这种自己不想好好生活就以杀害无辜者来泄愤的人大家是有多么的愤恨。人们总说“事出有因”，但现今社会有很多人因厌世、因自身的无能而将无处可发的愤怒转移到不认识、不相干的人身上。像18年发生的“2.11西单大悦城杀人案”，19年发生的“常德网约司机被杀案”等都是因为行凶者存在“悲观厌世”的情绪而造成的结果，但是这对于受害者来说又是何其的无辜呢？
“原生家庭带来的不幸”、“社会形势带来的压力”“感情生活的坎坷”等等均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也不能成为此类案件减轻量刑的标准。反而对于那些因自身生活不顺进而报复社会的行为更应该加大量刑的力度才能有效避免类似事件的频发。
05.律师点评聂梦龙
北京耀霖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首席合伙人、主任。
专注于形式架构法律顾问、企业、企业家、家族刑事风险防控、民刑交叉、行刑交叉等重大疑难案件刑事辩护、死刑复核等领域。
提供各类重大、疑难刑事诉讼、非诉、民商事诉讼、仲裁、法律顾问服务。
报复社会型杀人犯罪案件往往是因果关系较为模糊的杀人，完全没有充足的理由，嫌疑人心理仇恨的是社会，而社会本身又是一个抽象概念，行为具像化后通常将仇恨转嫁到社会不特定的具体个人身上。报复社会杀人，手段通常较为残忍，规模较大，影响甚远。这里又须提到反社会人格，反社会人格是危险人格中的一种，也是犯罪人群中高危的一类，学术上普遍认为反社会人格犯罪由先天基因、后天环境两方面。
结语：本案法院虽已作出一审判决，但也并非最终结果，案件的后续发展我们也会进一步跟进。当然我们相信审判机关会给受害的儿童及家长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也会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