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将纳博科夫讲稿结集出版。这也是国内首次完整反映这位20世纪杰出小说家、文体家的文学观和文学分析方法的丛书。

张怡微

在一个极简主义勃兴的年代，纳博科夫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关注作品的所有细节

“拥抱全部细节吧”取自厄普代克为纳博科夫《文学讲稿》撰写的导言。罗斯·韦茨斯蒂昂，一个曾经听过纳博科夫文学课的学生在回忆的文章里写，纳博科夫热情地说“拥抱全部细节吧！那些不平凡的细节！”这是投奔艰苦的倡议，而非浪漫的游说。

在纳博科夫的文学课上，“阅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观念。”这些具体的细节包括，在研究卡夫卡的《变形记》时，学生必须知道格里高尔变成了哪种昆虫（这是一种圆形状的甲虫，不是马虎的译者所说的扁平蟑螂）；必须准确地描述萨姆沙住所的房间布局，门和家具的位置；必须知道《尤利西斯》中的都柏林地图；必须知道《曼斯费尔德庄园》里范尼·普莱斯的眼珠是什么颜色，她那间阴冷的小屋怎么布置；《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夫妇卧室墙纸样式；《包法利夫人》中马的主题，以及福楼拜对于“以及”一词的使用。

而教师本人，不仅要熟读几份都柏林地图，清楚地标明布鲁姆和斯蒂芬相互交织的旅行路线之外，还要知道落叶松组成的曲径的视觉概念，在脑海中构想出、甚至亲笔画出100年前莫斯科到彼得堡夜车上一节火车车厢里的布局，以便理解小说世界立体的魅力。

这种对细节科学而又艺术的检阅态度，正是纳博科夫本人身为作家的特点所在。因为他首先是个科学家，其次是艺术家，他相信每个个体、每个生灵，每部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世界。他喜欢独一无二的事实，独一无二的细节当着作家的面生成，作家于是将各种细节魔术般联系起来，就可以推翻理所应当看世界的思维惯性，提出或揭开隐藏于表象之下的各种问题，世界才能越接近“真实”。

在一个极简主义艺术勃兴的年代，纳博科夫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即使在教学生活中，他也着力将书读得越来越厚，除了逐段分析小说人物、内容，他还在讲稿中插入草图、图表、地图，大量注释，及翻译更正。他令人感到欣赏的讲课风格是，虽然只是念稿，但并不用八卦填塞时间。他的讲稿是扎实的。

他不认为文学是一种职业，写作于他而言，永远是沮丧和兴奋、折磨与娱乐的混合

好的艺术家会持有一种或多种情绪稳定的偏见。这一类偏见在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中以非常明确的方式呈现。他一再强调俄国黄金时代的小说，尤其是果戈里、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反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虚假的感伤主义，认为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一大片一大片陈词滥调的荒原”；认为普希金是俄国第一位伟大作家，这中间有他童年、故乡的切肤意义；屠格涅夫的精华、对俄国风景的描写则在契诃夫作品中获得了美丽的提升。关于俄罗斯文学的喜爱程度，他的排序是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里，第三契诃夫，第四屠格涅夫。“我实在算不上真正的学术性教授，所以我很难讲授我自己并不喜欢的课题。”

但他还是仔细讲述了自己并不喜欢某部作品的原因。譬如他在纪念堂当着六百个学生的面彻底批判了《堂吉诃德》，认为这是一部残酷而粗糙的老书，它是“以残酷性为题的货真价实的百科全书。这部书是有史以来写下的最难以容忍、最缺乏人性的书之一。而且它的残酷性是具有艺术性的。在我看来，在这个冷酷的时代，可以拯救我们世界的少数几种办法之一，就是从痛苦中解放出来，就是完全的、永久性的禁止任何形式的残酷行为。”《堂吉诃德》讲稿记录了纳博科夫的论证过程。

纳博科夫也不喜欢女性作家，“我不喜欢简·奥斯丁，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见。她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分析了《曼斯菲尔德庄园》。他对简·奥斯丁的评价也颇具深意，借由阅读他阐发了自己对于写作教育的观点，即“不相信人人都能被教会写小说，除非他本身已具备了文学天资。只有具备了文学天资，一个年轻的作者才能被扶上路子，发现自己的能力，摆脱陈腐的语言，消除臃肿的文体，非找到那个能极其精确地表达思想，那个既能准确表现它的细微层次，又能准确表达它的感情强度的唯一一个恰当的词。在这几方面，简·奥斯丁算得上一个好榜样。”这话仿佛在说，有天分的人（而不是天才，他仔细区分过天才和天分两个词语在俄语中的差异），哪怕是个女的，在修炼精确的语词及准确表达感情强度的方面，是可以做到教化的。这恐怕是纳博科夫对于自己并不欣赏的作家最好的评价了，其他诸如康拉德、海明威就远远没有那么幸运。

事实上，在刚到美国的时候，纳博科夫还做过类似于创意写作的工作。1940年，斯坦福大学正式给予他下一年夏天的教职，斯拉夫系的亨利·兰兹教授劝纳博科夫，明智的做法是把写作艺术等课程的重点放在“实用编剧”方面，因为在美国，编剧是最流行、最实际的文学形式。纳博科夫居然听从了这个建议，阅读了许多编剧指南。他始终很用功，尽管爱憎分明。他广泛阅读剧本和庸俗的入门书籍，这在他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课程中也可以体现他对于戏剧的钻研，他认为“和托尔斯泰的方法比较起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手法就像是球棒的猛力一击，而不是艺术家的手指轻轻一触。陀思妥耶夫斯基处理人物的方法是剧作家的方法，一连串的场景、一连串的对话，所有人物被集合在一起的场景。”可惜这些与戏剧有关的创意写作课讲稿没有保留下来，除了一篇著名的《文学艺术与常识》。

纳博科夫认为，“艺术是一场神圣的游戏。这两个元素——神圣和游戏——是同等重要的。说神圣是因为通过成为真正的创造者，人得以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上帝。说游戏是因为只有当我们可以记住一切毕竟都是在做戏时，艺术才成为艺术……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和科学的直觉。”他是真正做到了“独抒己见”的文学教师，尽管他并不那么在乎这个身份。他说，“文学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如果有人不想干别的，偏偏要当开文学课的教授。我不认为文学是一种职业，对我来说，写作永远都是沮丧和兴奋、折磨与娱乐的混合。”

（作者为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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