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应该向“意难平bot”投稿的，是沈从文

前不久，微博上一位叫@意难平bot的博主宣布停更。“意难平”本出自《红楼梦》：“纵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经过网友的补充扩展，其意义逐渐变为：

“一种遥远的心理创伤，是当时咽下苦果，过了几天几个月几年几十年，看到黄昏突然簌簌心碎。是‘算了吧’和‘我好恨’交织的幽微，话到嘴边千回百转，想问为什么，也想说我很难过，最后只能叹气，到底意难平。”（语出@茶深深深）

在互联网情绪快速更新、信息过剩的今天，时间流逝显得廉价而令人心碎。无法掌控自身命运的痛苦，依然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

在近代历史中，最令人感到惋惜的作家之一便是沈从文，他本有到世界上去和契诃夫比肩的野心，但却在时代洪流中不得不退居到文物研究领域以守护文化。最终，他接受了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

1948年，沈从文曾经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与儿子一起看《湘行散记》时的对话——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那要赶赶才行。”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这是时代剧烈变动前，个人所拥有的最后一点平静。建国前夕，沈从文被邀请南下，最终他拒绝了，他将自己的时代比作沉舟，对自己在社会、时代、国家的命运已经不抱幻想，并且做好了消失的准备；另一方面，又对将死的旧社会、时代、国家不抱幻想，不存任何希望。在时代的剧变中，沈从文选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并且清楚地认识到随之而来的后果——‘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牺牲自己而将爱给予下一代。”

钱理群曾评价沈从文转向文物研究的选择——“为国家、民族保留最后一点文物，这样的想法似乎并不仅属于沈从文个人……更扩大了说，退守到文化阵地，正是1948年末，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后抉择：他们满怀着’时代将带来文化毁灭’这一海涅式的恐惧与不安，试图作最后的抢救与坚守。”1949年前夕，沈从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留下了，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静待未来的命运。

本文选自《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

张新颖著

“不毁也会疯去”

1949：精神危机

一九四九年来了。沈从文虽然对自己的命运有明确的预感，但他还是没有预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他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

沈从文不怕文学论争，他怕的是文学批判和思想批判背后的政治力量。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在北平即将易手的历史时刻，自己所在的学校抄出郭沫若的文章贴上壁报。重抄一遍的威力甚至大于当初发表之时，因为这表明，使沈从文心怀忧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逼迫到眼前了。

一月初，沈从文在旧作《绿魇》文末写了这么一段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而并不是他原来预感的一代人来共同承担共同的命运。他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打击太大了。

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在家里自杀，“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来沈家，发现门从里面顶着，情急之下破窗而入。家人马上把沈从文送往医院急救，然后转入精神病防治院。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谧静”中的“疯狂”。

四月六日，他在精神病院写了整整一上午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以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

在“疯狂”中，沈从文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同时也一直挣扎着恢复过来。这两种力量交织、交替，换句话来说，就是病情时好时坏。慢慢地，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七月十六日，沈从文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写信，劝他北上。此举似乎难以理解，细读却能明白，他一面是说给黄永玉听，一面未尝不是在说服自己；而谈到自己要投身杂文物研究，则早就是心里念念不已的愿望：

“经过几个月检讨反省，把自己工作全否定了，二十年用笔离群，实多错误处。我已深深觉得人不宜离群，须合伴，且得随事合作，莫超越。因为社会需要是一个平。我现在，改用二十年所蓄积的一点杂史部知识，和对于应用艺术的爱好与理解，来研究工艺美术史。这是费力难见好，且得极大热忱和广泛兴趣方做得了的。搁下来从无人肯作，（千年来都无人认真做过）即明知是人民美术史，可无人肯来研究。我想生命如还可以用到为人民服务意义上，给后来一代学习便利，节省后来人精力，我当然来用它作为学习靠拢人民的第一课。预备要陆续把陶瓷史、漆工艺史、丝织物、家具等等一样样做下去...”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安排在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比如曾数过上万钱币，另外也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还不时会有一些临时性的杂活。

一九四八年在颐和园霁清轩度暑假期间，沈从文计划“好好的”再“写个一二十本”文学作品

“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1951：川行土改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沈从文随北京土改团，启程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这样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卷入的人数众多，个人不过是群众中的一员而已，本不必有什么特殊的想法；但对两三年来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隔绝在“一个群”的运动之外的沈从文来说，现在给他机会参与到“一个群”的运动中，他不能不郑重其事。

下午五时到火车站集中，七点排起队伍进站上车。土改团大约六百多人，二十七号到汉口后，分坐两只船去重庆，再分散下乡。他在甲板上给孩子们写信说：“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沈从文分在第七团四队，七日乘车离开重庆，经过璧山、荣昌、隆昌，第二天到达内江县城。在此停留几日的空闲里，他写出了以革命大学厨房一个炊事员为原型的短篇《老同志》，修修改改，抄了三次。这似乎是个好兆头，也许真能从此恢复文学写作；眼下的川行，也好像提供了一个契机。“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土改四个多月，沈从文写了大量家书，对见闻、感触、情绪、思想，都有细致入微的描述，包含的信息涉及诸多方面，极其丰富而复杂。

他甚至还想把自己的创作和以前的接续起来，完成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期间酝酿构思的湘西系列作品，那时候他就已经向读者预告过，《边城》之后，还有好几个小城故事。“我实在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我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辰溪的一个特别好，因为有背景。而另一个是常德，全是船只。另外还有三个，凤凰是其一，都有了个轮廓。我意识到，有三个必然可得到和《边城》相近的成功。会写得好的。只要有时间，能在三年内写完成的。……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也还得把满家《雪晴》以下故事续完，这个作品分章写，本意可作到十五节，比《湘行散记》好，因为正是地主斗争事。”

但是，要写出这些在心里盘桓了如此之久的作品，他担心的，一是时间，不能自由支配；二是体力和头脑跟不上。他越来越感受到体力的限度，高血压和心脏病时常使他头昏、心跳加剧、失眠，有时胃病也能使他半夜痛醒。就在从北京出发的当天，林宰平还打电话给他，说身体不好，最好不去。在火车上他摔了一大跤，脖颈和膝盖都受伤；后来的路途中又丢失了几件衣物。似乎是衰老慢慢来临了，来得有点过早。

与此同时，他心里又急着去进行工艺史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工艺学校要成立，我盼望了几十年有个国家工艺学校，来接受优良传统再创新。我应当来参加这个工作。如成立，就调我回来筹备也好。……还希望能主持一个研究资料室工作，因为可以把工艺史中几个重要部门理个清楚。也要赶快作几年，体力再一消耗，即不成功了。即有机会来作，有些材料特别是由清代丝织物花纹来作唐宋丝织物的比较工作，就不大容易作了。”“想起这一串待作的工作，我就十分痛苦。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事，已耽误了四十年，许多事已来不及搞了。……我得来为国家做点事。但是，现在从何说起？”—“来不及了”的紧迫感，让他内心“痛苦”。

一九五二年五月，沈从文把在四川内江写的短篇《老同志》第三稿投寄报纸编辑，八月被退还后不死心，又寄给了丁玲，“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但此稿后来还是被寄还。上半年他还写了一篇纪实性的《中队部》，描述土改工作队的生活，也未能发表。

一九四九年夏，出席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的朋友到沈从文家中拜访。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作品已销毁

1952：放弃“归队”

一九五二年五月，沈从文把在四川内江写的短篇《老同志》第三稿投寄报纸编辑，八月被退还后不死心，又寄给了丁玲，“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但此稿后来还是被寄还。上半年他还写了一篇纪实性的《中队部》，描述土改工作队的生活，也未能发表。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六日，沈从文以工艺美术界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十二位老作家，沈从文也在其中。毛泽东问过他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当时的理解是，这对于他过去的全部工作，“总也不会是完全否定意义”。胡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他重返文学岗位做安排。秋冬之际，由严文井出面，约请他写历史人物小说，并要安排他当专业作家。

面对文学，沈从文岂能无动于衷？但他再三思量，还是决定留在博物馆。十一月他写信给周扬，同时也是间接回答胡乔木的好意，说自己还是做点工艺美术研究，比写文章切实际；同时请他和胡乔木斟酌，否“拨一笔钱，调几个人”，支持他开展陶瓷和纺织物花纹研究。这个设想没有得到回应，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沈从文对文学念念不忘，为什么放弃了这个“归队”的机会呢？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对他打击很大的事。开明书店通知他，因为他的作品已经过时，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均奉命销毁。稍后他又辗转从香港媒体得知，台湾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这等于说他过去全部的文学都没有什么意义。沈从文对他大哥说，希望他把家中的一切作品也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在床上躺着听悲多汶，很觉为生命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

而在香港，一九五二年，长城电影公司却拍摄了根据《边城》改编的黑白片《翠翠》，导演严峻，他还同时饰演片中的外祖父和二佬，林黛饰演翠翠。一九五三年公映后，女主角一炮而红。这部电影在香港早期电影史上有重要的位置，电影插曲也风行一时。一九五四年十月，日本河出书房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八卷沈从文篇》，收入《边城》、《丈夫》、《夫妇》、《月下小景》、《从文自传》等十一篇作品，由松枝茂夫、冈本隆三、立间详介翻译。

一九五五年，沈从文又偷偷写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这是一个中篇，一直到一九五八年二月才完成。与五十年代尝试的其他文学创作不同，沈从文没怎么向人说起过这个作品，却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写完了，而且篇幅对他来说也相对比较长。我们今天读这个作品，会重逢沈从文以前的创作中为读者所熟悉的某些特有的东西，而且能够明显感觉得到沈从文写作时的状态相对放松。这与其他不成功的文学尝试过程中的忧心忡忡、犹犹豫豫、缩手缩脚，形成对照。这种相对放松的状态也只此一例，或者说，这就是个例外。

一九五〇年，沈从文与香港来的表侄黄永玉在家门前

创造的心总在“挣扎”

1962：江西行

一九六二年一月五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是沈从文的生日。住在南昌的江西宾馆，“我一个人在房中过了六十大庆，吃了一个小小橘子”。回想起个人生命的历史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若能平铺直叙写出来，即当成信来给虎虎等写回忆录，也一定将是一大部头好书。因为内中包括事事物物可真多……若当信札体写，也许比较容易落笔，正和当年写自传，整整三个礼拜脱稿，记得还重抄一次。我或许得试个三几回看看。事实上只要肯写，必然会成为一部留得下而且近于‘史’的东西。因为全是社会一面，而且再巧没有，即由极小乡城到最大都市，所经历的又正是社会大变动的近五十年。……我得想办法挤时间，多活几年，为后来人留下份礼物，让他们明白廿世纪前半世纪我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颗创造的心总是不死，一有机会，就又跃跃欲试起来，用沈从文常用的一个词来说，是“挣扎”。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生命里积蓄了太多的东西，在内部活动和孕育，“生命里总像有种综合势力，在作种种挣扎”；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在要求化为创造的形式。“只4能说是生命的一种总和。包括极小极小性格的形成，和生活经验的复杂，以及千百种书，万千种画，和无数古里八怪不同的人，不易设想的种种生活，以及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事，且用了个六十年揉杂成一体。”

写旧诗固然也是一种转化的方式，但沈从文并没有因为兴奋而以为这种形式无所不能，譬如，普通人“生活在卑微平凡中的哀乐，十分十分熟习，懂得他们的心。因为我事实上懂他们比懂古董还细致具体。但这份知识，可不能用旧诗来表现了，因为太平凡琐碎。如好写，还有好多东西，都必然使人感动！特别是他们的爱恶哀乐的形式，我熟习的可比契诃夫还多好多。但是不是目下文学要求的重点，不好写，即只有听之成为过去了。其实说来还应当写，从这里才具体的接触到人”。这才是他的文学的方式、核心和特质，过去是，现在仍然萦绕于心，还想让它是。

从这里也可以理解，那个关于张鼎和一家人的长篇，花了那么多精力准备素材，为什么却迟迟不能落笔写出来。“四哥那个小说……不知用某一方法，”他跟妻子这一次说得比较清楚了，“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

倘若写生活回忆录，沈从文设想的是用信札体或者《猎人日记》（他随身带着这本他早已熟透于心的书，不断重读）、《湘行散记》的手法，这样写起来应该会顺手—后来，我们当然知道这也是一个没有实施的计划。可是当时，这个念头让他不断回想起过去生命的种种，这也是一种“温旧”；从“温旧”中总结自己的生命特征：“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在一个长长时间里去陶冶、锻炼，学什么都习惯于抓得紧紧的，将一切消化，逐渐积累成为个人的力量，永远在进取中充实自己，丰富自己，也修正自己……到后来，便似乎和一般存在日益不同了。……总像是有一种动力推之向前……支配他的不是当前，恰恰是大量种种过去和一堆未来。……多少有些莎士比亚戏剧中角色倾向。……不管如何，人中间却确实有这样一种人。但是也不会太多……”

二月上旬，张兆和从北京来南昌与沈从文会合，一起去了景德镇和大茅山参观游览。下旬，两人离开江西，到上海、南京各住了三四天。三月上旬，回到北京。

“这次出行，整一百天，在江西坐汽车即走了五千公里……也可说是一生一次参观跑路最多的。”

连根拔除

1969：下放干校

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于九月三十日合并，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并成立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一日，专案组一个军代表将抄家时没收审查的部分物品还给沈从文，计有：私人照片、文物研究手稿、工作记事本。其中文物研究手稿量最大，包括《服饰资料》改正稿，“感谢专案组为分门别类，编定号码，一包一包整理得清清楚楚……负责人之一问我，‘你怎么写了那么多？’我笑笑。……但是一看面前大包小包文稿，我却发了愁”。他发愁的是这些自己二十年工作积累的东西，恐怕不可能整理出来给后来者用了。“还有大量卡片却毁去了，有些材料是我自己感到无意义而毁去的。”

他还被告知，不发还的材料，包括书信、自存文学作品样书、文学手稿等，将由馆中“代为消毒”。“至于信件、作品，一律由馆中处理，我同意，不说什么。本想把英、日译文本还我留个纪念，也不说了。……这一处理，也可说把日前还妄想写得出新型短篇的希望，连根拔除。”

当时的情景，沈从文多年后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一个军管会的‘文化干部’，廿一二白白脸小伙子，却装模作样把我叫去，说是‘一切黄色作品，代为消毒。无害的，你自己拿走！’见我沉默不语，便做成严肃神气说：‘你以为我没有文化吗？不服吗？’这倒真是我从来还不考虑到一个问题。……他大致误认为我是什么高知，才这么缺少自信，因此我忙说：‘你比我高明多了，政治水平、思想水平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还算不得白专，卅年前写了这些黄色有毒东西，多亏得一一指出，你处理那会有错？’我赶忙把还我的一份破书乱稿，塞到预先准备的一个麻布口袋里，拖拖跌跌下了楼。既提不上公共汽车，因此约费了二小时，才拖到了我那个值得纪念的小住处……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沈从文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先期下放的张兆和赶到沈从文借宿的452高地看望

【扩展阅读】

【推荐书目】

《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九〇二～一九四八》

张新颖著

封面绘图介绍：“我的画成为怪东西了，因此只得搁笔，不再涂抹，不过来一个水鸟浮江图看看。（此信或当在十二月初到。）”一九三〇年，沈从文离开中国公学，来到武汉大学任教，还未从恋爱的挫伤中恢复，加之在武昌又眼见许多烂污与恐怖，“觉得生存没有味道”。种种的苦衷和牢骚，往往倾诉给远在美国的王际真。这幅速写就是沈从文在当年的十一月五日晚上所画，在写给王际真的信里。也因为自由而任性地无话不谈，他时不时还会描绘一些“幻想”——他曾在给王际真的信里附寄过几次自己的画，因而说，“我倒并不忘记廿年后成画家的希望”。

这部沈从文前半生的传记，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变动的时空中叙述他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叙述他的辗转流荡，他的“传奇”与他的平常，他的“人格放光”与他的精神痛苦，他与时代密切相连却持续强韧地保持紧张的“对话”——这是一个人自己的故事，也是交织进现代中国复杂纹路里的故事。

《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增订版）

张新颖著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部传记，特别着力于呈现沈从文后半生漫长而未曾间断的精神活动。在时代的剧烈变动中，这种连续、细密、复杂的个人精神活动，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一个“有情”的知识者对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而庄严的爱——一如他爱家乡的那条长河，曾经不知疲倦地抒写那条河的故事，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抒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

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暨2018年“增订版”，新增《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绝境的故事，个人和时代关系的故事，创造力的故事，爱的故事，时间胜利的故事），并首次收入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本书获得中国国家图书馆第10届“文津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