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王稼祥深厚的战友情愫

在我党历史上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中，是谁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反“围剿”诱敌深入作战方针？是谁第一个在“宁都会议”上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是谁第一个在“遵义会议”上为毛泽东投了关键一票？是谁第一个带回共产国际内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信息？是谁第一个向全党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这就是1906年出生于安徽泾县、比毛泽东小13岁的王稼祥同志。他是党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参加反“围剿”斗争，身负重伤，躺在担架上长征到陕北。他与毛泽东从神交、初交走向深交、情交，几十年如一日，成为两人一生中最好的知音挚友，在党内、军内广为传诵。

上海神交

1929年冬，远在苏联学习的王稼祥听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已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非常振奋，决心向朱毛的雄才大略学习。就在此时，国民党报纸造谣，说毛泽东因病逝世，造成共产国际信以为真，在所出版的《新闻通讯》第14期上，刊登了“讣告”，以表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心迹。后虽获知这是敌人阴谋破坏革命所散布的无耻谎言，但王稼祥却清楚看到“讣告”中对毛泽东的功绩评价极高，深深被毛泽东不凡的革命简历所折服，尤其是共产国际称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内心十分感动和敬仰。

1930年3月，王稼祥在共产国际安排下，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和工作，绕道巴黎返回祖国，来到上海。他一回国就遇上了王明与李立三的权力斗争。由于不了解国内形势，无意地卷入了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之列。

7月9日，王稼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毫不犹豫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7月下旬，王稼祥得知江西的朱毛红军在永丰县城只发布了《向南昌推进的命令》，部队到达南昌城下，没有攻打南昌，而是转赴长沙救援红三军团，便叹服毛泽东的聪明才智和精灵策略。不久，王稼祥在上海《实话》《党的建设》上，分别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两条政治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李立三的路线》《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李立三主义与武装暴动》等7篇文章,对“立三路线”进行了批判。

毛泽东闻知王稼祥在莫斯科以勤奋好学、刻苦努力而著称，能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民族独立的革命，是各阶级都来参加的革命”。⑴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时，能与自己的观点基本一致。后来毛泽东在江西喜阅王稼祥的文章，更是非常高兴，一方面认为王稼祥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能反复思考中国革命实践，有深邃的眼光。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王稼祥能从政治路线、武装暴动、党的建设诸方面痛斥李立三脱离中国实际，使革命事业遭到极大损失的恶劣行径。

王稼祥后来在上海说：“李立三反对毛主席长期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如‘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但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⑵

1931年3月7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5人，奉命前往中央苏区。3月底，到达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永定县虎岗。军区参谋长肖劲光向王稼祥等人汇报了朱毛红军的来源、作战能力、党的建设、军民关系，尤其是在江西永丰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看到了红军誓师大会的照片上由毛泽东书写的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劵（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左）。”面对这些作战原则，他们大加赞赏，夸赞这种思想战略火花，就是毛泽东指挥幼小红军以少胜多的魅力所在。王稼祥立即联想起《三国演义》诸葛亮用大雾草船借箭、用借东风火烧战船，认为毛泽东乘浓雾歼灭了国民党军9000余人，不漏一人一马，同时活捉了中将师长张辉攒，更是奇迹、奇才，是当代的诸葛亮，为中国革命胜利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龙冈初交

王稼祥早在1931年2月6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就发言说：“我愿意去苏区做群众工作，改变著作家式的生活。”随即周恩来确定苏区中央局由7人组成，其中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常委管军事，任弼时常委管组织，王稼祥常委管宣传。⑶

4月17日，王稼祥在苏区中央局“青塘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和朱德，他饶有兴味地倾听毛泽东的言谈。如对敌我情况和作战形势作了详细的说明和分析，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印象。会议间隙，他走过去对毛泽东说：“泽东同志，我刚从白区来，很多情况不了解，对打仗更是外行，听了你们的发言，深受启发。会后我再向你专门请教，可以吗？”毛泽东欣然应允，连忙点头道：“自己同志，莫客气，我也正想向你请教呢！”

“青塘会议”着重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行动方针，多数人表示应按中央3月来信指示：“可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还有人提出“可分兵退敌”。只有毛泽东、朱德少数人，主张在苏区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消灭敌人。4月19日，中央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通知各军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前来参加，民主讨论反“围剿”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再次全面、详细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第二次打破敌人围剿的条件要比第一次好，击溃敌军的胜券更大。会上高级军事干部听后都纷纷表示就地战胜敌人，连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也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王稼祥在会上虽未发言，但仔细听了毛泽东有理有据的分析后，感到这次通过的作战方针讲得很有道理，尤其是毛泽东对具体战法讲得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⑷

根据毛泽东拟打东固王金钰弱敌的提议，中革军委发布了战前在龙冈集中的命令，规定全军34000余人，于4月23日前秘密集中在龙冈至上固之线，中央局选驻龙冈张家车大村8个祠堂固定下来。

龙冈，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山乡，随着龙冈大捷和活捉张辉瓒而知名度大增，国民党各军、师都惧怕在龙冈作战，因而这座离东固不远的反“围剿”胜利摇篮，便成了第二次反“围剿”最安全的战略大后方中心。

毛泽东、王稼祥也于4月23日随部队进驻张家车宿营，是夜王稼祥说：“我来中央苏区20多天了，所见所闻，历历在目，感受到苏区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情景。但因初来乍到，情况不明，地域不熟，还需请毛委员传授指点，共结心灵纽带。”

毛泽东打开话匣，从铁皮箱里拿出一些文件和资料，首先侃谈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争论问题和一、三军团的发展沿革。接着就二次战争的反“围剿”动员、封锁一切消息、多方侦察敌情、组织战备训练、成立野战医院等诸项内容，详细叙谈了自己的思路和打算。⑸最后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坚定地说：“国民党20万军分散各地，只要我们选准敌人的弱点，善用诱敌深入的方针，紧紧依靠广大军民的努力，高度集中红军兵力，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就能做到各个击破，逐次消灭来犯之敌。”

苏区中央局为深入讨论作战细节，进一步寻觅弱敌，用诱敌深入策略聚而歼之，于26日在龙冈又召开了军事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选择弱敌要根据许多条件来综合确定，诸如部队沿革、兵员籍贯、装备给养、内外关系、上下关系、军政素质、生活习惯、战略技术、占据地形、工事条件等诸种因素。眼前敌人阵营中，最薄弱的是东固地区北方兵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下辖公秉藩第28师、上官云相第47师，还有白沙的郭华宗第43师。这三个师消灭后，就可向东横扫，一直打到闽西去。当然，这几天对红军来说，务必做到严格遵守纪律，绝对保密，不能让敌人发现一个红军，若走漏消息，则前功尽弃。

王稼祥参加了会议，在发言中十分欣赏毛泽东的超群智慧，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制胜之策，认为幼小红军只有采取“诱敌深入，慎重初战”的策略，在根据地艰苦作战，才能粉粹敌人进攻。这次会议见诸于《彭德怀自述》：“在龙冈讨论时，已决定在战役上选定歼灭富田向东固前进的这路敌军，但是进到什么地方，才最有利于我军的歼击，这个战术问题尚未确定。”⑹

会后，毛泽东、朱德签发了红一方面军再西移40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迫敌而居的命令。

王稼祥生前写道：“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⑺王稼祥又说：润之是我党俊才，红军英杰，其大名如雷贯耳，令我相见恨晚。龙冈初交，具有非凡意义，我们共建的战斗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与日俱增。

宁都深交

1932年是中央苏区的鼎盛时期。王明、博古得知打赣州失败，感到临时中央将无法在赣州安家。又得悉打漳州虽获全胜，缴获甚多，却指责耽误了北上进攻，得不偿失。并认为毛泽东前三次反“围剿” 所采用的诱敌深入谋略，是极端保守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苏区中央局为了与上海临时中央保持一致，决定红军沿赣江北上，进占吉安，威胁南昌。毛泽东鉴于敌人正在向吉安增兵，不同意此计，提议攻打乐安、宜黄薄弱之敌，威胁抚州。

如何在前线更好地指挥战争，周恩来主动提出去前方当“督军”，和朱德、毛泽东、王稼祥一道并肩作战。后方则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和项英、顾作霖、邓发一同主持各项工作。

这时王稼祥与毛泽东日夜战斗在一起，有更多机会磋商战事和畅谈彼此的心境。王稼祥说：我们相识一年半了，你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你有许多远见卓识，真让我大开眼界，你那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的策略艺术，让我佩服得很啰！确实是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连恩来都说你善于独立思考，能打仗，会打仗。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回忆道：这些年我一直在山沟里转，摸索中国自身革命的经验，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已经扩大到30个县境，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余万，赣南闽西连成一片了。王稼祥闻听此话，也赞颂道：怪不得我听张闻天说，你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是上报共产国际同意的，表明你在苏区军民中的崇高威望是无人可比的啊！但现在你是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没有军职指挥权，工作起来十分尴尬，我想建议恢复你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

王稼祥的建议很快得到周恩来、朱德的同意，电告后方中央局却未获批准。前方又电告“若不批准毛兼职，不便发挥其军事才能，等于架空。”⑻后方中央局依然以“毛的右倾是党的进攻路线的障碍”不予同意。周恩来看着如此三番两次的电报战，愤懑地发火了。决定于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小源召开前后方中央局全体会议，集中讨论如何制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

任弼时根据此时收到的临时中央来信抢先说：“今天开会不应是军事会议，而是政治会议。”他念了中央来信，说中央认为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采用的游击主义路线是错误的，必须展开面对面的批评，决不能重蹈他的错误主张。接着与会者发言，有的说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总代表，有的说毛泽东必须放弃狭隘经验论，否则会危害革命，有的批评诱敌深入战法是守株待兔，与中央进攻方针背道而驰。

王稼祥以大义凛然的胸襟，面对他们的主观武断、强词夺理而愤愤不平，也面对毛泽东的孤军奋战，忍气吞声而给予同情。当最后听到要从组织上解决毛泽东时，王稼祥怒发冲冠，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拍案而起激动地将没有抽完的半截香烟拧灭，搁在桌上，大声疾呼道：“现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不能临阵换将，红军的军事指挥非毛泽东莫属！你们调换了总参谋长，现在又要调换总政委，这怎能与敌抗衡？这对毛泽东同志太不公平了。”⑼接着继续说：“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有很大贡献的，他和朱德一起，领导红军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央苏区，他对苏区的实际情况非常熟悉。多年来的战争实践证明，他指挥红军作战的军事方针与原则，是符合苏区实际的。我认为大家对他的批评，有失公允。”这时，有人提出要跟中央保持一致，王稼祥则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的指示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发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⑽王稼祥的政治果敢，谦逊沉稳，力排众议，语惊四座，是出乎众人所料。为了缓和紧张气氛，王稼祥又发出肺腑之言，劝导大家慎思：“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吧。”⑾

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毛泽东被迫返回瑞金。行前特地来道别，他紧握王稼祥的手，满怀感慨地说：“你和我是少数，我们服从组织决定啊！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你就别争了吧！”王稼祥看着理性刚毅、疲惫不堪的毛泽东，似有心神不安，动情地安慰道：“他们心存不满，芥蒂颇深，是非曲直自有明了之日。泽东同志，回到后方要多保重身体啊！”

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乐安谷冈村，王稼祥参加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正在听取周恩来作报告，突然，敌机俯冲下来，并扔下第一批炸弹。王稼祥急忙收拾起桌上的文件喊道：“请大家立即跟我到外头隐蔽。”说话间，敌机又转了回来。王稼祥抢先冲到门外，一边招呼一边观察情况，就在这时，敌机又投下一批炸弹，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王稼祥当即倒下。大家迅速将王稼祥抬到安全地带，医生发现弹片穿进了王稼祥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周恩来立即决定，护送王稼祥到瑞金红军总医院治疗。

做手术时，手术室外站满了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也都来到了医院。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太差，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手术一连做了8个小时也没有找到体内的弹片……直到第三天清晨，王稼祥才悠悠地醒转过来。在他昏迷期间，毛泽东站在病床边，默默看着，眼中含着泪水，长时间不忍离去，担心老战友再也醒不过来了。所幸，王稼祥最终战胜了死神。

遵义情交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这时，博古擅自决定，把重伤员王稼祥留下，还想把身体不好的毛泽东留下。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必须随军行动。博古才勉强同意他们随军转移。

湘江之役后，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人，李德还坚持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布下口袋的严峻形势，提出西去贵州的方案。于是举行通道会议，王稼祥支持毛泽东慎密分析，决不能自投罗网，全军覆没，断送中国革命，建议中革军委火速下达转兵贵州占领黎平的命令。

“三人团”想用最高职权否认这个命令，王稼祥对毛泽东说：“这种不正常局面必须改变。”毛泽东问：“你说该怎么办？”王稼祥靠近毛泽东低声说：“只有把他们轰下台，老毛，由你来指挥红军。”毛泽东又问：“会上能有多少同志赞成你的意见？”王稼祥说：“事在人为嘛！”⑿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军委领导在橘林里休息，坐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对张闻天说：“这样打仗不行，李德很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当晚王稼祥将这个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和彭德怀、聂荣臻。随后这个建议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就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⒀

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报告后，作了长篇发言，深刻揭露了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积极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短促突击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术守势，结果被敌人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所击破。总之，李德在进攻时犯了冒险主义，在防御时犯了保守主义，在转移时犯了逃跑主义等错误。为此必须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提出批评。

接着王稼祥站起来作重要发言，他斩钉切铁地断言：“必须结束‘三人团’至高无上的指挥权，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也赞成王稼祥的提议，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⒁

会议结束时作出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同时，毛泽东力荐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补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获得一致通过。⒂

后因打鼓新场之役七嘴八舌、举手表决而战机突变一事，毛泽东建议成立新“三人小组”，提议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半年后又增加彭德怀、林彪为“五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获得政治局通过。

1937年7月，王稼祥伤病难愈，毛泽东提议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派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护送王稼祥赴苏联治病，以清除体内的弹片和腐骨。同时毛泽东力荐王稼祥加入“中共代表团”，又鉴于他懂得俄文，派他参加共产国际工作，便于讨论中国有关问题。

1938年8月，王稼祥病愈回国，向毛泽东转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重要指示：“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⒃并将支援中共30万美元转交给毛泽东与张闻天。接着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8年11月初，毛泽东考虑到王稼祥已有30岁了，还未成家，无人照顾，主动表示愿当“红娘”，便介绍一位21岁的湖南女同乡朱仲丽医生与王稼祥认识，经过半年的恋爱，组成了幸福家庭。

1943年6月下旬，毛泽东来到王稼祥住处，对他说：“党诞生22周年快到了，请你写篇纪念党生日的文章。”为此王稼祥不顾病体，每晚写到深夜，于7月5日写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在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载，向全党、全国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深刻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1945年党的七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时，王稼祥因病落选，毛泽东十分着急，向大家介绍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上的功绩，以主席团的名义把王稼祥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举他。结果按得票多少为序，王稼祥名列第二而当选。这样，在中国革命的队伍里，毛泽东与王稼祥经过几番密切的长期交往，呈现出兄弟般的手足情谊，成为鲜见的最佳挚友。

作者：艾圣才（系永丰县高级教师，永丰县党史学会会员）

作者：冯都（中国现代史学会会员，党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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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王稼祥选集》（编辑组）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

⑵⑺《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王稼祥遗作，朱仲丽整理，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⑶《王稼祥年谱》第49页

⑷《王稼祥年谱》第55页

⑸《毛泽东年谱》（上卷）第370页。

⑹《彭德怀自述》第168页

⑻见电视连续剧《红色摇篮》第21集

⑼《中央苏区演义》第447页，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