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独处，是很多艺术家的共性，他们身处清净的地方不感到孤独，在热闹的名利场则相反。隐居常常令艺术家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因此，拜访艺术家的隐居地，是我旅行时偏爱的选择。

高更的大溪地Tahiti可能是最为人所熟知的艺术家“伊甸园”，他在那里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最知名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高更是在梵高自杀后正式隐居大溪地的，在艺术圈失去了最重要的朋友和影响他最多的人，他决意离开原本的生活，在全新的环境里重塑自己的艺术风格。​

高更的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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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和海蚀柱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不喜欢车来车往。1960年，为了拍摄电影《犹在镜中》（Through a Glass Darkly），他第一次来到法罗岛。岛屿奇特的海蚀柱、稀少的人口和绵延的松树林令他无法抗拒。

 五年之后，他作出了定居此处的决定，在那里，他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只有在拍摄电影时，才会成为当地人的雇佣者。长久以来，伯格曼便和岛民们发展出一种心照不宣的爱与尊重，他们知道他不喜欢被打扰，每当有人慕名前来寻找著名导演，他们都会有意指一个错误的方向。而小岛的环境与人也激发出伯格曼无限的灵感与激情，他陆续在此拍摄了《假面》（Persona）、《羞耻》（Shame）、《安娜的情欲》（A Passion）等多部电影，还完成了《呼喊与细语》的剧本。

 他曾经说，我在法罗岛从不感到孤独，在斯德哥尔摩则相反。​

伯格曼在法罗岛的旧居

​诗人和音乐家莱昂纳多·科恩是隐居小岛的另一个例子。他因在希腊旅居期间，偶然看到一本名为《Hydra and the Bananas of Leonard Cohen》的书，就决定在他从未听闻的伊兹拉岛（Hydra）上置业，可见他多么需要避世创作。​

​在岛上，没有人知道科恩是谁，没有歌迷，欧洲大陆的社会思潮也影响不到这里，创作之余，科恩会在街头巷尾与居民聊天，会去一个名为Cine Gardenia的露天电影院看电影。完全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小岛果然给了科恩汇报，他在这里遇到了对他的创作生影响至深的女人Marianne。他为她写出了"So Long, Marianne" 和 "Bird on the Wire"两首经典歌曲，因此声名更盛。​

​我拜访过的艺术家隐居地，还包括作家日本作家京极夏彦在东京郊外别墅、法国诗人里尔克在瑞士山区的穆佐城堡的等等……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就是远离了作品被评价、消费和流通的“风暴中心”。我发现，身处这些地方的时候，我自己也会不由地静下心来，思考和想通一些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无暇顾及的问题，可见一个能令人专注工作的环境，对创作者来说有多么重要。 

K11旗下的办公楼项目，也力求为年轻人创造一个能够高效工作的“小岛”。它不是传统的令人感到束缚和压力格子间，而是一个平衡了独立性和日常交流需求的有机空间。这是我从艺术家们的隐居地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