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大报纸《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其中《大公报》《益世报》都诞生于天津。《益世报》由比利时人雷鸣远创办,主笔之一,是名噪一时的罗隆基,梁实秋、田汉、张恨水、范长江等名人都是《益世报》的作者,20年代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曾受《益世报》邀请,写下56篇海外通讯。

《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雷鸣远,是比利时籍的天主教传教士。清末西方人来中国传教,雷鸣远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910年,他来到天津,在海河边的望海楼教堂当神甫。

(雷鸣远)

当时有个叫刘浚卿的人,从蓟县来到天津,住在望海楼附近,与雷鸣远结识,成了雷鸣远的助手。雷鸣远热衷于教育、慈善事业,他用望海楼教堂的场地办了诚正小学、贞淑女学,免费教女子、小孩读书识字,辛亥革命后,又在天津创办了“共和法政研究所”,这些事都是由刘浚卿出面操持。

1915年,雷鸣远募款创办《益世报》,自任董事长,刘浚卿担任总经理,报馆设在南市荣业大街。1918年雷鸣远回到比利时,九年后,1927年他又回到天津,加入中国国籍。刘浚卿同村同族的弟弟刘豁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念完南开大学,毕业后出任《益世报》总编辑。这三个人,是《益世报》的管理层,在他们的主导之下,《益世报》发展迅速。

30年代时局动荡,《益世报》重金聘请罗隆基、钱端升等社会名流来天津出任主笔。罗、钱二人文风犀利,深受读者欢迎,也把《益世报》推到了风口浪尖。当时天津报馆林立,大小报纸达七十多家,《益世报》日销量达4至5万份,与《大公报》齐名。

(罗隆基)

罗隆基(1896—1965)是民国时代最出名的文人之一。他是江西安福县车田人,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这个人天生反骨,当时学校禁看马列书籍,罗隆基不但看,还要在《新青年》上发表相关文章,抄写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贴在学校走廊上,受到学校的警告处分,也得了个“罗疯子”的外号。

1921年罗隆基赴美留学,入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学,毕业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在英国他遇到了新加坡华侨富商张永福的女儿张舜琴,两人结婚。回国后,罗隆基在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

《益世报》邀请罗隆基出任社论主笔,为他开出500块月薪的价码,当时一级教授的工资就是500元,约合现在人民币两万块,报馆还给罗隆基配了一辆汽车,有专门的司机,有洋房住,罗隆基离沪赴津。到天津后,他又接受张伯苓的礼聘,在南开大学教政治学,又挣了一份工资。

(《益世报》)

罗隆基写社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也不怎么上班,每次到报馆来,也很少与同事接触,独坐一室,看报写稿,写完就走。

罗隆基性格耿直,他的文章频频得罪国民党当局。1933年秋天某日,他乘车前往南开大学,行至海光寺一带,对面驶来一辆卡车,卡车上的人对准罗隆基的汽车连开十几枪。幸好罗隆基反应快,俯身扒在车座上,才幸免于难。《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为保证罗隆基的生命安全,也为《益世报》的生存,不得不辞退了罗隆基。

说到此处,还要讲一些题外八卦。罗隆基天性风流,他看上了徐志摩离了婚的前夫人张幼仪,张幼仪不肯接受,他便将怨气撒在发妻张舜琴身上,想离婚,又怕她提出要赡养费,于是常常对张舜琴实施家暴,拳打脚踢,张舜琴忍无可忍,主动提出离婚。

(《益世报》)

罗隆基离婚后娶了第二任太太、上海女演员王家右,但仍欲壑难填,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位颇具风韵的少妇,便一路跟踪,少妇发现后与他大吵,抓住罗隆基不放,把他告到法院,最终不了了之。据说罗隆基还曾跟史良、刘王立明、浦熙修、杨薇、罗仪凤等人发生过恋情。

在请罗隆基出任《益世报》主笔的同时,总编辑刘豁轩力邀马彦祥主编副刊“语林”,约老舍、张恨水等著名作家供稿。另有一版副刊名为“别墅”,当时的文艺界名人如田汉、叶浅予都为“别墅”写过稿子。《益世报》还首创了“社会服务版”,内容有职业介绍、代人征聘,又有施舍赈济、募集捐款,可谓包罗万象,十分现代。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沦陷,《益世报》被迫停刊,创办人雷鸣远不得不撤到大后方。1938年《益世报》在云南昆明复刊,1944年雷鸣远病逝于重庆,1949年《益世报》闭馆停刊。从创办到停刊共三十四年,《益世报》留下了许多民国名人的妙手文章和往事钩沉,成为珍贵的史料。

(雷鸣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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