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大报纸《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其中《大公报》《益世报》都诞生于天津。《益世报》由比利时人雷鸣远创办，主笔之一，是名噪一时的罗隆基，梁实秋、田汉、张恨水、范长江等名人都是《益世报》的作者，20年代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曾受《益世报》邀请，写下56篇海外通讯。

《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雷鸣远，是比利时籍的天主教传教士。清末西方人来中国传教，雷鸣远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1910年，他来到天津，在海河边的望海楼教堂当神甫。

（雷鸣远）

当时有个叫刘浚卿的人，从蓟县来到天津，住在望海楼附近，与雷鸣远结识，成了雷鸣远的助手。雷鸣远热衷于教育、慈善事业，他用望海楼教堂的场地办了诚正小学、贞淑女学，免费教女子、小孩读书识字，辛亥革命后，又在天津创办了“共和法政研究所”，这些事都是由刘浚卿出面操持。

1915年，雷鸣远募款创办《益世报》，自任董事长，刘浚卿担任总经理，报馆设在南市荣业大街。1918年雷鸣远回到比利时，九年后，1927年他又回到天津，加入中国国籍。刘浚卿同村同族的弟弟刘豁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念完南开大学，毕业后出任《益世报》总编辑。这三个人，是《益世报》的管理层，在他们的主导之下，《益世报》发展迅速。

30年代时局动荡，《益世报》重金聘请罗隆基、钱端升等社会名流来天津出任主笔。罗、钱二人文风犀利，深受读者欢迎，也把《益世报》推到了风口浪尖。当时天津报馆林立，大小报纸达七十多家，《益世报》日销量达4至5万份，与《大公报》齐名。

（罗隆基）

罗隆基（1896—1965）是民国时代最出名的文人之一。他是江西安福县车田人，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这个人天生反骨，当时学校禁看马列书籍，罗隆基不但看，还要在《新青年》上发表相关文章，抄写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贴在学校走廊上，受到学校的警告处分，也得了个“罗疯子”的外号。

1921年罗隆基赴美留学，入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学，毕业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政治学博士。在英国他遇到了新加坡华侨富商张永福的女儿张舜琴，两人结婚。回国后，罗隆基在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

《益世报》邀请罗隆基出任社论主笔，为他开出500块月薪的价码，当时一级教授的工资就是500元，约合现在人民币两万块，报馆还给罗隆基配了一辆汽车，有专门的司机，有洋房住，罗隆基离沪赴津。到天津后，他又接受张伯苓的礼聘，在南开大学教政治学，又挣了一份工资。

（《益世报》）

罗隆基写社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也不怎么上班，每次到报馆来，也很少与同事接触，独坐一室，看报写稿，写完就走。

罗隆基性格耿直，他的文章频频得罪国民党当局。1933年秋天某日，他乘车前往南开大学，行至海光寺一带，对面驶来一辆卡车，卡车上的人对准罗隆基的汽车连开十几枪。幸好罗隆基反应快，俯身扒在车座上，才幸免于难。《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为保证罗隆基的生命安全，也为《益世报》的生存，不得不辞退了罗隆基。

说到此处，还要讲一些题外八卦。罗隆基天性风流，他看上了徐志摩离了婚的前夫人张幼仪，张幼仪不肯接受，他便将怨气撒在发妻张舜琴身上，想离婚，又怕她提出要赡养费，于是常常对张舜琴实施家暴，拳打脚踢，张舜琴忍无可忍，主动提出离婚。

（《益世报》）

罗隆基离婚后娶了第二任太太、上海女演员王家右，但仍欲壑难填，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位颇具风韵的少妇，便一路跟踪，少妇发现后与他大吵，抓住罗隆基不放，把他告到法院，最终不了了之。据说罗隆基还曾跟史良、刘王立明、浦熙修、杨薇、罗仪凤等人发生过恋情。

在请罗隆基出任《益世报》主笔的同时，总编辑刘豁轩力邀马彦祥主编副刊“语林”，约老舍、张恨水等著名作家供稿。另有一版副刊名为“别墅”，当时的文艺界名人如田汉、叶浅予都为“别墅”写过稿子。《益世报》还首创了“社会服务版”，内容有职业介绍、代人征聘，又有施舍赈济、募集捐款，可谓包罗万象，十分现代。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天津沦陷，《益世报》被迫停刊，创办人雷鸣远不得不撤到大后方。1938年《益世报》在云南昆明复刊，1944年雷鸣远病逝于重庆，1949年《益世报》闭馆停刊。从创办到停刊共三十四年，《益世报》留下了许多民国名人的妙手文章和往事钩沉，成为珍贵的史料。

（雷鸣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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