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来人往的市场拍摄时,她也从来不会清场,有人甚至直接站在了镜头前,就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工作人员也不阻止这件事发生,因为那就是生活。同样,影片最后,赞恩从监狱里给电视台打电话道出想要起诉父母这一高潮片段,在拍摄时,小孩是在跟导演娜丁打电话,原本给他的台词只有简单的几句,谁知他越说越深入,其中很多发人深省的话,并不全是从角色而来,他正是在说他自己。

“我是全片唯一的谎言。”

在回答映后谈的最后一个问题时,来自黎巴嫩的女导演娜丁·拉巴基笑道。

4月13日,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的娜丁·拉巴基大师班上,放映了这部去年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且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何以为家》(又名《迦百农》),一个因故意伤人被关进监狱的12岁男孩赞恩起诉了亲生父母,罪名是:“他们生了我”。动荡社会里,从苦难中长大的父母把一个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除了让他们受尽轮回似的磨难,什么也得不到。

让所有人吃惊的是,在这部号称“眼泪收割机”的电影里,除了导演自己扮演了小男孩赞恩的辩护律师外,其余所有出现在片中的角色都不是专业演员,而是在黎巴嫩街上找的普通百姓,是的,所有。他们大多是真实居住在电影中俯拍的那一大片贫民窟里的难民,甚至连审核案件的法官也都是真实的法官。对于这些非专业演员来说,电影中的一切从来都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每天都发生在身边的真实。

因此,富有冲击力和中东地方特色的画面,紧凑的剧情,非线性的叙事方式,所有这一切构成这部电影的重要元素,都远不及它对难民题材的纪录片式的独特拍摄方式来得更有吸引力。某种程度上,正是后者催生了那些元素的诞生,和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电影中叫人潸然泪下的真挚情感。

工作花絮

“不去想象一个故事。”

2015年9月2日,一具俯卧在海滩的叙利亚难民儿童的尸体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也同样触痛了导演娜丁。她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看到那张照片的心情:“如果这个孩子能说话,他会说些什么?”

这是激发她更想拍这部片子的原因之一,但难民儿童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走过黎巴嫩的贫民窟,街上成千上万的孩子每天都面临着生存威胁,她不想对此习以为常。她相信,摄影机可以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一具俯卧在海滩的叙利亚难民儿童的尸体

仅凭可查找的资料内容和自己的观点态度,还有适当合理的想象去虚构这类电影剧作,是最常见的操作方式,但娜丁却拒绝走这样的捷径。“我不希望去凭空想象这个故事”,她笃定道。从2013年到2016年,她和另外两位编剧花了足足三年的时间去监狱、法庭、贫民窟做调查,和孩子、家长们聊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完成了《何以为家》的剧本。

在为期6个月的拍摄中,剧组不仅没有使用专业演员,甚至也没有任何布景、灯光、道具。电影里所呈现出来的所有场景都是实地拍摄,贫民窟,破旧房子里的家具,孩子的涂鸦,全都是真实的。这恰恰证明了,不需要任何的虚构和伪造,电影里这样让和平地区的人难以想象的戏剧化的事,每时每刻都在世界的某些角落里发生着,那是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好像娜丁所做的,不过是把这些本不该发生的日常,抽出来给大家看到了而已。

工作花絮

当然,娜丁也指出,虽然这部电影的某些方面好像是纪录片,但事实上也还是在讲故事。因为她很清楚,如果严格用拍纪录片的方式拍这样的故事,那一定需要跟踪很多年,才有这样一个直击人心的戏剧化发展。

“他们希望被讲述”

观影结束后,现场有观众举手问道:“一般来说,在街上找的素人演员有时候会显得比较粗鲁,比较不耐烦,您是怎么调教他们的呢?”

因为时间关系,娜丁没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她的答案早就呼之欲出了。她不止一次强调过,“这些人想要讲述他们的故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马尔克斯的自传的书名——《活着是为了讲述》。电子化的传播环境里,耸动的新闻滚动出现,又渐次消失,观众甚至来不及对此作出任何反应,就又被带入了下一个议题但一定有些人和事,需要被讲述,值得被铭记

赞恩

影片的小男主角赞恩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叙利亚难民,和影片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父母对他很好,但即便如此,他也依旧生活困苦,没有学上,甚至连名字也不会写,拍摄时12岁的他,因为营养不良看上去像是不过7岁出头。

你不可能期待他们变成别人。”娜丁坦言,正因为是非专业演员,他们不可能像专业演员那样运用技巧进行表演(act),更多的只能是作出反应(react),她花了大量时间让演员信任自己,从而能够进入到最真实的状态和情感,这需要真诚和耐心,需要真正去接近这个群体。

“你要做的就是给他们场景,一个开始点,一个结束点,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然后“从他们自己的人格里挖掘出一些特性来。”这时候,他们所讲述的某种意义上并非角色的故事,而是自己的故事

因此,娜丁甚至没有给演员任何剧本。他们不喜欢背诵,也没办阅读,实际上,所有的演员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知道电影的结局通向何方。“对于我来说,这就像是真的生活一样。”

月经初潮的萨哈

她还举了几个有趣的例子。比如赞恩在给妹妹洗沾有姨妈血的内裤时,为了告诉她那个想娶她的男人居心不良,举例说那人曾经把女人用链子锁起来,这些其实并不是剧本中有的台词,而是饰演赞恩的小男孩自己经历的真实场景,是他邻居做出来的恶行。同样,影片最后,赞恩从监狱里给电视台打电话道出想要起诉父母这一高潮片段,在拍摄时,小孩是在跟导演娜丁打电话,原本给他的台词只有简单的几句,谁知他越说越深入,其中很多发人深省的话,并不全是从角色而来,他正是在说他自己。

此外,还有一场:当妹妹月经初潮的事情被大人知道以后,房东的儿子强行带走了这个刚满11岁的少女,赞恩哭着追出去。在原先的剧本当中,赞恩很快就停了下来,但实际拍摄时,小演员一直跟着摩托着在跑,他试图抓住妹妹的手,直到真的再也抓不住了才放开。“他不是在演,他是真的不希望她走。那一刻我们决定跟着他跑,他跑了有足足15分钟,我们一群人就扛着摄影机跟了15分钟。”

试图抓住妹妹的手

像这样与剧本不符的即兴反应随时都会发生在《何以为家》的剧组中,这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娜丁非常喜欢,她觉得如果导演足够熟悉自己的剧本,知道最终的目的地,就会知道哪些即兴是更好的,哪些最后可能没有结果。

“如果你对此有疑问,质疑为什么和原先设想不一样,那么你不属于我们这个摄制组。”

“我们不会为了电影拍摄去暂停生活”

在描述拍摄过程的时候,娜丁多次强调:我们一直对于生活给予我们的意外保持非常开放的心态。

说到这个,娜丁还用了一个词:mobile. 她几乎不会固定走位,而是随时根据现场来调整,因此和传统的片场不一样,她的现场并不会有一个导演椅放在监视器的后面,甚至她会把监视器随身携带走来走去,就像带着个小孩一样。她时不时会出声引导素人演员,以至于后期必须要把她的声音从影片中剪去。

赞恩和导演饰演的律师

在人来人往的市场拍摄时,她也从来不会清场,有人甚至直接站在了镜头前,就好像没有看到一样,工作人员也不阻止这件事发生,因为那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没有人会在乎你是不是拍摄电影,生活总得继续。

“We don't stop life.” 她说。

娜丁举例,譬如有一个镜头是在鱼市场,她对小演员说:“维恩(他的真名),当你饿得不行了你会怎么办?”男孩就自己走向鱼摊,也没有说什么话,老板就主动把一包鱼给了他,好像知道他们在拍摄这孩子饿了。

“这就像奇迹一样。”娜丁说。人们什么也没说,但就彼此心领神会。

上海国际电影节观影现场 撰稿人拍摄

最后

“你会担心这个题材距离中国太远吗?”上海大学电影学院的老师舒浩仑最后问。“我希望,也相信中国观众会感觉这和他们息息相关,”娜丁笃定道,“我相信任何地方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哪怕是再大的城市。这从来就不地域性的。孩子就是孩子。

就像她在影片中扮演了律师一样,虽然她至今仍然不确定由自己来扮演这个角色的决定是否正确,但她所做的一切,去调查,去访谈,就正像是一个律师一样,为了某种公道而发声。

除了成为艺术之外,这亦是电影与生俱来的力量之一。

坦白说,观影过程中笔者亦多次抹泪,但绝不同意一些观点所认为的,这是影片在刻意煽情。苦难就是苦难。

-影終-

陈夏露

戏是我清醒时候做的梦

除标注外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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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许安琪 &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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