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是现代中国画坛上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之一,也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

  “长安画派”在初创之时,有石鲁、赵望云,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等人,各自拿出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作品,用高超的艺术技法和真实的思想感情深深地打动着观众,打动着世界上许多艺术爱好者。

  特别是国外华人社区的艺术爱好者,借着八十年代旅游业的开放,这些艺术爱好者纷纷来到中国,来到了长安城,寻访石鲁生活过的古城,寻访石鲁震撼人心的作品。

  美国华人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邱先生八七、八八年之间多次来到长安,专门寻找石鲁的作品。那个时候市场经济刚起步,大多数人没有过上小康生活。一个外国人用大把的美元在长安城中购物,长安城中的骨董字画界能不闻风而动吗?

  

  ▲这位老人姓彭,是书院门上开骨董店的老户,还会用几种外语和外国游客打招呼。肚子里的老故事很多,我就听道了不少,并讲给了大家。

  骨董市场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人要某一种东西时,可能转着圈就有五十个人为其寻找,见面都问:“你有没有某某的画或者什么什么东西。”那几年,只要你走到北院门、书院门,只要你进了骨董店、字画店,店主的第一句话肯定是问:“你有石鲁的画没有?”

  在长安城的骨董字画圈子里有一个姓李的老头,大家都叫他李老汉。说他老,其实也就是六十岁的样子,刚退休不久。李老汉以前在文艺路一家粮站工作,业余也能画上两笔,梅、兰、竹、菊还是很有些趣味的。李老汉因为在粮站工作,不论上班下班头上总是戴着一顶软口白布帽子,就象灶上大师傅的那种(不是现在洋式高顶的)。

  因为在粮店工作,也就方便接触了许多人,特别是文艺路粮站管辖着京剧团、省人艺等艺术团体,著名画家蔡鹤汀、蔡鹤洲就住在省人艺的院子里。大蔡、二蔡是福建人,喜食大米,那个年代虽然给南方人照顾多卖给几斤米,但还是不解决什么问题。李老汉就借在粮食站的工作方便,多给蔡先生几斤米,因而换来了不少蔡先生的画,而且由此处也认识了不少长安书画界的名人。

  李老汉可以说是八十年代后期长安艺术品市场上真正的“包袱客”,不论是北院门、书院门,还是八仙庵的周日集市上,总能见到他推着自行车,戴着白帽子,身上挎着一个白色的帆布包。帆布包内鼓鼓囊囊,有卷轴,有册页,稍长一些的画卷轴头呲出布包外很长一截。由于不平衡还时常乱倒,李老汉不得不用手时时地扶着。

  

  ▲八十年代后,自从旅游业发展了,西安的旅游商店,友谊商店里摆得都是“唐三彩”。生产过盛后,人们也就欣赏疲劳了,现在几乎卖没人再买了。

  李老汉除了经营些字画,还时常给我找些旧书,当然,善本的古籍他也不在道上,弄也弄不来。但民国时柯罗版的旧字帖、老画册还是找来不少,所以,与我还是比较熟。

  听说李老汉不知从啥地方淘出一幅石鲁的画来,还在北京出的一本画册上刊登过,题目是“黄河两岸度春秋”。这幅画转了几个手最后还是卖给了美国华人邱先生,当然李老汉也因此挣了不少钱。看来“杀出一条血路”还真是流了不少血。最后还是骨董行利大,也要相对安全些。

  听人说这本画册上“黄河两岸度春秋”共有三幅,真假还有争论。据圈子里的人透露,其中两幅都是一位名叫杨天奇的年青画家画的。这位姓杨的画家手底下有些功力,画谁象谁。在信息还不发达,人们见真画还不多,艺术修养也不高的时期,只要你画得笔墨稍微讲究一点,画面漂亮一点,普通人都认为是真的。

  连李老汉都在四处找石鲁的画,长安骨董字画圈子里要达到多么狂热的地步。你再想,全国、全省、全长安城中私人家里能有多少石鲁的画可以出手,确实,在“文革”前后的十几年,经济困难的石鲁可能请他吃一碗羊肉泡馍就会给你画一幅画,但那也是有数的,不可能天天都去画。现在这样索求石鲁的画,假画肯定会应运而生的,对于经济生活刚刚起步的人来说,这可是个发财的好机会。于是青年画家杨天奇就出手仿造石鲁的画了。

  美国华人邱先生几年里收了不少石鲁的画,确实也有几幅精彩的作品,但不免贪图便宜也买了不少伪作。邱先生也不是傻子,真画看得多了,也就渐渐感觉到在长安城中所购石鲁假画的比例越来越大。几万美金花出去打了水漂,心里当然不能平衡,于是邱先生就来到长安,仍然住在他每次都住的钟楼饭店,设计了一出震动长安骨董文物界的大戏——钟楼事变。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长安城,似乎没有现在这么多雾霾。六七月份,夏天的长安城是要热些,但是你要是立在背阴处或树荫下,马上就会感到有些小风,有些凉意,不会像南方潮湿气候那样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你站在老槐树底下,更是觉得心里舒畅了许多。别看老槐树的叶子小,但它却长得茂密,层层参差,阳光是透不到树底下的。从唐代开始,长安城中的人就喜欢在老槐树底下消夏乘凉。如今的长安城改变得几乎感觉不见汉唐风貌,但是当你抬头仰望这千年不变的黑黢黢地枝干、绿油油地树叶的老槐树,你一定会想象得出来汉唐人是什么样子的。这老槐树是长安城中千百年来唯一没有变种的生命和形象。

  

  ▲七八十年代以后,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学习绘画的热潮,许多年青人都想借此摆脱困境。或能上美院学习,或画画能卖钱,因此,长安城中到处都有绘画学习班。

  长安城中夏天背阳处有点凉气儿,但要是住在四楼以上,开了窗户就更会有些凉风了。这是夏天的七月中旬,美籍华人邱先生又来到了长安,住在市中心的钟楼饭店八楼,窗户对着南大街,就是所谓的“街景房”。邱先生是有钱人,肯定住得是大套间的包房,客厅旁边还有一间麻将室。邱先生每次来长安除了寻购石鲁的画,还会邀几位朋友来打麻将,聊聊天,联络联络感情。长安城中八十年代搞旅游商店的几个老前辈梁果园、樊老大、李梅等都经常去陪邱先生打打麻将,当然也帮着邱先生找点东西。

  梁果园长我几岁,平时都叫他梁哥。梁哥是长安城中早期从事旅游商店的那一批人,确实挣了不少钱。梁哥爱喝酒,潇洒豪爽,每次请客吃饭你就别考虑买单的事,都是他提前给柜台放了几百元钱,老话说这叫“压柜”,吃完饭再算账。梁哥不甚计较钱财,反倒是常常能挣来不少钱,这也是维了朋友关系的缘故。邱先生就是因此而喜欢梁哥,每次来长安都叫梁哥陪着吃饭、打牌,这一次也不例外。

  

  ▲长安城中的古玩集市,每逢周六、周日摆摊的,掏货的人总是特别的多。

  美国华人邱先生来到长安城,第一天就通知平日来卖画的人,说还需要一些石鲁的画,如果有其他骨董也行,肥婆陶俑大一点的想买两个,青铜器有铭文的最好等等。这都是大买主,话一传出,长安城中就积极响应了。找石鲁的找石鲁,寻骨董的寻骨董,约好后天下午两点送到钟楼饭店八楼。

  时间很快就到了,这天下午两点前,陆陆续续,长安城中有活动量的骨董客都来到钟楼饭店八楼的大套房。大客厅里挤满了人,有的人胳肢窝下夹着画卷,有的人手上提着包包,挤不进房间的人就在房门外走廊上等着,熙熙攘攘,就象早市。邱先生似乎对这种情景并不反感,只是对房间里的人打了个招呼说:“马上,马上,稍等一下,我把这一圈牌打完就来看东西。”梁哥仍是陪着邱先生来打牌了,看着屋里这么多人也是一脸茫然。他对邱先生说:“你有事就先办事,等会儿再打牌吧。”邱先生看看腕上的手表说:“再打半小时就差不多了。”

  大约三点整,走廊外一阵骚动,然后房子里的人也往外面跑,还有些人把手里拿的东西从客厅的窗户扔了出去。这时就听有人喊道:“警察来了!警察来了!”果然,数十名身穿白上衣,蓝裤子的警察把走廊给堵住了,“一个人也不能走,各拿各的东西排着队下楼!”警察喊着。走廊太窄,又是封闭的空间,来送货的人谁也跑不了,都被押了下去。邱先生则镇定的拉了梁哥进到套间里,锁上门再也没有露面。钟楼饭店大门口停了两辆大轿车,还有四五辆面包车型的警车,来送货的人分别上了两辆大轿车,大约有五六十人。

  把这些人带到公安局,登记完毕自然也不能判什么刑,但是以倒卖文物、贩卖假画的名义每人罚了两千元,批评教育,东西没收,然后释放。而邱先生则在当天下午就坐飞机回美国了。

  原来,邱先生在来长安前就在公安局报了案,说是有人贩卖假画骗钱,他也知道,要想让这些人把钱退回来绝对是不可能了,出口恶气,让这些人受点苦还是可以的。于是就与公安局约好,下午三点来钟楼饭店一网打尽。此事后邱先生也就再也来不成西安了,而“石鲁大战”也就此告一段落。梁哥说:“没我啥事,就是一紧张,看人家往窗外扔东西,我也把手上的翡翠戒指弄下来扔出去了,下面是花坛,第二天去找,找了半天也没找见。唉,这个老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长安城中五味什字街的景像。右边就是文化产业聚集地南院门。

  无论怎样讲,“石鲁大战”还是让长安城中不少人因此而富了起来。尽管这些人毛孔里不一定就滴着血,但“假画能挣大钱”的观念却侵入到了骨董行许多人的心里。这个观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左右着许多人的行为,人性的善良都被本能的逐利之恶所掩盖,并上演着一出出荒诞的恶作剧。

  本文节选自《长安骨董客》第三章,木光书坊、贞观联合出品,西安出版社2018年出版。购买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作者:宗鸣安

  陕西地方史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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