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英帝国主义为打开从缅甸北部入侵云南的通道，不断蚕食云南边地，清同治十三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派英军上校柏郎率领全副武装的“勘测队”，以来云南勘测绘制地图为名，妄图入侵云南。

按照事前约定，由马嘉里前往缅甸接应，马嘉理是英帝国主义殖民者驻华使馆的翻译、间谍，他沿途从北京到云南一路刺探军政要情，绘制山川险要地图，标示驻军情况，并把掌握的情报向柏郎进行了汇报。

得知英军即将入侵的消息，各族军民纷纷组织起来，严阵以待，当时驻守边防的腾越镇左营都司李珍国到芒允召开大会，动员组织各族人民进行抗英战斗准备，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马嘉理带领英军向中国边境进发，听说前面有数百名中国武装人员要进行阻截，多疑的柏郎下令部队停止前进，打算探明情况再做打算，马嘉理自告奋勇前往探路，柏郎带队随后跟进，行至雪例已近傍晚，狡猾的柏郎不敢留宿，命令部队返回班西山下宿营。

伏击的军民探知柏郎大队人马在后，故意让过马嘉理一行，马嘉理一行于14日晚来到芒允，宿于佛寺，认为平安无事，16日依原路返回接应柏郎，行至芒允街户宋河边时，受到守候己久的腊都、儿通瓦等20多名景颇族义军的劝阻和痛斥，但骄横的马嘉理不但不听忠告，反而开抢打死1人，群情激奋，腊都、儿通瓦等忍无可忍，被迫将马嘉理及其随从4人杀死，讨回了血债。

次日早，柏郎得意洋洋地率领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被埋伏在班西山前阻击侵略者的军民们拦住，柏郎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首先开枪向我爱国军民射击，我方爱国勇士被迫进行反击，一时间，班西山下枪声大作，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柏郎看我人多势众，更知若中了见血封喉的弩箭，连上帝也没办法相救，又得知马嘉理和他的几名中国随从被打死在云南边境，首级悬挂于城墙之上，大批中国援军即将赶到，大惊失色，威风顿挫，赶忙仓皇逃窜出境。

赫德认识马嘉理，但是，当他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噩耗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为他的同胞感到悲哀，而是代之以巨大的担忧――马嘉理之死，必定会升级为一桩外交大事件，果不其然，威妥玛发飙了！人是他派的，发放护照是总理衙门同意的，而总理衙门也将此事通知了云南的高级官员，现在马嘉理却死于非命，这难道不是蓄意挑衅？他认为这样的罪行不可饶恕，“颇疑此案必有主使之人”。

3月19日，他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最后通牒，提出派员调查、赔款等一系列要求，限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答复，与此同时，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赖德率舰队北上，数万名英军集结仰光待命，西方各国公使均接到了本国政府不得擅离职守的训令。

总理衙门这次倒是硬气，赔偿和派员调查没有二话，只是反对英国人参与现场调查，“至于其他的要求，中方认为它们与事件毫无关联，所以不能接受。”威妥玛大为恼火，他的中文秘书梅尔士更是气势汹汹，不依不饶，4月，威妥玛再次提出外交特权和内地贸易征税问题，同时梅尔士在天津会见了李鸿章，李鸿章在会见时谨慎地指出：“已明白地告诉赫德，海关与内陆边境事务毫无关系。”李担心马嘉理事件会导致内陆边境“口岸”的开放，他的这些警告表明，赫德作为一个幕后人，对控制贸易问题相当关注。

也许是和洋鬼子打了十几年交道了，自奕新以下，总理衙门的一干大员们迅速成熟起来，在和列强的谈判中，并非我们想当然的那样猥琐，而是不卑不亢，大玩太极，不妨引用这段史料，看看总理衙门大臣董恂、沈桂芬如何对付奉威妥玛之命前来交涉的梅尔士。

梅云：“现在各处此等情景都由总署所办，各事全无真心和好意思，是以各处敢如此欺辱外国人、戕杀外国人，须知外国人不是可欺辱、可戕杀的，我们只好做到这个地步。”

董大人云：“我前年患一疙瘩平复之后，长了一块新肉，时常作痛，据医者云，此肉在身上日子未久，与本来之肉年久在身者不同，是以作痛，再过几年此肉与本来之肉一般，自然不痛，此即可为比方。 ”

梅云：“董大人之话，是说愈多一年自会见和好意思，我看中国是愈多一年愈不见和好光景，这个是物极必反时候了，其实此事全在总署，总署如肯真心和好，只说一句话，各处岂有不听从的，譬如病人须要服药方好。” 沈中堂云：有病固须吃药，也要看所吃何药。如吃不得之药，病人也不便吃。

别看大清国力衰微，但外交官员话锋之健，口舌之利，时人难出其右，像梅尔士之流的中国通尚能抵挡一二，其他的洋人，也只有不明觉厉的份了，如此这般的口水仗，注定了中英滇案交涉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威妥玛借此机会，大肆诋毁总理衙门，指责清政府查办滇案的诚意，并提出一揽子要求，其中，与事件最密切相关的有两条，一是派一或二品实任大员亲往英国对滇案表示歉意；二是清廷降旨责问岑毓英等对滇案失察，更有甚者，“遣使人英及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并在京报上公布”。

鉴于时局，李鸿章建议总理衙门在这些要求中“酌允一二”，决定派郭嵩焘为使臣赴英；允许责问岑毓英，但不公开发表，至于通商等问题，那可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先生的强项，在这样的背景下，赫德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9月21日，威妥玛与总理衙门大臣商定，翌日派梅尔士前来，并应邀请总税务司赫德参加，第二天，梅尔士与赫德按时去了总理衙门，尽管赫德又是亲自翻译节略，又是极力撮合，但外国公使与中国高官交往以及商务问题的讨论都没能取得进展，29日，奕新照会威妥玛称，货税问题应单独考虑，不应与滇案联系起来，前几日赫德已受命仔细详尽地考虑这一问题，等到滇案了结后再另行处理。

威妥玛对此照会十分不满，10月1日，威妥玛写好断交照会，称他将立刻撤使，并令天津与牛庄的英国领事告知当地英国商民，必须在河道冰封前撤离，因撤离而造成的损失将由中国承担，事实上，威妥玛的撤使断交只是吓人的姿态，他的真正目的还是想迫使总理衙门让步，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如何转圜？

如果说彼时的中英双方是一对咬合的齿轮，那么，赫德就是最佳的润滑剂，为了挽救危局，他劝告“总理衙门作出了必需的保证，并通知公使已指示总税务司就外国贸易征税做出全面报告。”实际上赫德是在给他自己出难题，他必需想出一个“对于中国来说是可行的，义能为所有条约国所接受的有关货税的方案。”

威妥玛终于平息了心头之火，中英滇案交涉中的第一次危机在赫德的调停下得到了解决，或许是中方作出了一定退让，总理衙门提及赫德在解决此次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时，只是在奏折里一笔带过，也就是说赫德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为双方传递信息而已，但是英方却不这样看，刚刚获封巴思勋位的威妥玛爵士，在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勋爵的信中称，在近来的交涉中总理衙门作出了让步，而总税务司赫德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外交官享有的一系列豁免权中，“人身不受侵犯”赫然排在第一，马嘉理作为资深外交官员，义持有特别护照“奉文来滇”，却“遭此奇祸”丢了卿卿性命，查明真相严惩凶手，是必需解决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清政府查案也是有模有样的。

在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李翰章的坐镇指挥下，除拘押腾越厅参将李珍国、同知吴启亮等地方官，清兵还大举进剿户宋河畔的芒允等景颇山寨，先后打死8人，捕获而通凹等17名“凶嫌”，经过8次会审，留下3万字口供，案情调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6月，威妥玛当面向恭亲王提出，立即将云南巡抚岑毓英提京审讯，如不答应这一要求，就要断交开战！“以赫德在华二十余年对中国人的了解，这样的要求他们绝无答应的可能，鉴于威妥玛爵士已失去耐心，提出条件已是发号施令，总理衙门只得又将挽回局面的希望，寄托在赫德身上，中英双方显然都各执己见，不肯做出退让，宛如热锅上的蚂蚁，赫德左右为难，总理衙门命令他追到上海“与威大臣会商，冀有转圜”，他也只好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赫德不做足功课，是不会贸然赴沪的，他必须先拟就解决滇案的一系列条件并征得总理衙门的同意，除了一直存在争议的货税等商务问题，赫德也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趁机提出一些扩大海关权利的方案，按照他的思路，“信局、银局皆与中外交涉有裨……银局若由总税司管理，选募洋匠顺手，各口洋商亦皆信服，可以得利。”

但出乎赫德的意料，对他绞尽脑汁策划并游说总理衙门同意的一揽子谈判条件，威妥玛并不感兴趣，公使先生不愿与赫德商谈任何商务问题，按他自己的话说，“我认为我没必要与赫德再开始这样的讨论”。

这样尴尬的场面，实在使赫德难以下台，对威妥玛而言，赫德纯属后生晚辈，在中英滇案的交涉过程中，赫德无论在遣使、是否对中国动武以及对中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等方面，都和他存在分歧。

如果因为碰壁就轻言放弃，那赫德也就不是赫德了，余怒未消的威妥玛，虽然拒绝与赫德本人商谈，但他会不会和其他人谈呢？正如赫德所料，威妥玛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用撤使、断交甚至动武来恐吓只是一种姿态，他还是希望能够与清政府大员开谈的。

洞察了威妥玛的心思，赫德已经知道他该怎么做了，为了让清政府同意派员谈判并做最大限度的让步，他也配合着威妥玛的鼓噪，极力渲染战争的可能性，正值土耳其和塞尔维亚爆发战争，赫德威胁那些只会嘴皮子逞能的总理衙门大员，“西国情形，现为土耳其事日有变动，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该国力量既能在西洋作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

彼时，正是日不落帝国的光辉岁月，而清政府又没有在外设立使馆，对欧陆事务茫然无知，于是就真的被赫德的虚张声势给吓住了，总理衙门奏日：“臣等查英国使臣此次出京，虽无显示决裂之语，而究竟决裂与否，殊不可恃，臣等揆其用心，将来如何始有转机，亦实不能预料。”

接下来，就又到了“展示赫德的惊人影响力”的时候了，他将了解的情况与自己的意见函告天津海关税务司马福臣，由马福臣翻译并转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反复强调李到烟台与威妥玛谈判的必要性。

赫德之所以要力荐李中堂大人为谈判代表，并极力主张赋予其宽大的权柄，实在是因为他明知李鸿章是“今天最急于和解和求的中国人……他知道他会受到何种打击，他也知道一次战败会使他失掉所有高官厚禄，一场败仗会夺去他所有的一切！”

1876年清朝廷派李鸿章在山东烟台与英国大使威妥马签订屈辱的《中英烟台条约》，除“抚恤”、“赔款”、“惩凶”、“道歉”外，还同意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开辟印藏交通，通往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省区；开辟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等地为通商口岸；扩大领事裁判权等，“马嘉理事件”中反侵略斗争的壮举以一个难言的结局载入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