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次会议，在会上得出了“国民党人的精神萎靡导致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蓬勃发展”的奇怪观点。

如果这一逻辑成立，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迸程中，国民党放松了对共产党的防范，或者是对共产党的警惕严重松懈，从而给共产党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显然，这一逻辑的荒诞之处在于：

首先，这是空前残酷的对日作战时期，国土的沦陷、民族的危亡也许让执政的国民党困难重重；但是，国民党人不论是其政客还是军人，于惨烈的战争中表现出的种种不堪，原因怎么可能源于在敌后打鬼子的共产党武装？

其二，共产党武装于敌后战场的发展是对日作战的必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制订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时，已经特别意识到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同等重要，那么共产党武装作为活跃于敌后战场的中国军事力量的主力，其得不到发展壮大又如何与日军进行作战？

根据国民党人的思维逻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议题重点从对外转到了对内，会议制定出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会后一系列相关的秘密文件相继出炉：《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等。——在与日军的军事对峙中“极力保持现在态势”的同时，国民党已开始转向于如何防范、限制、排斥和打击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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