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对古代的政府官员还是今天的历史学家，事情有时候都显得颇为古怪，千方百计给老百姓直接的好处他们不要，偏要去“违法乱纪”。

衡州，即今天的湖南衡阳，清代是湖广行省辖下的一个府。在中国盐业千年官营的背景下，衡州在清初属粤盐区，但刚好在粤盐区与淮盐区交界之地。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衡州人吃粤盐，其实是舍近求远，盐从广州出发，要绕上一大圈。相比较而言，淮盐运到衡州的成本反而更低，人们当然更愿意吃淮盐。而且与淮盐区盐税考核只到省一级不同，粤盐区对官员的盐税考核是一直到县的。衡州盐商向粤盐区交的税达不到指标，县官便强行摊派。百姓没钱，就只能强迫乡绅富户买盐或直接交钱。乡绅们很不服气，他们以为，只要能把衡州归入淮盐区，就可以摆脱县官的纠缠了。

于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衡州的乡绅和读书人开始奔走呼吁，要把家乡划到淮盐区，甚至隆冬正月跑到北京，直接向皇帝陈情，事情闹得很大。终于，到了康熙年间，朝廷正式把衡州府从粤盐区划入淮盐区。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士绅们拼死拼活争取到了吃淮盐的“福利”，老百姓却不领情。没过多久，人们又回过头去，吃起了从广东走私过来的盐。原本没有多少私盐的衡州府内，自此开始私盐泛滥。

这件怪事，是黄国信在为写硕士论文而批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的。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想搞清楚，这个“大反转”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盐务类档案中，黄国信查到大量官府记录的食盐走私案。所有案卷的叙事逻辑都一样：政府明令禁止走私，但这些人依然铤而走险，因此被严惩。这样的“官样文章”无法带给他更多启发。

“当然也有一些关于官商勾结的陈述，但具体怎么勾结的？里头并没有细说。”而且档案中记录的涉案官员大都是地方小官，甚至衙门兵丁，完全没有高层大官的踪迹。“官商勾结，这是高中生都能得出的结论”，黄国信不满足于此。这位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一书，瞄准更深层次的问题：当时的国家权力是如何介入市场的。

盐商、总督和皇帝

从一份《潘氏家乘》（光绪刻本）中，黄国信找到了当年衡州府内淮盐粤盐之争的答案。

这部文献藏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收录的大量文稿，是嘉庆、道光年间一位大盐商与亲友往来的私密信件。“对买卖私盐的事情，盐商一般不会自己记录下来，这样的材料很难找。”

信件的主人叫潘进，广东最成功的盐商之一。衡州府的粤盐，很大一部分就是经他之手走私的。“两广地区六个销盐地区，只有潘进所在那个区域是可以顺利上交税收的，其他地方都欠税。”

按照明面上的规定，官府授予潘进的许可证，仅仅允许他在一个叫沙湾的地方卖盐。可这个地方靠海很近，老百姓可以自己在家晒盐，市场上的盐卖不出去。潘进就开始想办法，暗暗把生意做到粤北，也就是淮盐与粤盐的交界区。

潘进之所以能把走私生意越做越大，湖南粮储道李可蕃是个关键人物。在黄国信看来，这两个人并不是基于简单利益交换的“官商勾结”。李可蕃是潘进同乡，又是他同学的二哥，还曾有过相互帮衬的约定。从信中内容看，他们的关系很亲密。其中一段往来，由黄国信转译成白话文：

“你现在湖南做粮储道了，应该再帮帮我的忙。五六年前，你曾经帮我们跟湖南的衡州、永州、郴州的道台彭应燕打过招呼，让他尽量少干预我们在这个地方卖盐，效果很好。现在你到湖南来了，能不能引荐我直接跟他们见面，我们可以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大。”潘进写信说。

李可蕃回信：“我早就想让你来了，我们以前不是约定过吗？我知道你很聪明，很有行政才能，请你做我的幕僚。现在机会来了，我外放做粮储道了，你来帮我做幕僚吧。”

此后，潘进又回信了，大意是，他不能即刻去做幕僚，而是要先把手头的生意处理好。

通过李可蕃，广东商人潘进联络到许多湖南地方官。可湖南地方官为何会允许私盐进入自己辖区，影响当地盐业收入？黄国信发现，问题可能出在政绩考核上。按照清朝的制度，盐业好坏是直接影响官员政绩的。但在李可蕃所在的淮盐区，盐业考核只到省一级。粤盐区则不同，业绩考核一直延伸到县。这意味着，湖南官员纵容私盐进入并不影响考核，而另一边，粤盐区的两广官员也有了宽容粤盐走私的动力。

所以，潘进这样的盐商，其实能同时得到两边官员的支持。“有好几个两广总督，包括蒋攸铦、阮元、邓廷桢等人，都是坚定地站在两广盐商的背后，努力把盐卖到湖南南部去的。”

粤盐大量进入两淮盐区，影响了后者的盐税收入，这就引起了两地高级官员的尖锐对立。黄国信梳理了很多材料，展现嘉道年间，淮盐区官员与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户部、皇帝之间旷日持久、喋喋不休的争吵和磋商。经常是湖广官员联合户部一起找两广总督理论，后者则找出各种理由推诿搪塞。

黄国信还发现，嘉庆、道光两位皇帝在这场纷争中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经常出尔反尔。明明淮盐区更占理，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两淮反而被妥协掉了”。“这是因为淮盐区面积大，人口多，经济也相对比较好。整体来说，税收问题不那么严重，盐税上缴比较顺畅。朝廷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反正问题不大，亏一点就亏一点，把问题解决算了。”

这就是当年衡州那次反转的原因。衡州隶属粤盐区时，在政绩考核压力下，官员对私盐查得很紧，少有私盐案发生。而划归淮盐区后，两大盐区官员开始勾结盐商，纵容私盐入侵。官盐比私盐价格高了几倍，而且到了清中期，从广州运出来的盐可以经由北江、韶关再到衡州，路程缩短了很多，运输成本更低，老百姓当然都去买便宜得多的广东私盐了。这些原因加起来，就造成了衡州府先是民怨沸腾后又私盐泛滥的局面。

表面上，两次争端围绕同一个问题：老百姓该吃哪里的盐。实际上，运作事情的人的动机和行事逻辑完全不同。“前一件事是行政的事情，后一个则是市场原因，这两种逻辑到了这个地方，就产生了矛盾。”

但在两边官员的讨价还价和皇帝的默许下，怪事就这样发生了。“皇帝对私盐不是不知道，可行政到了一定层级，很多问题是没法一刀切的，在传统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持续运转。”

市场的逻辑

今天的佛山西樵镇村头村，是潘氏单姓村。始于家族崛起核心人物潘进的福荫，在这里绵延了很久，民国时期，这里就出了数位政府高官，还有北京大学、岭南大学的教授。多年前，黄国信到村头村考察时，就感觉这个村庄很开阔，环境好。村里规模最大的古建筑，是潘氏大宗祠。宗祠始建于乾隆初年，雕梁画栋，青砖琉瓦，很是气派。尤其是祠堂前竖着的象征家族荣耀的旗杆石，给黄国信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排一排，有很多，一看这些，就知道这个家族出了很多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村庄很幽静，似乎没受多少外来影响。村里很多事务都是族人在规划。在祠堂的修缮和周边环境的建设上，潘家人花了很多心思。

对整理家史，他们也很热情。当年，黄国信刚进村，第一站就被带到宗祠，老远一看，潘家人已在门口迎候了。在珠江三角洲，老百姓一般是不愿给外人看家族文献的。但潘家的一位后人很慷慨地都拿出来给黄国信看，还讲了很多从祖辈那里听来的家史。

不过在黄国信所查阅、搜集到的盐商史料中，潘进其实是一个特例。“真正贩私的盐商，那些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还是会遭到很大的打击。”

《清史稿》就记录了道光年间大盐枭黄玉林的案例。这个私盐集团的首领，常年在江苏水运要冲仪征贩卖私盐。他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走私船上“器械林立”，以致“辘护转运，长江千里，呼吸相通，甚则劫掠屯船转江之官盐，每次以数百引计”。

黄玉林也不是没和官府打过交道，他曾收买了一些巡逻的兵丁，为他通风报信。“寻求与官方的合作，是走私盐商最为典型且有效的行为方式，这反映了政府干预下市场的特定形态。”但因为没能与上层人物达成合作，朝廷先是招安了黄玉林，最终又把他杀了。

古代中国大部分朝代，国家都对盐业实行垄断专营，宋代以后，盐税更成了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收入。但从未有一个朝代能够彻底禁绝私盐。黄国信曾做过一项数据统计，发现清廷按照人口发放的官盐额度是满足不了民众需求的，“也就是说，政府本身也知道私盐无法禁止，会留出一些灵活的空间”。

在黄国信看来，“私盐贸易是观察中国传统市场最好的试验场”。《市场如何形成》一书只有200页出头，仅仅包含一个具体案例，却抱着探明整个中国传统市场运作逻辑的雄心。那个市场并非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理性人市场，而更类似于波兰尼提出的那种“社会关系和商品交易结合的体系”。“你不得不重视其中的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市场。”

不过他也坦言，“从历史学角度，这并不是一本很成熟的书，史料还不是很完整”。反而是经济学者们给了这本书更好的评价。“要谈中国市场，还应该囊括米粮贸易、木材贸易以及其他重要商品的贸易情况。时间上，也可以不局限于清代。这次的书稿交得还是仓促了。如果将来有机会再版的话，我会把这些材料都加进去。”

对话黄国信

私盐既联系了市场，又跟政府有莫大的关系

第一财经：你说，私盐是理解中国传统经济的一个很好的试验场。为什么盐业会有这样的特殊意义？

黄国信：我们传统的经济体系，政府是有很大干预的。政府要利用这个市场体系，所以政府就成了市场的一极。但历史上，我们也的确有一个类似于“理性经济人”构成的市场存在，这个市场也受到价格机制的调节。私盐恰好体现出这种两面性：一方面，它受供需关系影响，有一定的市场意义；另一方面，只有有了政府的官盐，才有私盐存在，私盐的价格甚至直接与官盐价格呈正相关关系，而且私盐直接受政府打击，其顺畅流通，与官员之间有密切关系。私盐既联系了市场，又跟政府有莫大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第一财经：你制作了一张《乾嘉年间广东地区官盐与私盐价格水平表》。其中记录了五个地方的官私盐价格，相差非常悬殊。官盐最少比私盐贵两倍，最高差了近6倍。这部分差价最终流向了哪里？

黄国信：差价来自高额税收和高额利润。在古代，盐税一直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之一。除了缴纳税收外，国家遇到灾荒或大庆，还需要盐商报效。盐商的税赋很重，但即便如此，因为是垄断专营，所以还是能赚到不少钱。官盐价格当然要高出私盐很多。

第一财经：官盐和私盐之间，价格相差那么悬殊，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公开销售，不是很容易被抓到吗？

黄国信：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来，我所用的数据，本身就是被官府抓到的案子。如果不是被抓了，我们也看不到。第二，在清代乾隆年间，朝廷为了显示对百姓宽仁，规定老百姓自己挑40斤以下的盐到市场上卖，不算走私。

在湖南，卖淮盐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淮盐产地距离衡州很远，相比而言，粤盐产地反而更近，运输成本也更低。所以，粤盐在衡州就更便宜了。老百姓自己担着40斤粤盐在湖南卖，是合法的。这时候，官盐、私盐很难辨别。

盐商大批量售卖私盐，当然是非法的。于是，有的盐商利用老百姓来销售，让他们每天挑一点去卖。这些问题都使得整个盐业销售体系非常复杂。总之，私盐在市场上还是容易买到的。

第一财经：如果容易买到，私盐又那么便宜，谁会选择官盐？

黄国信：刚刚说的有一个限定。私盐很容易被买到的区域，仅限于两个盐区交界处以及产区周围，比如衡州。但是在武汉、南昌、长沙这样的淮盐中心区域，私盐比较难进入，因为私盐运送成本非常高。还有一个容易产生私盐的地方，就是在盐产区周围。

第一财经：这本书不到10万字，可承载的问题很大，一开始就做了较长篇幅的文献综述，谈到自亚当•斯密以来，很多学者对市场概念的阐释。你是在试图参与到他们的对话中吗？

黄国信：我倾向于赞同波兰尼对市场的理解。亚当•斯密觉得市场就是一种供需关系，是一种自发的秩序，不需要权力干预。确实，在西方资本主义初期，自由市场的确运行得比较好。但是到了波兰尼时代，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家注意到市场运转的问题。波兰尼看到了这些，就写了《大转型》。在这本书里，他写到了中国，把中国传统时期的市场列为“再分配”型经济体系。这种市场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更多是一种社会关系和商品交易结合在一起的体系。

关于中国传统市场，其实大家讨论得非常多了。以前就是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比如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地主制经济基础上的自然经济，但是自然经济里边包括一点商品经济的成分。大家觉得这里面有道理，但与史料描述也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以后，市场就已经比较发达，尤其是司马迁告诉我们，中原市场非常庞大。这一切，看上去和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由市场非常相似，把这种经济称作“自然经济”，似乎也不容易被接受。

后来，美国学者赵冈直接把中国传统市场说成是商品经济，但这好像又到了另一个极端。王毓铨则认为，中国传统的市场特征，是皇帝享有全国资源，然后交由他的代理人来经营这些资源。它是一个权力控制的经济。王毓铨先生的说法和波兰尼是有相似之处的。

梁方仲先生则说，中国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在带动，就是贡赋。明中叶以后，贡赋要求缴纳人上交货币，而不是实物，这就让老百姓不得不把自己生产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售卖。梁先生讲的是国家权力如何影响了市场的运转。

这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市场从来不是亚当•斯密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它受到权力的影响一直很大。但你也不能说它全部是由权力控制的，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有一个已经存在的市场体系，政府要农民交税，农民如何弄到货币呢？所以一个基于供需关系的市场是存在的，只是这个市场受到权力影响非常大。而且，在时间上，你也无法区分是先有了国家贡赋的要求，还是先产生市场。在我看来，这两者是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

黄国信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