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宁, 1990年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鉴定职称,国内著名文化经纪人 艺术品收藏家、鉴定家。历任江苏爱涛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副馆长、北京天物馆副馆长、江苏省文交所副总经理、南京大贺传媒首席艺术顾问、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建设顾问、文物鉴定专家、上海海关学院文物缉私客座教授。出版《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图录》《天物馆藏瓷》《玉佩收藏的故事》《台阁气象—长乐阁明清状元书画集》等十余本艺术类书籍,为国内20多家杂志、拍卖公司撰写百余万字鉴赏、拍卖信息类文章。2008年发表全国第一篇 “艺术品证券化新尝试”论文,系统阐述理论和运做模式。

唐《斗酒学士》玉印考述

徐文宁

我国封建制度的官印印钮与官阶等级是对应联系的,可谓等级分明。隋唐以后官员虽不佩印,但鱼符、龟符绶囊作为一种等级的象征,犹存古制。汉代玺印规格较为规范,国君、百姓都是2. 4×2. 4厘米,称为“方寸”。

自隋唐以后的官私印印章尺寸逐步加大,有方印也有长印,也有长宽稍有不等之方形印。印纽的演变上,汉印印纽除鼻钮、龟钮、螭虎钮外,还出现了环钮、羊钮、蛇钮、鹿钮、狮钮、象钮、鱼钮、龙钮、桥形钮等;宋元是直把钮,而其间的隋唐印纽,因隋唐出土的官私印非常的少,从形制上观察,应该有个过渡期。但终因出土资料非常少,致使只能有个模糊的轮廓。

83年笔者见过一方玉印,只因当时见过后没有过多重视,时光一晃30多年过去了,最近在读唐诗王绩的《东皋子集‧野望》时,想起了这方玉印文刻的正是“斗酒学士”。《新唐书‧隐逸传‧王绩》:“﹝绩﹞以前官待诏门下省。故事,官给酒日三升,或问:‘待诏何乐邪?’答曰:‘良酝可恋耳!’侍中陈叔达闻之,日给一斗,时称‘斗酒学士’。” 由此可知“斗酒学士”就是唐代诗人王绩的别号。(汉广陵王龟纽金印 图一)

汉 广陵王印(图一)

“斗酒学士”玉印,和田玉质,温润晶滢,局部黑色水银沁,约2.8厘米见方,印台高达1厘米,白文,以制玉工具砣碾印文,笔画点直少弯,刀法的速度明快劲挺,质感爽俊利落。印面显示出明显的砣起砣落的琢玉痕迹,增加了线条的力度和刚中带柔的爽感。印钮似螭首龟趺,四足立空,足隙可系绳。印面“斗酒学士”阴刻无界格。(斗酒学士印 图二)

唐 斗酒学士印 (图二)

据唐代《隋书·文帝纪》记载,隋初开皇年间,向五品以上京官发放鱼符。之后,出土的隋唐时期官印,已经没有了自汉以来的龟钮,基本都是直把纽。但在同时期的其他艺术品上,比如碑座、铜镜,龟的纹饰符号还是被继续使用。可见龟钮虽然作为印章形制的一种,自隋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华民族龟崇拜的情结依然存在。致使宋代的一些书法名家、名士作为私印的一种,还在使用着龟钮。不过,这个时候的龟纽完全属于艺术品,只能说依稀尚存一些官印古制情怀。

“龟”从古代的神圣、高贵变成声名狼籍,大概是从元朝开始的。在元代的学者陶宗仪写的《辍耕录》中,载有诗人金方的诗句:“宅眷皆为撑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这是嘲讽戴绿帽的诗,因此到了元明清时代,龟钮作为印章钮式的一种,便再没有出现过复兴迹象。那么“斗酒学士”玉印形制貌似龟钮印,但是印上的兽与龟在形制上以及细节上的差异,却是非常之大。那么这个兽纽到底是什么呢?(唐代龟造型图三a-b)

唐代 龟纹桃形银盘局部   陕西历史博物馆  木一古美术供图

唐代龟造型(图三)a

唐代银镏金龟负器 镇江博物馆  乐艺会资料

唐代龟造型 图三b

独占鳌头是科举时代称中了状元的代名词。据说皇宫石阶前刻有鳌的头,状元及第时站此迎榜。后来用鳌头比喻占首位或居第一名。元无名氏《陈州粜米》楔子:“殿前曾献升平策,独占鳌头第一名。”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又俗语谓状元独占鳌头,语非尽无稽。胪传毕,赞礼官引东班状元、西班榜眼二人,前趋至殿陛下,迎殿试榜。抵陛,则状元稍前,进立中陛石上,石正中镌升龙及巨鳌,盖警跸出入所由,即古所谓螭头矣。俗语所本以此。”唐诗《韩偓及第过堂日作》中有“鳌头宫殿入青冥”句,说的正是陛石上的螭首。陛石专指宫殿的台阶,北宋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其中第三卷中《石作制度》,就宋代殿阶螭首的详细描述:“造殿阶螭首之制,施之于殿阶,对柱;及四角,随阶斜出。”此制明确了在大殿对柱之间的石阶上有螭首,作为警跸之用。“警跸”就是保持帝王与臣子的距离;另外还有殿阶的四角处有螭首,作排水之用。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是殿阶的四角处螭首,而中间的只因历史建筑的灭迹,没有给后代留下殿阶对柱的螭首实物参照了。但,它的礼制思想和宗教文化却实实在在的来源于隋唐时代的“螭首龟趺”制度,即朝廷五品命官可以死后享受立碑的政治待遇,碑上配有螭首纹饰的人,也就算是官家的人。由此“螭首龟趺”制实际就是国家的官阶制。隋开皇六年的“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的碑额上,雕刻的六条螭龙拱身攀附缠绕,龙角贴颈,双目圆瞪,龙刻有须发和鱼鳞纹,鳞片清晰整齐,遍布全身。

因此,清代的洪亮吉敢如此肯定的指出鳌头其实就是螭头,应该是此根据。因为,根据这个时期的“螭首龟趺”制度,我们从碑额上的螭型龙有双角,可以判断出唐诗中的鳌头,也应该是有了双角的螭。再看“斗酒学士”这方玉印上的螭首,螭目圆瞪,双角分一岔向后,颌下垂须,额头长发飘后,背甲为长方形,壳边刻有一周阴线,上有数列六角形阴刻小鳞,额上有弯形“二”字纹。这“二”字纹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旧藏玉印唐代螭钮“中官府印”上,额头也有如此。另外传世图录上,唐代的螭额上也有这弯形“二”字纹,故此,“二”字纹应该是唐代玉雕的时代特征。“斗酒学士”这枚方玉印上的螭首,应该就是唐代殿阶上鳌的特征,代表着科举士子的向往。(隋 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 图四)(唐代龙角分岔特征 图五)(唐 中官府印 图六)

隋 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图四)

唐代  龙首形玉饰件  西安博物院   乐艺会资料

唐代龙角分岔特征(图五)

唐 中官府印(图六)

据史料记载,王绩(约589~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举孝廉,授秘书正字。不乐在朝,辞疾,复授扬州六合丞。时天下大乱,弃官还故乡。唐武德中,诏以前朝官待诏门下省。贞观初,以疾罢归河渚间,躬耕东皋,自号“东皋子”。性简傲,嗜酒,能饮五斗,自作《五斗先生传》,撰《酒经》、酒谱》。其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真率疏放,有旷怀高致,直追魏晋高风。律体滥觞于六朝,而成型于隋唐之际,无功实为先声。

“斗酒学士”玉印上的斗字,北宋米芾有此写法,另外唐代敦煌写经的变体字中也有过。“斗酒学士”玉印上的酒字,其水边旁,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直把铜印唐代陪葬用五品“伏波将军”的“波”字水边旁写法是一致。“斗酒学士”玉印上的“酒”字是反刻,此种反字现象在唐代印中时有窥见,如唐“洞山墨君”铜印,2.8厘米,横2.7厘米,通高3.0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君”字铸反,“墨”字有阙笔。因此“斗酒学士”这方玉印无论从大小是和唐“洞山墨君”印寸等同,还是书法特征上辨析,均具备唐代艺术风格。(唐斗酒学士印文 图七)(唐 伏波将军印图八)(唐 洞山墨君图九)

唐 斗酒学士印文 (图七)

唐伏波将军印(图八)

唐 洞山墨君(图九)

公元 625 年唐高祖武德八年,天下大治用人在急,李渊命令一些隋朝的旧职官员“待诏门下省”。这个时候,33 岁的王绩,已经隐居多年,由于其诗名很大,原本不再想与外界交往的他,又一次被唐朝高层所关注,于是王绩再次来到长安。王绩在门下省待诏期间,与门下省的侍中江国公陈叔达常有来往,也向他借过《隋书》,但总因久久不能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而不欢。有一次人问王绩:待诏可乐乎?王绩说:“每天官府供应的三升美酒还值得些留恋!”这番对话,被陈叔达听见,便说:“三升良酝难能留得住王先生。”随后,就特批每天发给王绩俸酒为一斗。从此,王绩也就得了一个雅号“斗酒学士”。然而,好景不长。唐太宗贞观初年,由于王绩的哥哥王凝弹劾侯君集,而侯君集又与当朝太尉长孙无忌非常友好,王凝得罪了长孙太尉,王绩自然也跟着受到株连,因此被罢官回乡,值得他留恋的那一斗美酒也就化为泡影了。

斗是古代度量衡单位。据《后汉书·礼仪志》记:“日冬至……权水轻重, 水一升冬重十三两”,以水的密度可求得东汉每斤合 246 克,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半斤八两”的16两制。一升为十三两,10升为一斗,也就是130两除以16两,等于8斤多酒,按东汉每斤合 246 克计算,就是现在的4斤多酒。有的学者认为,王绩自得了“斗酒学士”雅号不久,便以自己的酒量应在“五斗”之上为由,给自己取了一个“五斗先生”名号。其实,王绩之所以用“五斗先生”,是因为自己饮醉不乱,除了表明酒品有德外,最为重要的是他想表达对东晋隐士自号“五柳先生”的陶渊明崇敬。因为陶渊明著有《五柳先生传》,于是王绩也为自己写了一篇《五斗先生传》。在该文中,王绩给自己的酒德作了这样一段描述:“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这里的“无贵贱皆往”在当时的封建礼制社会等级中,是非常难得的,让后来的史家曾评为“上承继陶渊明,下为李白之先声”,对后世的文化有很大的影响。

贞观中期,王绩听说太乐署的府史焦革善于酿造美酒,于是他便要求去作焦革的副手太乐署丞。王绩与焦革相处得十分融洽,在每日有美酒快饮之下,还从焦革处学了不少有关酿酒的知识。后来焦革因病去世,焦革的妻子袁氏仍像往常一样给王绩送酒喝。谁知,焦革夫人不久也因思夫病故。这令王绩伤感不已:“天乃不令我饱美酒!”(吕才《王无功文集序》)。没有了美酒可喝,官场也就没有什么可让王绩留恋的了,于是王绩遂挂冠而去,第三次弃官回到了老家。焦革善酿的美酒,虽然在王绩撰写的《酒经》、《酒谱》中有记载,可惜已经失传了。但他的诗《题酒店壁》之二:“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告知了我们,当时“五斗先生”能每次畅快随意地喝下20斤的酒,应该是“葡萄美酒”。这与唐代王翰的《凉州词二首·其一》“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时代酿酒技术,应该是一致的。(唐 葡萄美酒夜光杯 图十)

唐 葡萄美酒夜光杯(图十)

陕西历史博物馆   敕勒青铜供图

王绩的父辈家庭属于北朝士族,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是王绩的侄孙。王绩的好友吕才在编辑《王无功文集序》中说:“六代冠冕……国史家牒详焉”,又说王绩的祖父安康献公曾从周武帝征邺,为前驱大总管。王氏家族不仅历代簪缨,而且大都以儒学有名于当世,特别是他的哥哥王通是隋朝末年的著名哲学家,号称“大儒”,被尊称为“文中子”,王绩就成长在这样富有文学底蕴的家庭。

王通对王绩的影响不仅在思想上,还表现在仕途上。仁寿三年王通进《太平十二策》,大为文帝所知赏,在长安受到杨素等人的接见,为同一年王绩入长安谒杨素铺平铺路。王绩他从小喜爱《周易》、《老子》和《庄子》,年方十五,达到“兼修”,拜谒当时权倾朝野的大臣杨素时,当众纵谈时务、文章,辩论精新,举座称奇。这给杨素留下深刻的印象,被杨素称之为“神仙童子”。为实现人生入仕封侯的抱负,年轻的王绩对自己的人生是充满了幻想和希望的。隋炀帝大业十年,学业、品行兼优的王绩,被举荐为孝悌廉洁科,后中举,朝廷授予他为秘书省任正九品下阶的官衔。因其工作主要做些图书整理和刊正文章,他便自愿要求去外地出任地方官,最后,被改授为江苏省六合县的县丞,该县的副长官。

然而,在六合县丞任上,正值隋朝末年,烽火四起,天下大乱,王绩自我叹息地说:“网罗高悬,去将安所?”命运致使他一生五进长安,经历三仕三隐,在宦海中浮沉,这对他后来创作《会心高士传》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内心功成名就的进取精神,使得他在写《会心高士传》中,有圣明帝王、尽忠臣子。他渴望君臣遇合,实现功成名就的理想。同时又倾慕伊尹、姜太公、张良这些贤能之才的雄韬大略,能有机会辅佐国君成就大业;写蔺相如、陈平这类堪当大任的谋臣策士、王侯将相,意在显露自己作为“学士”求取功名匡扶社稷的拳拳之心。(明王绩象牙造像 (图十一)

明 王绩象牙造像 (图十于)

隋代礼制承袭北齐,《隋书· 卷玉一》“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这说明玉器的生产在隋朝已受到了重视。史书上记载当时有位叫“何稠”的营造大师,其父就善治玉,因此,隋朝及初唐时期的玉器尽管留世不多,但在治玉、佩玉的风俗上,可以证明王绩能将雅号“斗酒学士”做成玉印佩带,是符合历史风俗的,也说明了王绩在思想上是比较看重“学士”这个名号的。毕竟在初唐的待诏门下省,虽是文学侍从之臣,但依然存在有朝一日能近侍皇帝,参预机要。但是,最终他带着有为之志却时运不济的无限感叹,挂冠归田。“眼看人尽醉 何忍独为醒”终日以饮酒无节、放浪形骸的行为,来寓意其作为山林隐逸之士邀游自得,无拘无束、逍遥恣肆的自由体会。

隋唐时期的墓葬制度已经没有先秦时期的水银为川的习俗,因此“斗酒学士”玉印上的水银沁,除了随着古代“事死如生“的丧礼文化入土受沁外,还有一种可能是王绩在追求魏晋隐逸高士生活方式中,所留下的痕迹。在王绩诗文中有大概四十例的仙人方士人物,这类人物的出现源自王绩晚年寻仙访道的经历。贞观初,王绩以风疾罢归,也就是在有了雅号“斗酒学士”之后,在这段隐逸期间,他的诗文中出现寻仙访道、服食药石的记载:“忽逢真客,试问仙经。谈九华之易就,叙三英之可成。拭丹炉而调石髓,裛翠釜而出金精。”他除服食药草之外,王绩还曾采药炼丹,《过山观寻苏道士不见题壁四首》讲诗人寻仙访道,服食养生,追慕得道仙人,一度进行游仙。《山中独坐》:“酒中添药气,琴里作松声。石炉煎玉髓,土釜出金精。”《山家夏日九首》其二:“药供无限食,石起自然坛。树密檐偏冷,泉深阶镇寒。松根聊入酿,竹实试调丹。”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从地理上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南方虽以汉族文化为主流,但西方传来的佛教和土生土长的道家,渐渐根植于广大人们的思想深处。社会崇尚清谈,各阶层人士都纷纷加入这个行列。而在北方,由于北方民族南下。统治了整个黄河流域,促使社会的生活习俗发生了大的变化。魏晋玄学的兴盛,一大批有识之士逃避现实。从关心时务,入仕参政为自己终身追求的理念,转向倡导追求自然情趣、旷达风流,迷恋自然的清雅之中。或许是受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的影响,当时用玉料作成玉觞杯,认为玉可补脑;或者得到一件旧玉或得到一块老玉料,不是切磋如何雕琢成—件稀世珍宝,而是想尽方法吃下肚中。“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由此,吃玉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魏晋隐逸高士生活方式对王绩这段时间的采药学道炼丹,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药中的辰砂加热后会有汞化反应,玉作为药引子在石炉煎熬过程中,玉印表面一定会产生汞化沁染反应。(唐 斗酒学士印图十二)

唐 斗酒学士印 (图十二)

尽管后期王绩否定了这种寻仙访道行为:“过矣刘向,吁嗟葛洪。指期系影,依方捕风。谁能离世?何处逃空?假使游八洞之金室,坐三清之玉宫。长怀企羡,岂出樊笼?徒劳海上,何事云中。”明显他是洞察到了寻仙的虚幻,因此,他在《赠学仙者》中说:“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可以看出他更倾向于陶渊明、阮籍一类隐逸高士饮酒赋诗,逍遥自适的生活方式。而寻仙访道只是他在身体有恙时候的一种追求。

在短暂的寻仙之后,他清醒地意识到“回头寻仙事,并是一空虚”。因此在《会心高士传》中虽然没有将寻仙人物列入,而这枚“斗酒学士”玉印,却意外的帮助引证下了这段历史。因此这枚“斗酒学士”玉印,为唐代私印文化的研究、为唐代螭首龟趺文化的研究、为唐代玉文化的研究、为中国酒文化的研究、为中草药文化的研究、为中国古代科举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物例证信息。同时也印证了“斗酒学士”这一古代成语中的盛唐诗歌先驱者---王绩,与他的这枚玉印能穿越时光,再现旷世对话而倍感惊喜,愈觉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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