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小年，学吧写作组成员

　　如果说分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反应，那“他们”——与“我们”在生活方式、文化特性、社会地位等方面不同者——的出现，就是必然了。但事实常不止步于此，分层或分等几乎与分类一体两面，构造出一个尊此卑彼的社会世界，就这一现象的表现、成因与过程，也产生了许多经典论述。

　　不妨从我们熟悉的“五十六个民族”说起。王明珂先生在《华夏边缘》中，指出集体记忆的产生、改变、延续与重塑，对族群认同至为关键，而族群的形成，赖于族群与边界的区分——正如圆形的外围让圆形成为一个图案一样，华夏族群的边陲群落的形成和被标记，使华夏成为了众心所归的华夏。但集体记忆的可塑表明，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并非既定，而是充满了权变之下的可能。

　　同样基于地理区域的分界，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考察了东南亚的赞米亚地区，认为文明之处与蛮夷之所的差异，并不在文化之优劣，毋宁是政治制造的结果。当人们为逃避统治而来到化外之地，脱离了国家的行政控制——不再能够为国家提供可随意汲取的人力和资源，他们就遭到污名，成为国家口中的“野蛮”“未开化”。

　　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他们”并非生来如此，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机缘与社会条件下变动，其间弥漫着权力的塑造与资源的争夺。

　　同样模糊了“他者”的严格定义的研究，还有列堡在《泰利的街角》中对底层黑人聚居区的分析。列堡提出“影子价值系统”，主张黑人的“另类”言行是主流文化经过地方生态折射的结果。譬如，底层黑人被认为短视的不做长远投资，是因为工作的低薪和晋升无望，不足以激励他们构想并实践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与主流中产一样的注重未来，但既然未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没有未来，那谁还能指责及时行乐的正当呢？

　　列堡对于黑人文化的分析，不同于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1976），后者指“在一个阶级分层化而又高度个人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穷人对其边缘地位的一种适应和一种反应”。虽然他们都强调了社会因素对文化的决定性意义，但刘易斯还暗示文化具有自我维持、自我繁殖、代际传递的“生命力”。

　　看到刘易斯的分析有被保守主义挪用以作为攻击社会福利的托辞，威尔逊在《真正的穷人》中，提出“社会孤立”而不是“贫困文化”更适合解释黑人以内城区为空间的社会解组之虞，所以他认为“应当强调聚居区特有的文化特征和社会经济机会之间动态的交互作用”。

　　兹举一例，威尔逊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黑人群体中由未婚妈妈和离异妇女组成的女性户主家庭增多，并不是与白人女性一样，是出于经济地位的提高与文化观念的嬗变，而是因为黑人男性被社会经济抛弃，失业率攀升，他们因之丧失了成为合格配偶的资格，女性遂无法找到合适的伴侣。

　　比较列堡、刘易斯和威尔逊的不同，既与方法论的差别和研究的目的有关（列堡的分析基于民族志，重在描述；威尔逊的分析基于统计数据，重在提出政策性建议），也从不同的维度——地区生态的型塑、文化的延续、社会经济机会的阻隔等，启发着后学对于“他者”、对于“异类”的理解，他们给我们的启迪，至少包括如下三点：

　　其一，在严格的形式与毛糙的事实之间。

　　理论追求对于现实的概括与提炼，表述之精简是其优势，也因对某部分事实的突出而导致忽略了其它方面，从而为之后的修正、对话与批评提供了可能。理论皆有特定视线，“视线”者，意味着在这条“线”之外，便是“盲区”，所以保持自觉的开放，当为必要。

　　其二，在文化与社会之间。

　　解释社会现象时，常见一条从文化决定论到社会决定论的连续谱，偏向前者如刘易斯的贫困文化、帕森斯的规范、布迪厄的惯习，偏向后者如威尔逊的社会孤立、福柯的权力、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对于文化与社会究竟囊括又排除了哪些内容，还需仔细的界定。另一方面，二者的关系是否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所以面对具体的议题，缕清它们互动、磨合、冲突、改变的过程与机制，一定别有趣味与意义。

　　其三，如何从被制造走向改变的行动？

　　不公常会唤起批判的立场和改变的意图。边界被制造，才有了族群；蛮夷被制造，才有了文明；他们被制造，才有了我们。虽然两种范畴相互定义、彼此参照，但它们不仅是在同质与异质之间的分类，还关涉到对资源的获取资格、等级秩序中的地位竞争等。从被制造的处境中成功赋权于自我的一个例子，就是“酷儿”吧，但面对更多的细微、隐秘、顽固的“被制造”，怎样激活公共社会学的活力，改变而不是顺应，敏锐而不是麻木，长歌当哭而不是长袖善舞，尚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