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第二次向皇帝提出迁都的建议，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

戊戌年。

自《马关条约》签订、“公车上书”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时间里，英法德日俄各国对我国领土鲸吞蚕食，大清已经来到被瓜分豆剖的边缘。

直到生死关头，清政府这才想起来，再不变法，就要亡国了。

这场由光绪皇帝发起并主导的戊戌变法，康有为是一位踊跃的参与者。维新百日，康有为本人及代人起草的奏折，就不下数十件，涉及到了新政改革的方方面面。在这其中，就有一项建立新国都的提议。

在康有为看来，现有的所有东西都太旧了。旧政、旧法、旧俗、旧学、旧人、旧物、旧都，凡旧之事物，皆一应摒除。而北京这座千年古城，旧得已经承载不起大清中兴的希望，自然也在他废弃的名单之上了。

既然北京地气精华都已漏光，因此，康有为在七月所上的《请设新京折》里，开宗明义，指出他理想中合格的首都应该具备的特点。

康有为认为，大清设立新都，需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是“宅中图大”，二是“为（维）民所止”。

什么是宅中图大呢？宅中图大，是指居于一国之中央，以谋划四方。我们之前说过，洛阳是中宅天下，长安虎眂天下，北京则身坻天下之瓶口。北京地处北方，在此建都的目的，是据天险以控辽漠，显然不具备宅中图大的优点。

而维民所止，则意指能够吸引民众定居，蓄养人口的地方。康有为觉得，那时北京的交通条件不太好，气候又差，尤其是（对他这个广东人来说）太冷了，吸引不了人才前往，只是“据乱世凭险之都，非升平世阜民之地。”

既然康有为说北京不行，那总得跟大家说清楚到底哪里行。上一次，康有为说秦中是个好地方；而这一次，他却建议光绪迁都去上海。

当然，康有为觉得上海还太小，因而在奏书里请光绪在中国的东海边画一个圈。圈定上海到苏州之间，方圆两百里的一块地盘，来营造大清的新都。

光绪看到奏折，或许会问，等等，你之前说了一大通迁都到西安的好处，怎么这次又要迁到上海？况且上海在东部沿海，都不算“宅中”，又如何“图大”？

康有为解释说，“长安自古为帝王居。而今者山皆剥皮，地不华膴；泾渭浅而流小，河运险而难通；距海辽远，交输不便；乃陆争时之都会，而非海通世所宜也。”

原来，与公车上书那时相比，康有为现在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他说，陆地时代已经过去，如今是海洋时代，大国要争海利，首都就得设在沿海。之前上书建议迁都西安，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不能自强者，恐为列强所挟制，宜深入内地。”而如今光绪已经下诏变法，那么“能变法自强者，与外国相流通，宜近海滨。”

上海能内收长江万里精华，外争太平洋海权利。而且，要是把整个太平洋视作中国版图，上海不正是“中宅天下”？

康有为迁都上海之议，乍看之下好像有点道理，但仔细一想，却是比之前迁都西安的理论还要不靠谱。

别的先不论，单说近代以来，大清每提迁都，主要矛盾都是北京距离海口过近，只有天津缓冲，容易被洋人所挟制。一旦与列强起军事冲突，后果便是割地赔款。

而上海连一点缓冲都没有，直接就是个濒临海洋的大都会，比之北京，更加无险可守。

康有为说，“能变法自强者，与外国相流通，宜近海滨。”但光绪仅仅是下了个诏书，宣布开始变法而已，到底中国能否自强，尚是不定之数。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以光绪手中的权力，和他手下的班底，变法根本不可能成功。

所以，大清是宣布了变法，但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解除了吗？答案是没有。

更不靠谱的是，康有为这次提出的迁都方法，也是几乎没什么可操作性。

意思是，皇上，你先偷偷派个人去上海建设新都，规模越大越好，但别让太后知道。等新都建好了，你就以南巡为名，轻装简从过来上海，然后发一纸诏书昭告天下，宣布上海为新的国都，同时保留北京为陪都，那么迁都之事可成。

出门旅个游，国都就迁了。让人想起康有为之前对荣禄说的，“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大清一共要建立十个都城。除了上海建设的新都，大清原有的都城兴京、盛京、北京之外，再以武昌为中京、成都为西京、广州为南京、兰州（或西安）为西北京、拉萨为藏京、伊犁（或迪化，即乌鲁木齐）为西城京。虽然也不知道搞这么多都城有什么用，但听起来确实比较酷炫。

光绪读到这里，不知道会不会很无语。

康有为这封奏折，是七月二十日后所上，此时距离慈禧发动戊戌政变还有十多天事件。考虑到当时一触即发的紧迫形势，康有为这时建议迁都，恐是另有所图。

在公车上书时，康有为是一介书生，不知光绪无权。而戊戌年后，随着康有为对朝政了解的深入，他已知道“上果无权”，光绪只是慈禧手中的傀儡。

在北京，大清旧官僚势力盘根错节，全都是变法的掣肘。因此康有为建议迁都上海，恐怕不是没有考虑到洋人的威胁，反而正是想利用洋人在上海的势力，先将光绪从慈禧手中解放出来。至于列强要为此开出什么价钱，那些日后再说。

不过，面对强大的守旧势力，加上光绪的一些变法措施已经触怒了慈禧，留给维新派的时间已经不多。康有为提议迁都上海，其实也是急不择途，才出此下策，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已。

此外，康有为这份“戊戌年所上”的《请设新京折》，见于康有为在宣统三年（1911年）发表的《戊戌奏稿》中。近年来学者黄彰健等发现，康有为这本《戊戌奏稿》有造假嫌疑，里面许多奏折均为他在日后重撰。

《请设新京折》，便是康有为逃亡海外后重撰的奏折之一。因在故宫档案中不见原折，而刚好这份奏折中的文字，与1907年康有为向清政府上《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第三次提议迁都时的说法非常相似。至于康有为是造假，还是将迁都上海的想法坚持了十年，不好断言，只能交由读者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