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的女人——第478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 《饮酒》

中国古代士的归隐，到底隐含着怎样的真相？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儒士的归隐，是试取和荐举取才制度的副产品，是想给人家干而人家不让干的一种无奈选择。他们的心理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留爷处”就是故土或者名山大川。

我们的土地接纳了多少背叛它的“士”啊。

“士”和“土”的写法如此相近。

他们本来就是故土上的一员，读了一点书，便觉着故土装不下他了。没有在城墙里找到生存的地盘，就一步三回头地又回到故土。他们本来属于故土，可是，他们没有回家的感觉；他们本来不属于权贵，可是，他们感觉权贵抛弃了他们。如果在城墙里能找到一口饭吃，我相信他们宁愿像水上的油花一样漂着，也不会扎进坚实的故土上踏实地生活。因为他们心里只有自己。

除了走王道之路，中国士从来就不知道干什么，就知道在故土上写些情景交融的诗文、借景抒点怨气，或者像孟浩然、李白那样在漂游中寻找机会。一个只识几个字的村塾先生，也比他们活得有价值，我觉着教村童识几个字，也比给“桃花一簇开无主”的诗苑里再种进一朵“花”更有意义，我们缺诗和文吗？我们的苍生不缺文化吗？我们的士只钟情王道，从不关心柔弱的每一个个体。道家在山里玩自然，佛家在庙里玩来世，儒家在城墙里玩王道，归隐的儒士“玩”心情，几千年了，我们的大地上没有牧师，甚至修女；生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华夏大地上，我们的苍生没有得到哪怕是修女一般的温柔和爱意。而最应该关注民生的、从民里走出的中国士，却在皇家和诗苑里凑热闹，这些精英给一个民族到底担当了什么？

我觉着樊迟跟孔子修炼仁道，不如研究农业；我觉着在王道里挤骨头，不如研究医学，我们的李白太多，而李时珍太少；我觉着把智商浪费在“一句三年得”的诗句上，不如研究如何利用耕牛、如何制造铁犁；我觉着鲁迅只用笔尖戳开苍生的脓包而不包扎，不如给阿Q教几个字，或者不要弃医从文，我一直以为鲁迅没有启发中国愚民，因为他们看不懂《阿Q正传》，而让更多的知识分子更加讨厌这些被鲁迅揭开伤疤的脏民，鲁迅让更多的本就嫌弃中国愚民的知识分子看中国愚民的“热闹”；在刑场上，看阿Q热闹的是阿Q的同类，而在高处，看阿Q和阿Q同类热闹的是中国知识分子。

当我们一味地赞颂中国士的人格和“文格”以及诗文的时候，赞美者肯定是一个精英主义分子。赞美者和被赞美者一样，他们都是带着墨镜看不见苍生而玩酷的自我主义者。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化和思想没有因为一种制度的废弃而达到应有的高度，我以为，文化和思想越关注苦难者，越沉到民众的底部，越具有高度。因此，解剖专制时代中国士的丑陋，没有过错，这不是强求中国士，而是为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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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庄子、陶渊明等背离王道者，他们的归隐更自觉一些，但他们的玩自然同样也在背离苍生。我对他们的态度是，他们可爱，但不可敬。我宁愿把我的敬重送给修女，也不会送给庄子之徒，因为，面对一个受伤的苍生，庄子不一定给他包扎伤口，修女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