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将魔爪伸向了中国东北，将几万万无辜的中国人拖进战争的灾难之中。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ー八＂事变，固然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长期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结果，但关东军中的几个臭名昭著的间谍，在这次事变中也是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1927年6月27日日～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抛出臭名昭著的“对华政策纲领＂。此后，日本关东军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并积极进行以武力占领东北的准备。

“东方会议”将侵占中国东北作为既定方针，使关东军中的几个好战分子欣喜若狂。他们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河本、板垣、土肥原和石原4个人作为日本侵略军的马前卒，长期在中国活动，是关东军中有名的“中国通”。

“东方会议”确立了以独占中国东北为既定方针，可是要出兵占领东北，总得找个借口。思来想去，日本人把目光盯在越来越不肯听命于日本人的“东北王”张作霖身上。

“东北王”张作霖是土匪出身，虽身材矮小，但为人精明果断，擅于骑射，又很讲义气，在数年之内拉起了一支有模有样的队伍。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先作沙俄军队的间谍，后又投靠了日军，在俄军后方实施骚扰偷袭。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被清政府招安。民国成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第第27师师长。此后，他更是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先后任春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于1927年就任北洋军阀政府的“海陆军大元帅＂，对北自黑龙江，南至长江的广大地域发号施令。

张作霖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起家，主要是靠日本人的支持、扶植，特别是每当他身陷绝境时，总是由日本人出面使他化险为夷，绝路逢生。然而，自从坐镇北京，当上“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长了不少见识，认识到要稳定自己的江山，单靠日本人的支持是不行的。

还要争取英、美等西方列强的支持，于是走上了亲美英的路线。这下子可惹怒了日本人。他们扶持张作霖的用意非常明确，就是先确定日本独霸东北的地位，进而随着张作霖入关而把势力逐渐向华北、华东……推进。

为了迫使张作霖就范，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频频向他施加压力，并公开警告他：如不听劝告“日军当解除其武装”。然而，张作霖不为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

眼见“东北王”羽翼渐丰，越来越不听使唤，当初的如意算盘就要泡汤，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岗长太郎便下决心除掉张作霖，制造混乱，借机解决奉军，实现日本对全东北的武装占领。

得知村岗长太郎的决定，可乐坏了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和奉天省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他们早就想通过谋杀张作霖来制造关东军解决奉军武装的借口。河本还提出了用炸车方式干掉张作霖的方案，但村岗长太郎没有马上接受，他心里有另外的打算。

1928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北伐张作霖，奉军节节败退，张作霖的政权危若累卵。张作霖自知寡不敌众，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干脆先撤回满洲，仍旧做他的“东北王”。5月31日，在张作霖临回奉天的前几天，关东军司令村岗长太郎向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少佐发出密令：赴京刺杀张作霖。

竹下在关东军司令部接受密令后偶遇河本，河本详细说出了自己的炸车计划。竹下被说动了，他同意和河本合作。于是，只身一人前往北京，摸清了张作霖回奉天的行程。

河本从竹下那里掌握情况后，经过反复研究，最初把炸车地点选在巨流河铁桥，可是派去的侦察人员发现，那里的奉军警戒十分严密，于是，又把炸车地点改在南满线与京奉线的交又处一一皇姑屯。此处是两条铁路线交又点，南满线在桥上，京奉线在桥下，日本人的的活动，不大会引人注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河本在这里给张作霖布下了“必死之阵”：在铁路交接点里埋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外的暸望台上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在交接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

一切准备就绪后，河本命令将他们送到爆破现场。两人刚下汽车，就被负责实施爆破任务的东官大尉刺死。然后在他们怀里塞上早已准备好的炸弹，丢在现场。

1928年6月3日凌晨1时，挂有20节车厢的张作霖的专列徐徐开出北京站。一直在暗中监视的竹下义晴立即电告河本。此后，专列的行迹始终处在河本的掌握之中，因为专列途经沿线早已布满了河本的耳目。

6月4日清晨5时20分许，张作霖乘坐的铁甲列车驶入皇姑屯，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列车盖飞上了天，旁边的压道车炸成碎片四处横飞。张作霖被炸得血肉模糊，但尚有一丝气息，迎接他的宪兵立即把他抬进汽车。车队警笛长鸣，风驰电掣般驶往城里。9时30分，“东北王”永远合上了眼睛。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