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人李颀（690？-752，或753）在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中被不断推崇，数量可观的诗集选本在刊印、流行，及至中晚明，“后七子—言“诗必盛唐”，李颀获得了高度肯定，这是董其昌（1555-1636）成长的文化背景，尽管他整体的文学主张与“后七子’’并不相同，而更接近于唐宋派。 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三十日，董其昌在北京的“苑西邸舍”录写了李诗二首： 赠张旭 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有，生事但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诸宾方且坐，旭日临东城。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微禄心不屑，放情于八纮。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 题卢道士房 秋砧响落木，共坐茅君家。唯见两童子，林前汲井华。空坛静白日，神鼎飞丹砂。麈尾拂霜草，金铃摇霁霞。上章人世隔，看奕桐阴斜。稽首问仙要，黄精堪饵花。 第一首中的“丹经”指道家炼丹之书，“安期生”则是先秦方士，李颀为张旭（683？ -759？），这位盛唐狂士所作的人物速写透露出来诸多道教信息。第二首更是尽写道士事。事实上.李颀本人就是一位道教徒，曾拜张果为师。友人王维（694？ -761？）有《赠李颀》：“闻君饵丹妙甚有好颜色。不知从今去，几时生羽翼？王母翳华芝，望尔昆仑侧，文螭从赤豹，万里方一息。悲哉世上人，甘此擅腥食。”元代出现了李颀的第一篇传记，也称其“性疏简，厌薄世务，慕神仙，服饵丹砂'期轻举之道，结好尘喧之外。一时名辈，莫不重之”。 董其昌先录了两首道教诗，接着饶有兴致地写道：“黄精为上药，服食所须，未有服其花者，于此诗拈出。古人诗必有归着，不作悠悠语也。”本卷未见上款，亦未钤印，董氏好像在自言自语。他大概虽知服用黄精是为修道、长寿，但却不大了解“服其花胜其实，服其实胜其根，但花难多得。得其生花十斛，干之，才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办也。”董其昌尽管信任古人不我欺，却似乎意犹未尽。 这一年的冬天，董其昌对道家的兴趣还显示在抄录道教经典方面：十月九日，楷书《阴符经》-册；十一月十五日，楷书《三玄妙经》一册，跋称：“赵吴兴所书道释经甚多，独遗此经，乃传持者，无论通都大邑，而京师尤甚。朱万年发愿勒石流通，冀承福力，解疾延生，故为此书。”当然，这期间他也抄写过佛经：十月十五日行书 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晚年的董其昌心向道法的情况。商勇指出，“当死亡一步步逼近之时，道家的神仙学说似乎对一度曾经沉迷于禅悦的董氏更具吸引力。”因为禅悦只能“修性”，道家才可“修命”。作者还认为董其昌区隔“南北宗”画家亦与他们的寿命有关——“宇宙在乎手者”长寿，“为造物役者”短命。晚年董其昌的宇宙观及艺术思想，不仅发端于禅宗，实际还包含“道禅互补”的晚明内丹学，此学主张“性命双修”，以达到长寿甚至不死。” 而“外丹学”即服食丹药，从《李颀诗》卷来看，七十岁的董其昌可能对此方面的了解还在初级阶段，刚刚学到了“黄精堪饵花”的知识，但《三玄妙经》册显示其“解疾延生”的愿望是有的。我们不知道董氏是否服用过金丹，此时他也尚未“遇异人传内丹之诀”，但显然，已展现出了对于道家的兴趣。 就在董其昌不断抄经的这个冬天，北京的政局发生了剧烈震荡。魏忠贤（1568-1627）的权力日益膨胀，东林党人遭遇巨大挫折，被大规模罢黜，包括其领袖赵南星（1550-1627）、高攀龙（1562-626），而首辅叶向高（1559-1627）已于更早时候辞官而去。因为地域、观念、政治等因素，董其昌“不可能在晚明社会那种结党分派的政治气候中避免与东林党发生某种联系”，现代学者何惠鉴认为“在这样的逆境中，董其昌的政治观念虽说可能倾向于东林党人顽固甚至死硬的理想主义，但基本上还是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以便在朋友和敌人中间把握住一个中立的立场。董氏在其追随者中，尤以对政治的敏感和远见而闻名，他既是一位敏锐的分析家，又是一位高明的生存者”。 与何惠鉴的委婉解释不同，李慧闻揭露了风暴中的董其昌“毫无烈性，于是就竭尽结好魏忠贤的同党之能事。他的书画艺术成了达到这一目的理想手段：以一种非政治的方式去结交某些人，而他们的友谊却可证明是具有政治功利的”。接着，作者罗列证据，证明了董氏与李鲁生、潘云翼、冯铨、孟绍虞等阉党权要的交好，直至数年后魏忠贤倒台。“董在1624年最后数月中远离东林派的努力获得了明显的成功：1625年1月，他得以解除在北京的官职，但获得了官级更高虽则主要是负责典礼的南京礼部尚书。” 然而，这些交往并非都那么不堪，董其昌正是在潘云翼处获观了燕文贵《江山楼观图》卷。本年，作为鉴藏家的董其昌最重要的际遇是见到了朱延禧所藏董源《夏口待渡图》卷，并在仲夏，与王时敏、吴廷再次观看，此卷即今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前有董题“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宣和谱载，后入元文宗御府，柯九思鉴，虞集等鉴定。甲子六月观，因题，董其昌”。九月，董其昌还在董源《龙宿郊民图》轴上题跋，此图是他所拥有的四件董源绘画之一，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夏景山口待渡图》卷、《龙宿郊民图》轴上的董书皆是楷书、行书，不与《李颀诗》卷相类，下列董氏书法三种，都是年代接近于天启四年（1624）的存世行草书，可资比较： 1《书面合璧》册，天启三年（1623），69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仿古山水》册，天启三年（1623），69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杂书》册之《怀素律公帖、脚气帖》，天启六年（1626），72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若以傅申关于董其昌书法的分期来看，《李颀诗》卷写于67-82岁间，是董书的老年时期，“欲力去秀媚，归于平淡”。以朱惠良所作的风格演变分期观之，本卷墨色淡，时有枯笔，行气疏朗，中锋侧锋兼用，线条粗细变化，笔画转折起伏，笔法自然含蓄，寓变化于简淡，笔力内蕴，绪了于怀素外参杨凝式与米芾。符合70岁后的风格，且是这一期之开端。

在“苑西邸舍”中书写《赠张旭》的董其昌应该还记得年初时，他在南京梦见张旭的事情：“余梦张颠于金陵，晓起以草书入画。受颠之意也。不识者或谓之醉后所得。”这幅画题作《幽壑图》，“纸本，水墨，绘一巨松似狂草，初看不识。下有水流，也似草书。山头作乱柴皴，所谓逸笔草草是也。‘文革’前曾为上海钱镜塘先生珍藏。”彼时，董氏行将北上，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而一个多月后，董其昌又复南归，北京的政局想来令其非常缺乏安全感，返回南京后，东林党遭到了更为残酷的镇压，不久，董氏也辞官还乡，避祸去了。 1624年，对于这位七十岁的老者、官僚、鉴藏家、书家，抑或是“高明的生存者”而言，都各有其特别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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