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姐是旧时对大户人家闺秀的尊称。

郭婉莹，上海永安百货的大小姐，自幼喝牛奶咖啡说英文，在伦敦生长，回国就读于基督教会中学、燕京大学。无论是做富商的千金、尊贵的少奶奶，还是“文革”中家里所有的东西悉数充工、连结婚礼服都不剩下的时候，她永远不变地讲究与优雅。

她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穿着皮鞋站在菜场里卖咸蛋。当她独自从劳改农场回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冤屈去世的丈夫的判决书时，她平静地听着，不闹也不号啕，泪水只在心中留。

她晚年时，有外国记者问起她在那些劳改岁月，为何能好好地活下来，她优雅地挺直背：那些劳动，有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

她在86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外出，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感到，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严幼韵，第一个将小轿车开进复旦大学校园的校花，嫁给了驻菲律宾马尼拉领事馆的杨总领事。日寇侵华，疮痍满目，杨总领事因拒绝为日军筹集物资,与七名外交官一起被枪杀在异乡的稻田里。已有三个孩子的严大小姐，携领事馆另几位遇害人员的遗孀、子女，在小岛上顽强生存。她卖掉了首饰珠宝，在花园里种菜，学会了做酱油与肥皂，学会了养鸡养鸭……唯一没有变卖的是钢琴。晨曦晓露、夕阳西下，她会叮叮咚咚敲响琴键。

年轻时的严幼韵

日本投降后，她携儿带女到了纽约 ，应聘联合国礼宾司招礼宾官，以流利纯正的英语、优雅大方的气质从几百人中胜出，工作到65岁退休。

在她百岁生日的派对上，她身着宝蓝底、红玫瑰花的旗袍，与孙子翩翩起舞。主持人曹可凡问：严先生，你穿着高跟鞋累吗？她嫣然一笑：“我一辈子穿高跟鞋，习惯了。”

晚年的严幼韵

大小姐沉静内敛、心若明镜。社会跌宕起伏，尘世间灯红酒绿，大小姐志若磐坚，胸中千沟万壑。

当下美女也多，娇媚可人的、雍容华贵的、风情万种的，大街上随便抓一个都是明星样。可要找一位大小姐，着实不易。

优雅美丽，博学多才，开阔大气，意志坚韧，这些“大小姐”才真正是女子中的极品。

苦才是人生，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上海最后的贵族女子郭婉莹

贵族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消失了。在老贵族们依然为现在世道中日益消失的特权忿忿不平的时候，真正的贵族还保存着凭谁也拿不走的东西，那就是蔑视苦难的洒脱，接受命运的从容，享受贫穷的勇敢，超渡罪行的宽容。

“要是生活真的要给我些什么，我就接收它们。”经历过乱世繁华，洗净铅华后，面对苦难，依然能保持优雅的姿态，将波涛汹涌化作心底深处的平静，我想这是真正的贵族。她就是郭婉莹。

1909年，郭婉莹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她的英文名字叫Daisy(戴西)，在她六岁那年，她的父亲郭标应孙中山的邀请，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上海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戴西随着她的家族飘洋过海的来到了中国。

戴西刚到上海时，就住在永安公司对面的东亚酒店里，那是她妈妈的家族——马家的产业，马家当时已经在上海开了先施百货公司。她天天在窗前看着永安公司的楼房，在那些粗大的绿色的竹子脚手架里面，一层层地升高起来。

戴西的童年，就在一所带着花园的房子里，他跟哥哥一起玩“跟着领袖走”的游戏，哥哥沃利的领袖地位在那时候就确立了。来到中国的戴西，经常随着母亲去天主教堂，戴西是父亲郭标最喜欢的小女儿，那时，郭标分给每个孩子一个大洋，让他们自己投到奉献箱里去，哥哥沃利教她用半个大洋去买一个冰激凌筒吃，把找下来的半块大洋丢给奉献箱。

戴西天天在窗前看着永安公司的楼房，在那些粗大的绿色的竹子脚手架里面，一层层地升高起来。南京路上这些华人资本家大百货公司的开张，标志着华人资本在上海的成熟。

而戴西不知道这些，她有一天发现在酒店的窗外飘着一些白色的东西，她觉得非常奇怪，于是打开窗子，伸手接了一些，握在手里，冲到妈妈房间里给她看，可当她张开自己的手，里面除了几滴水以外，什么也没有。妈妈笑了，告诉她那是雪，在悉尼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雪。那时她是没有一点点阅历的小姑娘。

在戴西父亲所在的永安公司的经理，有一辆福特车，在那时是很豪华的。有时他领着孩子们开车去郊外，她的回忆录里，回忆了一个孩子浑然不觉的安宁心境，而实际上，在生活中，一个人将要遇到些什么，是谁也不知道的。

戴西一直锦衣玉食的活着。直到一个中学里要好的同学，为她拿来了当时走红的作家谢婉莹的名字来做戴西的名字，她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中国名字——郭婉莹。

日后当郭婉莹在北京见到谢冰心的时候，冰心说：“你与我同名。”她就对冰心说到了名字的往事。

郭婉莹就读的学校——中西女塾，到1920年，这所美国基督教女子中学在上海已经有二十八年的历史，从它正式开学开始，就在当时上海的新式学校里享有盛名。

中西女塾面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儿，在戴西进入这里读书的时候，国母宋庆龄和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都已经从这里毕业。

学校收取昂贵的学费，有严格的管理，宿舍里六英尺长、四点五英尺宽的小床都必须用白色被褥，每个学生必须把自己的小床整理得一丝不苟。一进学校大门，必须除去所有艳丽珍贵的服饰和珠宝，否则，就作为捐赠被学校充公。在学校里的一举一动，都要按照校规，比如要是在走廊里停下说话，必须让到一边。做教会学校的“标准女子”，任何家庭背景的学生都不能例外。

它的校训是成长、爱人、生活，它的教育是美国式的，重视体育，英文，音乐，用全套美国课本上课。它的风格是贵族化的，教会学生怎样做出色的沙龙和晚会的女主人，早餐有中式的肉松和西式的黄油，学生客厅里有沙发、地毯和留声机；并且要秀外慧中，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它对学生的许诺，是要让她们一生年轻和愉悦地生活。在学校里有许多同学住在一起，是生性活泼的郭婉莹很怀念的事。而一生年轻和愉悦的心态也许正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立。

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在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而不是苦难贫穷的生活。当生活的苦难与变故，就那么猝不及防的发生时，不由令人会想起这单纯明亮的童年。也许正是童年的光芒照耀了郭婉莹的一生，在苦难面前也能雍容坦然。

在婚姻面前的抉择

1928年，戴西从中西女塾毕业。这时候，她已经成长为一个美少女，如同波切提尼画的从贝壳里刚刚诞生的维纳斯那样的美丽。

从中西女塾毕业的同学，总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订婚和结婚，完成生活中的大事，另一条是去美国留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戴西曾希望和许多中西女塾的同学一样，美国留学。可是她的父亲不以为女孩子去美国学习有什么好，所以婉莹留在了国内。她与一个同自己家是世交的富家子弟订了婚。

这时的戴西，已经不是六个星期都跟在沃利后面玩“跟着领袖”游戏，头上带着只大蝴蝶结的女孩了，她开始表现出自己眼睛里那钻石的一面：独立地，自由地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当她的未婚夫送给她美国玻璃丝袜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郭婉莹觉得不能容忍，她不能嫁给一个只会和自己谈丝袜结实不结实的男人。她不能容忍没有趣味的生活。她拒绝了富家子弟向自己的求婚，扭头离开成为少奶奶这条道路，寻找人生另外的方向。后来，她在北京发现了燕京大学，她决定要在北京继续求学。

戴西的家世背景，以及生活的经历很接近一个从富裕家庭跑出来的红色青年，为了理想去亲近革命。从来都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优秀的理想主义者身上，他们与为了吃饱饭、为了逃婚、为了翻身而革命的人不同，他们只是为了从书本上学到的公正和理想能在生活中实现而革命的，但戴西从来不是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想这样的大事，她向往着自己美好的人生，她坚持着自己个人的理想，她尊重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权利，她就是那样一个在肩上放着两朵百合花照相的女孩子。

这个从上海自身来到北京的富家小姐，对儿童心理学发生了兴趣，她成为了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她从北京带回来了燕京大学毕业证书和理学学士学位证书。

戴西后来的丈夫吴毓骧，是福州林则徐家的后代，他母亲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他出生时，他家已经姓了吴，是清寒的书香门第了。书香门第之人，往往雅致而不实用，像清淡的香烟，气味醇而微甜，赏心娱人多过提神。吴毓骧，就是这样。日后吴家的人说起来，都觉得他高攀了郭家四小姐。而郭婉莹自己，从来不曾说过这样的话。

吴毓骧十九岁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到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读书，刚刚好那时候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他跟着清华大学的队伍天天去游行，直到被抓进警察局关了起来。政府觉得他们这些公费生大忘恩负义，而担心他们在北京只会闹事，于是提前送这班学生去了美国。吴毓骧被送到麻省理工学院，主修电机工程，辅修工商管理。

吴毓骧真的像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在美国忘记了政治。也许他去游行根本是为了新鲜有趣，而不是政治觉悟。他在麻省毕业时，成了一个不但对一切新鲜流行花样无师自通，而且可以玩得锦上添花的大师，他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极其有趣的风流倜傥的人，就像能让许多有闲有趣的女子喜欢把玩的情淡娱人的香烟。

吴毓骧在拒绝了与一个拿着钱只会买胭脂水粉的女人的交往后，同郭婉莹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个人身上，对于感情，都有着超脱世俗与尘世之外愿望。吴、郭二人的婚姻，都是不把婚姻看成过饮食男女日子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着深深的期望，在这一点上，他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他们是那种追求生活以快乐为本的人，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般的骄傲态度，而且总是执意不肯妥协，也不肯被它压弯。

然而，郭婉莹毕竟是女人。她的自尊和婉约后面，藏着一些遭负心的伤痛，她爱上的真的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无法满足过居家生活的男子，1943年儿子中正出生时，郭婉莹难产，在医院两天生不下孩子来，女儿正在家里静养肺炎，丈夫还是去俱乐部玩牌到深夜回家，这是一个会让你非常高兴、但不会对你负起全部责任的丈夫。

最后，郭婉莹婚姻生活里的那堵青砖墙，终于很没诗意地被挖了出来。在四十年代的一个上海的晚上，郭婉莹由姐夫——吴毓骧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时代的同学陪着，到一个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把丈夫找了出来，并带回自己的家。

她从来没对人说过这件事，没有说明，没有抱怨，没有揭露。这是因为郭婉莹的体贴，旧式女子的宽容，还是因为郭婉莹对一个永不静心的男子的绝望？或者说，她明白自己选了这么一个永远新鲜的丈夫，就要拿出风筝线的勇敢？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多年之后，她很少提自己的丈夫，也很少提自己的感情。也许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一切都只是过眼的云烟。她选择了怎么样的生活，就得承担什么样的生活。她选择了什么样的男人，就得接受什么样的婚姻。

在这样一个男人面前，郭婉莹依旧做着永安的股东，依旧在上海国际饭店开设了一家锦霓时装沙龙的工作室。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女子时装设计沙龙，用中国的原料设计合适都会妇女穿的长礼服，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理想是做出合适中国妇女的现代美服，走出一条不同于当年的巴黎也不同于当年的北平的时尚路线。他依旧在每一个早晨给自己的丈夫做着可口的早餐，就像新婚的早晨一样，照顾丈夫吃完早餐，给他家的温暖和女人的柔软。她依旧学着一些新鲜的玩意，用煤球丝和铁丝烤出鲜黄酥脆的土司，用铝锅和供应面粉做出有圣彼得风味的蛋糕。

摧毁一切的暴风骤雨

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郭婉莹的丈夫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郭婉莹的丈夫开起同德国做起了医疗器械的生意，并且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生意做起来了，郭婉莹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开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迂徒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郭婉莹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很快，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让郭婉莹告别一切美好，直面严酷而真实的寒冬。1957年，郭婉莹的丈夫被划成了右派，关进了监狱。郭婉莹一个人开回了丈夫丢在公司随时即将报废的福特车，从穿着法院制服的警察手里接到丈夫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看着所有的家产被没收，被一一运走，而后，作为反革命的妻子，为丈夫偿还欠着国家的14万人民币。

替夫还债的郭婉莹自己也因为资本家的身份，被送到了资本家学习班学习。在学习班里，她第一次学习怎么样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一块块的小石头，送去修路支援国家建设。

文革前夕，郭婉莹从农场调回了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

轰轰烈烈的批斗活动早已在业余大学展开，全校都停了课，每天各系老师们都要在一起开长会，每个老师都要发言批判郭婉莹的罪行，哪怕是从来不认识她的老师，也必须要说些什么。要是不说，就会被认为是和她一伙的。于是，所有的人都找出话来说。在当时的压力下，绝大多数人都力图自保，然后才能想到尽量不伤害别人。那些老师，绝大多数也是这样软弱的人。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只是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清白这样做，还有的人，是出落井下石的快感享受和对自己平时无法伸张的私心的满足，而攻击郭婉莹。

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郭婉莹又开始了她清洗女厕所的工作。在许多共产党女干部的回忆录里，她们也写到了自己被迫清洗厕所的往事，带着被侮辱的愤怒。郭婉莹非常理解这种愤怒，她以为，清洗厕所这件事的本身是不侮辱人的，而是人们将你与厕所联系在一起，与臭的、脏的联系在一起，井强迫你去做，这才是对人的侮辱。

这个曾经是一个出门有防弹车和保镖的四小姐，“文革”里天天面对着一帮子指着她鼻子骂“资产阶级”的红卫兵，她依然高傲地仰起下巴，任由别人用口水扫把袭击她，她没有低过头。翻阅她一生的照片，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她的下巴永远是高高抬起的，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能打垮她。

将这一页翻过去

时间就这么不快不慢的翻了过去，当文革结束时，我们无法估量文革的十年以及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的种种预兆，对于郭婉莹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是，1976年，文革被郭婉莹翻了过去。

就像大家撕去了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一样，用油漆画在墙上和广告版的大红标语消失了，墙上已经露出了被覆盖前的底色。也许，生活也要开始慢慢显露出它被掩埋的底色。总之，这一页，被翻了过去。

整个中国立刻被席卷在一股像陈景润那样忘情学习的潮流里。而上海的鲜明特点，就是青年对英文马上表现出来了热情，不少单位也马上觉悟到英文的重要，在单位里开设英文补习班。这时的英文，成为热门学科。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低潮，直到现在。

在这一年，郭婉莹被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这是她第一次被一个公家单位恭敬地邀请去做老师，她第一次受到了在她的出身、她的背景以外的尊敬，对一个好的英文老师的尊敬。这也是她第一次从心里喜欢她的学生们，日后她回忆起来时，总是说，他们是最好的学生，那么聪明，那么勤奋，那么恭敬，对英文和用英文的世界充满了内心的渴望。

上海开始慢慢恢复了和国外的贸易联系。最初是上海的工业系统发现自己需要向外国的机械制造商买新型机器，也需要输出自己生产的工业机械。于是上海地方开始出现了一些直接与外商打交道的机构，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的职员看不懂英文的商务信函，也不会写，常常带来许多沟通上的麻烦。于是，他们开始寻找四十年前的熟悉这方面业务的上海老人，作为顾问来帮助他们与外国商人联系。当时，有一批老人被恭敬地请到办公室里，帮助职员们修改英文信，帮助总经理们判断和谈判。郭婉莹就在这时，被请到咨询公司，作为商务信函顾问。从她的手里，开始出现了标准的商务信件。后来，被她帮助的年轻职员，也开始可以写通晓的商业信函了。那时，她不再被人称为四小姐，也不被人称为少奶，当然也不是粗鲁的直呼其名，所有的人都叫她“郭老师”，这是一个尊敬的称呼。

郭婉莹的子女全部去了海外，他们多次要求郭婉莹过去与他们同住，这个安静且坚定的女人拒绝了孩子们的要求，留在了上海。在上海一个没有暖气、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默默地过着自己的日子，春去冬来。八十多岁的郭婉莹，走在路上，从来不让人扶，上车下车，也不让人扶，她坚持一个人独立的生活，她讨厌别人照顾自己。她以精致的妆容见人，安详、体面，干净。直到她离世的最后时刻。

文革结束的这些年，在海外的那些以前的郭家的世交，纷纷回来找他们的郭四小姐，要她离开给她带来过灾难的中国。她说“我习惯了上海，It’s myhome。”当有海外的那些窥探中国“文革”故事的记者，蓄意描写郭四小姐的故事时，郭婉莹不愿意与他们交谈，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当她的子孙，为她遭遇的不公平愤慨时，她选择了沉默，让那些往事成为了秘密。对一个经历坎坷的妇人来说，对别人为自己感到不公的经历保持沉默，是一个女子极大的自尊。不管生活给与了她什么，她都会高昂着她的下巴，坦然接受。也许，这就是贵族。

母亲严幼韵和她的世纪人生

旧上海的富家大小姐，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百岁老人严幼韵的一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

杨雪兰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通用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就是她从中促成。杨雪兰继承的不仅是母亲的相貌，更有一份自信、坚强与乐观。

上海滩的“84”小姐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当年在上海曾是怎样有名。1980年左右，我从美国回上海，舅舅带我去看一个朋友。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母亲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他曾在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得到胡雪岩赏识，被胡推荐给李鸿章。后来他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以画芦雁著名，现在宁波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字画。

严信厚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1887年，他投资5万两金银在宁波湾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后又在上海投资面粉厂、榨油厂等多家实业。1902年，他还出任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届总理。严家是个大家族，严家出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被张伯苓称为“南开之父”的严修，他曾资助青年周恩来旅欧，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严信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严子均便是我的外祖父。严子均是一位开明商人，他将产业进一步扩大，母亲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宽松的家庭里。她与两个姐姐严彩韵、严莲韵都成为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1925年母亲考入沪江大学，那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颇多清规戒律，学生必须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不愿受约束，1927年她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入该校的女生。去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校方专门挑了几位毕业于复旦的百岁老人，还出了书，其中一位就是母亲，校方把母亲当年入校时的照片送给我们作纪念，母亲收到后特别高兴。

那时能进入高等学校读书的女生凤毛麟角，而家境阔绰又新潮时尚的母亲更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家里在上海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母亲几乎每天都换一件最时髦的新衣服，我小时候对母亲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印象很深，也很羡慕。母亲注重装束的习惯保持了一生，即便她今年都101岁了，还经常让我帮她做衣服。有些她穿不了的衣服留给我，质地都特别好，朋友说拿出来可以做古董了。

母亲住在静安寺，离复旦比较远，那时候，她坐着自己的轿车到学校上课。家里给她配了个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开车，很多男生每天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很多她在复旦上学时的同学回忆，如果母亲向哪位男生开口借笔记或作业，他们都感到“受宠若惊”。“爱的花”这个绰号后来不仅传出复旦校园，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母亲成了当时最时尚人物的代表。

父母的结识，也跟“84”有关。父亲第一次见母亲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后面。很巧，他们两个是参加同一个Party的。父亲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开始不断地给母亲送花、约会，终于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以身殉国的父亲

1929年9月，父亲与母亲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这里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出席婚礼的近千人。

我的父亲杨光出生于1900年，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清华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1930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抗战爆发后，父亲被派往菲律宾，任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我们全家一起跟随父亲到了马尼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父母带着我们姐妹3人，原本住在马尼拉一个条件很好的别墅里，战争一开始，在菲律宾的外交人员全都集中到了马尼拉宾馆，我们三姐妹和父母挤在一个房间里，我和妈妈睡在床上，爸爸带着姐姐和妹妹睡在地板上，那时妹妹刚出生不久，父母拉了一个抽屉，放上小枕头给她当床。那年我只有6岁，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仿佛都变成了一片火海。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1月4日，我记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进来了3个日本宪兵，那时我还小，看着日本人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脚上都是包起来的。踢着正步，他们对父亲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他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

战争开始时，麦克?阿瑟将军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撤到澳大利亚避难，但父亲说:“我不能离开，这里的华侨需要我。”身为总领事的父亲，带着使馆工作人员，在华侨中宣传抗日，为中国抗战募捐。另外，当时还有一批在美国印制的大量法币，在运回国内中途滞留在总领事馆，父亲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于是下令烧毁，这些可能都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于是不顾国际法，将父亲与使馆工作人员都抓了起来。

父亲他们起初被关在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里，那里什么设施都没有，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见生病的父亲，把药灌在白兰地的瓶子里。没多久，父亲他们又被投进圣地亚哥炮台地牢。这座西班牙人建的监狱就在河边，每天河水会涨起来漫到监狱里，其实就是个水牢。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但也有人说，日本人不会真的杀父亲，因为他毕竟是外交人员，我们于是又半含希望生活着。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在1942年4月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此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父亲拒绝，一直睁眼直视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脏让日本人再打……

跟父亲一同遇难的还有使馆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其中最小的一位仅23岁，新婚不久派出来的。抗战结束后，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到菲律宾，专门将父亲等8位外交官的遗骸运回南京。在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天，父亲他们被一同安葬在南京菊花台，并将菊花台改名为“忠烈公园”;而在马尼拉，至今还有华侨集资筹建的“杨光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

马尼拉的艰苦岁月

父亲被抓后不久，母亲带着我们从马尼拉宾馆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这幢楼原来只有我们一家人住，现在变成了全体外交人员的住所;我们姐妹3人原来每人都有一间卧房，而现在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一家人。当时母亲一个朋友从上海准备到美国看她的丈夫，转经菲律宾来看母亲时，正赶上战争爆发，只好滞留在马尼拉，她母子2人和我们母女4个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样一住就是4年。

母亲很了不起，虽然她以前是养尊处优的阔家小姐，但失去了父亲这个支撑后，她并没有垮下来。她感到自己有责任照料好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儿，当时使馆家属有4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也会有各种矛盾，什么你偷了我的油，我拿了你的什么东西之类的。母亲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总管，而且后来还带着这么多口人几次搬家、找房子，都是母亲张罗的。母亲以前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经验，但她很快适应这样的生活，也从来不去抱怨什么。

以前我们住的房子有花园，战争一来，花园变成了菜地，母亲带着我们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自己制酱油、肥皂。她自己也没有收入，依靠当地华侨送的东西维持生计，母亲自己还要不停地变卖东西，才能维持我们的生计。但母亲也从来不把情绪带给我们，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还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战前我们还有一个管家，很严格地管我们的起居、饮食，战争开始后母亲“接管”我们，我们反倒觉得完全自由了。所以虽然是战乱年代，但从我这个小孩子角度讲，好像也不觉得生活过得有多苦。

母亲有一句话: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我们姐妹3人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随时带着逃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女性特别容易受伤害，何况像我们这样一个有母女4人、失去了唯一男性的家庭，记得战争快结束时，有一天她带着我们连续3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既怕被溃败的日本人发现，也躲避着刚刚占领菲律宾的美国兵，母亲在尽她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着我们。

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在海上漂了24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3000多人。刚到美国时，母亲也没有工作。当时正在筹建联合国，母亲问一位朋友她是否有可能申请到联合国工作，这位朋友说，你怎么可能适应这种要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的工作？但母亲还是努力争取进到了联合国礼宾司，礼宾司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不能出一点错。母亲一直工作了15年，直到1959年10月离职。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母亲工作扶持这个家。

母亲终生保持着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这可能也是她长寿的原因吧！母亲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戴假牙，前段时间每隔几个星期去修一次牙。结果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租车快到家时，一下子出了事故，她的牙也撞掉了。听了消息，我们都很沮丧，但母亲却安慰我们说:“我很幸运，因为出租车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

与顾维钧的幸福晚年

1959年，母亲与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母亲与顾先生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顾先生去世，这也是顾先生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出生于1888年的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16岁那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唐绍仪对代表留学生致辞的顾维钧印象十分深刻。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执政后，唐绍仪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他立即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当接到邀请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电报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左右为难之际，曾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导师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他认为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就这样，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24岁的顾维钧便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27岁那年，顾维钧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母亲很早就认识顾维钧，顾先生是父亲以前的上司，那时的位置也很高。父亲以前还向他写信请教过一些问题，我们全家到美国来，也是顾先生的帮助。顾先生很年轻时就从事外交工作，其实“家”的概念对他来说很淡薄，没有什么个人生活，也很少有私人朋友。跟母亲结婚以前，顾先生在海牙国际法庭工作，那时他没有家，住在旅馆里。可能是长期没人照顾吧，我们见到他时，他非常瘦，在家里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个人专门站在他身后，随时递上一块餐布服侍他，起初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家是非常随意的。

顾先生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顾先生也被我们“改造”过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他会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Party。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动脑筋想，怎么庆祝。他的生日是1月29日，后来成了我们家除了圣诞节、春节以外，每年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有一年我们全家去滑雪，他和母亲年纪大了，就计划在附近散步。有一天我们回来时，看到他带着新买的滑雪服，原来他忍不住“童心大发”，要跟我们一起滑雪去，后来《时代》周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72岁的顾维钧开始学滑雪。

母亲知道顾先生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担心他的健康，每天凌晨3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顾先生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虽然二十几岁就身居高位，但顾先生从不倨傲，即便对司机、服务生，也都很和蔼。他在我们面前也极少提及自己的经历，只是偶尔会讲一下以前的故事，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联合国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当时日本人对他防范很严，阻止他进入东北，甚至以要在他坐的火车上放炸弹相威胁，情形十分危险。他还是顶着这些危险，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长篇备忘录。

所以晚年他和母亲的结合后很幸福。顾维钧先生后来用17年完成了他的口述回忆录，这与母亲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唐德刚先生为他做口述史时，他正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唐德刚利用他每年回纽约度假3个月时间，每天来访问4小时。而顾先生在做外交官时，每天写日记，也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套共13卷、600万字《顾维钧回忆录》，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笔特别珍贵的历史资料。

顾先生和我们在一起，有了很多朋友。去世那天晚上22点左右，他还问母亲:“这周有什么活动？”之后去洗澡时，最终以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虽然离开大陆数十载，顾维钧却未加入美国籍，保持着“一生都是中国人”的信念，一直到离开。

顾先生去世后，母亲将他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了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今年9月2日，顾维钧的雕像在上海落成，也算是终于魂归故里，为他、也为母亲，圆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吧。

这是真正的贵族。抬的起头，弯得下腰，永远仪态万方，优雅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