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018-6《收获》新刊预览 | 明亮的星：西川体（陈东东）

2018-6《收获》

2018.11.15出版

选读

明亮的星

西川体

文 | 陈东东

一

诗人西川，肖全摄影

在自撰的《西川创作活动年表》里，提到他1974年2月（十一岁不到）“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上小学四年级”。这所小学和初高中一体的学校是1959年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提议下创建的，隶属外交部，大概为了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官。“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西川说，“我本没有资格进入这所寄宿制‘贵族’学校。”他所谓“贵族”，当指“文革”前的红色权贵，也包括“文革”新贵，例如“先后在这所学校学习过的学生中有毛泽东的外孙、陈毅的女儿、乔冠华的女儿、浩亮的女儿等”。而他“是作为工农兵子弟中兵的子弟进入这所学校的”，入学前，还得“通过一系列考试和检查”。西川觉得，“这所学校受文化大革命波及比一般学校小些”，“是当时北京所剩无几的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这大概意味着，跟同年龄段的许多野蛮生长自学成材的人相比，他算是从小受到过一些像样的教育和培训，尤其在外语方面。1982年他在那里读完中学，考进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他1963年出生于军人家庭，或许因而名叫刘军——二十岁上下开始写诗，他为自己起了“西川”这么个笔名——他母亲是江苏徐州某纺织厂的女工，父亲在北京海军航空兵部队。1966年11月，他三岁多，和弟弟一起由母亲带着，乘一列满载大串联红卫兵的火车从徐州迁到了北京。我认识西川的时候他二十四岁，他家的地址（我至今还记得）是北京东城区米市大街红星胡同73号。1987年晚夏，为了参加诗刊社在秦皇岛举办的第七届青春诗会，我提前几天先到北京跟他会面，下绿皮硬卧车厢，出火车站，就往那个地址去，尽管天色才亮了没多久。如果八十年代的诗歌江湖有几条江湖规矩的话，那么，诗人一到某地径直就去不认识的诗友家里，非但不算不懂规矩，而且还被视为当然——我那些年虽然不怎么外出，但因为许多次接待不认识的、没通过信的、甚至从未听说过（江湖名号）的诗人登门，所以对这条规矩颇有心得；而我事先去信，已经跟西川约好了哪天会去他家，倒像是没好好演绎这条规矩里不速而至的江湖做派——这是玩笑话，可当年的情况也的确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是个大杂院，忘了是怎么进到他屋里的——西川正在睡觉，被我叫起来，就胡里胡涂跟我说话，说了好一阵才弄清楚我是谁，于是又正式握手看座递水，重新从头聊起……他那张床靠墙，墙上挂着一幅色调浓重的大油画，让我担心西川平时睡在它下面会不会过于压抑。另外我注意到他几乎一支接一支抽烟。烟很奇特，是那种卷烟厂里的半成品，每次西川得用剪刀把超长的一根烟卷从中间一剪为二，这才能抽。他说这是他弟弟为他搞来的。

他仿佛持重，却又透着不在乎，个头超过一米八，长发，连腮胡子，戴眼镜，穿蓝色过膝长衣但是把累赘的下摆提起来在腰间打一个结（他说这是他的工作服——我知道他那时在新华社《环球》杂志当编辑，心想原来编辑也有工作服……），出门骑一辆大钢圈自行车。他的嗓音宏亮，北京口音好听，说话恳切，用辞讲究，有意思的是他又在恳切和讲究里来点儿国骂，确切讲应该叫京骂，把语调带向俏皮和嘲笑。

此前一年多，1986年4月，西川替《山西文学》当年第八期“诗特辑”组稿，给我写来了第一封信。《山西文学》的那期“诗特辑”我至今没有见到，不过反正我跟西川通起信来了。他是那种在书信里认认真真跟你讨论诗的朋友，写来一封又一封很有观点和见地的长信。跟他见了面也就这么聊——西川主聊，因我口才本来就差（何况在特能侃的北京人面前），又最不喜欢跟人谈诗，觉得不自在。但我却颇能欣赏西川的那种滔滔不绝，时不时他还扯些奇闻逸事和段子，配以自己首先乐起来的热幽默，生动有趣好玩。

我以前从未遇见过像西川这样愿意想问题、要跟你讲大问题的诗人，不过他跟我碰到过的五花八门各路诗歌江湖角色的最大不同，还不在于那种建设性的、抱负远大的不凡谈吐，而是身上自有一种正气大度，一种教养，一种称之为智慧的气场。我想他的诗得益于这种品质。正好他屋里有一本《十月》（1987年第一期），骆一禾主持的“十月的诗”栏目从这一期开始推出，开栏引言之后是西川在北大读书期间写下的长诗《雨季》，我拿起来读：

这个人便是西川，一个男人，爱智者，

在咖啡馆里人们称他为诗人。

你要读西川的诗，因为

他的诗是智慧的诗。

我笑着读出声来，西川也跟着笑。这几行写于二十二岁的诗，明确西川对自己的期许，尽管听我读了以后他自己点评说“大言不惭”，但显然他对此颇为自信。西川说他“大学时代可资回忆的作品只有这篇《雨季》”。他从《雨季》出发的写作向往经典、圣言和先知话语。在参加“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深圳青年报》《诗歌报》，1986年10月）的“艺术自释”里西川写道：

对于我，面对诗歌一如面对宗教。

对于我，诗歌应当面对自然；人是自然的回声，以自然的伟大而伟大。

对于我，包容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我向索福克里斯、萨福、卡图鲁斯学习，也向李白、歌德、庞德、弗·雅姆素诸位大师学习。

1986年的“大展”热火朝天，亮出了近七十个诗歌流派（真的很江湖）！西川惹眼地独自一人举一块“西川体”的牌牌，他表示：“我也可称为新古典主义又一派。”他曾写来一封信（写在几张抬头印着红色“最高指示”的信笺上），其中说：“我发现，一切优秀的诗作中有三种因素是不可或缺的，这三种因素是①机智（指遣词造句），②智慧（指思维方式），③真理（指思维的结果，我更倾向于有结果的可能，而没有固定的格言式的警句）。” 不久他把这个“发现”也写进了他参加“大展”的“艺术自释”。他那时的诗歌意识，往往指向他自认的“爱智者”。

就在那封信里，他告诉我，已经把刚刚油印出来的他跟海子的诗歌合集《麦地之瓮》寄给了我。在更早的一封信里他介绍他的北大校友海子，说“海子是我非常钦佩的人之一”。他同样钦佩的骆一禾也是他的北大校友，一个期望“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成就高迈的诗歌、宽广的诗歌”的人。他跟海子、骆一禾在八十年代的诗歌江湖上号称“北大三剑客”，三个诗人相互间多有影响，骆一禾年岁稍长，具主导性。西川曾告诉朋友说：“我和海子有很多想法都是从骆一禾那儿来的，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

我现在的印象，《麦地之瓮》有一个深色的封面，打字油印，十六开本的诗集不太厚，用的是泛黄的新闻纸。西川那首被认为他早期代表作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就收在这本诗集里面。我录在下面的这首诗则是他1988年初修订过的版本，跟他1985年9月完成的那一稿有所不同：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

像今夜，在哈尔盖

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

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

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此诗缘于他1985年的旅行。《西川创作活动年表》里说他这年“6月自北大英语系毕业后随北大‘智力支甘服务团’赴甘肃兰州、酒泉（帮助当地培训师资一个月）、嘉峡关、敦煌，后回兰州集合，旋与同学结伴旅次青海西宁、哈尔盖”。这年8月西川入新华社工作，又以实习记者的身份赴太原，以太原为中心去了山西、河南、内蒙古、四川的许多地方。估计半年多时间里这种带点儿游荡性质、主要在黄河两岸展开的旅行对那时候的西川意义重大。他曾回顾说自己早年的“经历有限……书本便成了我主要可以依赖的东西”，但比如说旅途中“上了山西南边风陵渡一千米长的大铁桥，就我一个人，风恨不得把我掀到黄河里……对土地、河流、黄河上那种风的理解，黄河中游那种宏阔”，就“整个把我打开了”。在哈尔盖仰看星空的经历也是一次打开，而且更强烈——“穿透你的心！”据说那天他夜宿哈尔盖火车站附近，出来撒尿，站在野地（一出哈尔盖火车站就都是野地），被满天的星斗震撼……

把“青藏高原上”“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地方”的“火车站”缩到“蚕豆般大小”，也就把原本无限大的“星空”，在这首诗里更加朝无限扩展，情境的戏剧性于是被凸显。“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及以下几行，则希望更多展开“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的戏剧性；“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那么周遭世界跟“我”的戏剧性向度一致——不同于走在日常化的城市街头或胡同院落里看见星空，对于1985年夏天的西川，“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近乎一种高峰体验——“我”因而“成为某个人”，成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又“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这是想说灵魂出窍和蜕变了吗？），“星空”里那些从“遥远”“发出”的“信号”，“射出”的“光”，“你无法驾驭”的“那神秘的力量”，终于是一种神圣的力量，而那个“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的“你”，或“我”，也不再止于“旁观”，要加入进来，“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祭坛”和“圣餐”这两个词显示，在哈尔盖的那天夜里，作为大自然的星空让西川获得的体验带有宗教感，神秘而神圣的力量给予的净化是仪式化的，由“射出”和“仰望”构成的天地空间，应该被想象为一座垂直空间的宏伟教堂。祭坛用于弥撒和发放圣餐，诗中被“踩成祭坛”的“我”以外，还有一个“我”，“像领取圣餐的孩子”，这就在这首诗情境的戏剧性里又添加了“我”的戏剧性——是成为“祭坛”之“我”发出的声音，将星空笼罩的哈尔盖塑造成教堂；而“领取圣餐”之“我”在这教堂里，又会领受这个声音——这是在“我”和“我”之间展开的仪式，完成于“我”之内；那座教堂也内化于“我”。不过，这首诗里，“仰望”——“领取圣餐的孩子”，才是西川为自己塑造的诗人形象，迈向（去成为）“祭坛”之我，则是这个形象的向度。

他要为自己构筑的，也是诗歌精神的教堂。对于西川，“面对诗歌一如面对宗教”既是个比喻的说法，又并不是。而无论如何，《在哈尔盖仰望星空》都该读作一首关于诗歌的诗，讲述其写作被怎样的心灵激发，去塑造怎样的心灵……这首诗又涉及人和自然的关系主题——对于西川，“人是自然的回声，以自然的伟大而伟大”。但“自然”更首先是人的自然，甚至神的自然。比如他稍后所写的《树林》（1986），其中说：

一大片幽暗的树林

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树林移进我的内心已经多年

每回我从遥远的地方

凝视林中一堆篝火的灰烬

我都被它一阵感动

我就想走进那片树林将树干一一叩响

听那神话般浑厚的声音在林中回荡

世界被看待成不是其本来面目的世界，而这个被“我”整理过的世界亦被“我”领受，并成为“我”（和我的诗）。被整理过的世界也许是教堂，也许还不是，但往往带着精神性磁场和乌托邦气息。这种整理的想象依据和灵感，就像西川自己所说，由于“经历有限……书本便成了我主要可以依赖的东西……”。即使“在哈尔盖仰望星空”这样一种“灵魂出窍”的体验，其升华也似有一个从阅读里提取的模型，就像诗中那个领取圣餐的孩子形象，并不来自西川的现实经历和切身经验。西川对写作语言和诗歌的自我要求也相应于这种性质的整理，他后来回顾，那时候“我是非常在乎形式的，诗歌的形式，语言的那种文雅，语言的文化色彩”。它们当然出于个人身世、际遇、情感、兴趣、思想、记忆、想象、修炼和觉悟等等，但以“一切优秀的诗作”为榜样，响应来自诗歌星空的神秘和神圣召唤。1986年“大展”呈现那么多有意思和没意思的、有创造性和没什么创造性的旁门左道、歪门邪道，西川及其“西川体”，标榜的则是名门正派。

仰望星空是个被人写了又写的题材。而那时候，“我并不避讳别人写过的题材，”西川说，“比如秋天啊，海洋啊，别人写滥了的，我并不避讳，但是我要求自己能够比别人写得好，当然做到没做到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就是自己沉浸在那样一种精神氛围里。”如果抄录其“西川体”（新古典主义又一派）“艺术自释”的更多内容，大概能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

请让我取得古典文学的神髓，并附之以现代精神。请让我面对宗教，使诗与自然一起运转从而取得生命，它充满着自如的透明。请让我有所节制。向往调动语言中一切因素，追求结构、声音、意象上的完美。我反对当代中国诗坛上的假圣人的面孔，故弄玄虚的伪真理，思想火花式的格言，旧的和新的空洞无物；反对一切的虚荣、浮华、意象拼凑的腐败的作诗准则；反对浪漫派的变种、英雄主义的变种：那被破坏欲驱使着的宣泄；反对种种廉价的叫嚷和种种琐屑的倾诉。在这个心灵浪迹天涯的时代，请让我讲述家园。

 诗人西川，李伟摄影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18-6《收获》之《明亮的星》专栏）

陈东东（1961— ），中国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之一。祖籍江苏吴江，出生并长期生活于上海。1980年代初在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开始写诗，现居深圳和上海，专事写作。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位代表性诗人，也是当代诗歌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夏之书•解禁书》（2010，重庆）、《导游图》（2013，台北）；诗文集《短篇•流水》（2000，北京）；随笔集《黑镜子》（2014，北京）、《只言片语来自写作》（2015，北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