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69年，是一个备战备荒的年代。

　　该年9月初，甘肃武威县新鲜人民公社新鲜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村民，在位于现武威城区北关中路的雷台一带挖防空洞。

　　挖着挖着，村民们挖到了一个墓室。

　　新鲜公社书记对此非常重视，迅速向上汇报。

　　党寿山先生作为武威的文物工作者第一个赶到现场，组织群众把墓室里的文物搬运到武威文庙大殿保管起来。

　　经过史料和实地相结合的考察得知，原来雷台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国王张茂所筑灵钧台。

　　按照《资冶通鉴》中的记载：该台始筑于东晋元帝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

　　墓室在雷台下，为大型砖石墓葬，墓道长19.34米，出土有金、银、铜、铁、玉、骨、石、陶器等文物231件，其中含99件铜车马仪仗俑。

　　关于墓室的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在考古报告中写：此墓建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至献帝期间”，故称“雷台汉墓”。

　　关于墓室主人，甘肃省博物馆根据出土文物上有“守左骑千人张掖长张君”等铭文，遂在考古报告中写“张某将军”。

　　看得出，甘肃省博物馆的考古水平是非常有限的。

　　国内不少学者并不同意该考古报告上的结论。

　　现在，雷台古墓断代目前已出现东汉、汉魏、西晋、晋末前凉、前凉等五种说法，其中，西晋墓一说影响最大。

　　至于墓室主人，有学者认为应该是曾任武威郡左骑千人官的东汉人“张君”。另外，还有“张江”、“张绣”、“张轨”、“张骏”等说法。

　　说甘肃省博物馆的考古水平有限，不单是说它没法考定古墓断代和古墓古人，就连出土的文物中哪一件最有价值，它也搞不清楚。

　　现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裕昌说，帮省博挑出雷台古墓中国宝的人，正是郭沫若。

　　1971年，郭沫若陪同外宾视察兰州，期间，忙里偷闲专程到甘肃省博物馆参观。

　　郭沫若参观到陈列室时，一下子就被铜车马武士仪仗队吸引住了，并对其中一只三蹄腾空、一蹄踏在鸟身体上的铜马赞不绝口。

　　他端详再三，仍是意犹未酣，让工作人员从展柜里取出，拿在手里反复察看。

　　最后一锤定音说：“这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拿到北京必定引起轰动！”

　　随后，他即兴给这个铜马起了个既形象又好听的名字——“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的艺术价值在哪儿呢？

　　郭沫若说，它既有风驰电掣之势，又符合力学平衡原理。

　　的确，这件珍宝是在三维空间中展开的有体积和重量的物件，动感强烈，三足呈腾空之势，要使马保持平衡，就在其一足之下加上鸟形底座以固定——为什么是鸟形底座呢？一则鸟形底座平，与地面接触面积大，鸟的头、双翅、尾呈现伸展状，增大了稳定性。二则马踏在鸟身上，夸张地表达出了马的奔跑超越了鸟儿飞行的速度，堪称是实用功能与艺术创造大胆而又巧妙的结合，是高超艺术创造、完美的艺术制作。

　　后来的事实，印证了郭沫若的说法。

　　“马踏飞燕”随后在北京的展览上一鸣惊人。

　　1973年，其参加了古代历史文物出国展，在英国和法国展出。1975年，巡展欧美14国。

　　那些看惯了长着一对翅膀的西洋天马的艺术家初睹即惊为天人所作，誉之为“雕塑艺术的极顶之作”。

　　1983年 10月，国家旅游局把“马踏飞燕”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定为国宝级文物。

　　2002年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将“马踏飞燕”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不过，“马踏飞燕”的名称，只是郭沫若一时心血来潮的即兴所叫，很多专家认为不准确，提议进行修改。

　　专家们认为，这“马”不是凡马，有人说是“天马”； 有人说是“神马”； 有人说是“天驷”； 有人说“紫燕骝”；还有人说是“特勒骠”。而这“鸟”也不是燕子，尾部没有分叉。有人说是“龙雀”； 有人说是“飞廉”； 有人说是“燕隼”；也有人说是“乌鸦”。

　　所以，“马踏飞燕”的名字被改为了“马超龙雀”、“天马龙雀”、“铜鹔鹴马”、“马袭乌鸦”、“鹰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铜奔马”、“天马”、“飞马”等等，非常混乱。

　　1983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超龙雀”被定为我国旅游图形标志》一文，把“马踏飞燕”改称为 “马超龙雀” 。

　　随后，马超龙雀的命名，被收入了权威的《中国美术辞典》，其释文称“后经考证，所谓飞燕并非燕子，乃古代传说中的‘龙雀’，马亦非凡马，而是神马，即‘天马’”。

　　即“马超龙雀”，成为了官方的正式说法。

　　但是，现在的文物部门每提到这尊宝贝，多用“铜奔马”之称；而旅游部门一般沿用社会惯用的“马踏飞燕”称谓。

　　也就是说，“马超龙雀”的标准说法，并不走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