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有“三公坐而论道”之说。“三公”当然不是说今天的三公经费的三公,而是说能与天子坐而论道的“三公”。“三公”一种说法是指,司马、司徒、司空,源自《礼记》。另一种说法是以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出自《周礼》。以上的“三公”更多的是代表荣誉,而非国家机器的专设之职。到了秦汉尤以武帝时起,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被称为“三公”,自此“三公”正式成为国家机器的顶层设计,被后世沿袭。“三公”中职权有分有合,各朝各代也有不同。但都可以叫宰相,“相权”强势时,可以号令百官,能与天子坐而论道。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就曾提到——即以朝仪言,唐代群臣朝见,宰相得有座位,并赐茶。这一点如今已大谬!能见的各种历史剧中群臣面君,哪个不是战战兢兢,毕恭毕敬地站着的、跪着的,哪有跟皇帝坐着茶叙的份?但回溯历史原来的宰相们却是可以的。唐朝主要靠宰相治国理政,宰相按照自己的想法拟个办法叫“熟拟”,拿到皇帝那里只需要盖章,走个程序就可以号令天下了。到了五代十国,皇帝们提着脑袋轮流坐庄,下场一个比一个惨。可当时却有一个超一流的宰相叫冯道,他先后历任“四朝十帝”的宰相能岿然不动,绝对创造了宰相这一岗位的纪录。虽然后来冯道被欧阳修、司马光等儒家顽固分子,骂成是“不知廉耻、巨奸之尤”的榜样,但并没有影响他留下"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的好名声。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起,“相权”没落,宰相没有了坐而论道的资格呢?这就要说到宋!

宰相不敢坐而论道因范质而起。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约法三章——“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库,不得侵掠。”其中第二条,使得前朝顾命大臣范质及副相王溥继续留任。原本赵匡胤就是被范质派出去的,然而他却中了赵匡胤的圈套,所以当范质留任时并非是他所情愿的。范质得知赵匡胤陈桥兵变后,曾执王溥之手说:“仓促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溥噤不能对。”而赵匡胤见到范质后,假惺惺哭诉自己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范质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应,赵匡胤的手下便按剑厉声大喝:“吾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吓得范质等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此时王溥降阶先拜,范质也就不情不愿的承认了事实。想想这样的背景下,范质这位宰相即便有座还哪里敢坐?范质当了四年宰相,事事不敢做主,估计他的治国意见或办法别人叫“熟拟”他的就只能叫“生拟”了,纵观帝国时代的“相权”在一熟一生中也就渐渐衰落了。以至于后来的赵普,虽然是太祖的心腹之人,虽然贵为“独相”却也再没有了坐的资格。当然了,把“相权”的衰落全部怪罪在范质一个人的头上,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只不过是在“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中,他正好处在分高下的时间节点上而已(随着“相权”的衰落宋朝却拼凑出了一个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督五位一体互为钳制的庞大官僚体系,似乎有了一些近代意味。)。

宋以后的“君权”一端独大,从此以后的历史走向便头也不回地朝专治集权奔去。元明清三朝的“相权”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如今再到故宫一看,除了皇帝有座,下面的就只剩块空地,不是跪着,就是站着。像姜文电影《让子弹飞》里的一句台词:“站着就把钱挣了,行不行?”显然如师爷所说,那是不行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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