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没少谈理想，当然都是老师逼的。我记得，我很郑重地写下“当一个卡车司机，专拉糖果饼干”时，老师的脸色很不好看，仿佛说，当个科学家、世界冠军很失礼吗？于是，我过早地学会妥协——那就像您一样，当个老师吧。

在中国当孩子，理想是有标准答案的，但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当一个“小人物”。以至于大多数人长大后没混出模样，还真有点不知咋活了。

幸好，有那么几本好小说，给了我一些参考。其中一本是《安琪拉的灰烬》， 11岁的弗兰克在贫民窟打发饥饿的童年，晚上做着与红唇千金和拦路大盗相会的梦。他一想到护士和修女对此无可奈何就高兴：“全世界的人都无法干涉你脑海里的想法，这真是一件美事啊。”

我很惭愧，在弗兰克这个年龄，一没冷着二没饿着，却不明白拧耳朵和家长签名再有威力，也是禁锢不住脑子的。你都未敢去想，白白丢了这么多糖果饼干，活该！

另一本是加缪的《鼠疫》。老实说，读第一遍以为是英雄颂，塔鲁多高洁啊，只是个“不知何故经过奥兰城”的人，却比任何人更有热情，以命相抵。塔鲁一生的命题，加缪安排他在小说里说了：“使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而且，他并不信上帝。

就这样，在许多年里，我辜负了加缪的苦心。《鼠疫》并不教人成圣，只是说了一些生活该有的逻辑和真相。等到一定年纪，我才发现“小人物”格朗才是里面最可爱的人。这个老头儿是市政府的临时工，白天上班，晚上写小说，一直为开头痛苦不堪。鼠疫期间他当了志愿者，负责统计登记病人和尸体，人们感谢他，他却一脸诧异，这可比写书简单多了。

纵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连办公室主任都嫌其瞎忙活影响KPI，普通人格朗却更值得记住。加缪说，格朗更具代表性，展示了某种笃定的美德和良好愿望，但求在细小的工作中发挥作用。

和弗兰克相比，格朗更是我的菜。大概我的余生也会如此：见过一些世面，还没出人头地，残留一些真诚，和胆怯时常闹别扭，除了几个关键时刻，前者几乎没赢过。如果再幸运一点，那几个时刻，恰好是我最看重的。

有了这些故事，我对当好一个普通人就坚定多了。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了。在遇见弗兰克和格朗前，我还是成功地通过流水线教育，忘记一名风中疾驰的卡车司机该有多欢乐。幸好，生活是不会让任何人失学的。

有十多年，我当记者，却混得不怎么好，总去一些不太让人喜闻乐见的现场。有一年，某地下雨，有些不幸者，我要写写他们。但谁愿意告诉我呢？城市又欢快起来了，何必还那么不识趣瞎嚷嚷？后来，我陆续接到一些纸条，上面有线索。

他们都是普通人，能看得出来几经纠结。他们不想出头，但又想脚下之地能好一点。或许这么想的人还有更多，但最终，找到我的只有他们。

我至今不认识他们，连样子也忘了。在我尔后更漫长的日子里，英雄总是稀罕又过于沉重，推我一把的往往是小人物，他们怯怯懦懦一咬嘴唇的样子最让我感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时常会想起《鼠疫》里加缪的自述——

“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

这是说，我们一直误读了生活的剧本，真理的使者往往不只在高山仰止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同一个夜晚，缅怀一位普通眼科医生的原因。

文：叶伟民

来源：叶伟民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