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维权，被喷！李志告音乐平台，倒贴！音乐人版权维权咋这难？

摘要：2014年，夏雨和音乐公司一起发起了“唤乐计划”，就是现今的独立音乐人版权联盟，为音乐人提供免费维权服务平台。2020年4月下旬，音乐版权维权联盟发出致音乐平台公开信开启“亮剑行动”。

还记得10年前央视春晚的爆红歌曲《春天里》吗？

10年后，仍然有很多人或在KTV或戴着耳机嘶吼。因为这首流行歌曲，歌曲作者汪峰和旭日阳刚打起了官司，并禁止对方再唱《春天里》，当时舆论对农民工旭日阳刚充满同情。

但是，时间、媒体和舆论最终给了汪峰一个公道，那就是音乐版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近日记者获悉，国内各大音乐平台已经陆续收到法院立案传票，这意味着音乐版权维权联盟已经开启新的一轮全面维权行动。

这一举动引发行业广泛关注。让存在了近十年之久的音乐版权问题再次回到大众视野。

音乐版权维权到底有多难？

在围观事件发展前，我们先来明确音乐版权的概念。

音乐版权又称音乐著作权，是指音乐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依法享有的权利。

主要包括：音乐作品的表演权、复制权、广播权、网络传输权等财产权利和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

音乐圈子长期流传这样一个段子：在国内，音乐艺人简介中各种国内奖项和荣誉都是虚的，只有被侵权才是最高的荣誉。

实实在在被逗乐了。

但也确实说明了一个问题：音乐版权意识太弱了！

近两年来，各大音乐平台纷纷重组、合并、上市，用音乐构建起了自己的商业帝国，但在这些繁荣背后，那些被侵犯音乐版权的音乐人利益依然得不到保障。

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敢问路在何方》《天竺少女》《女儿情》等，创作者许镜清老先生前后只收到不足千元的版权费。

高晓松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音乐人，曾多次在节目中表示，自己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版税。

音乐人的维权之路更是屡屡受挫！

在中国，音乐版权的维权现状，助长了音乐平台的嚣张气焰。

维权难是普遍现象，被侵权方起诉程序复杂、门槛高、审理周期长，侵权方违法成本低，是目前音乐人维权困难的最重要原因。

而随着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异军突起，各大电视台及音视频平台开始成为音乐侵权行为的“重灾区”。

音乐作品的侵权赔偿金额一般在几百到几万不等，这样一来，因为判赔金额少、执行时间长，侵权方更是肆意妄为。

即便是国内音乐版权维权大佬李志，在维权这条道路上走得也丝毫不容易。

据《法制日报》的报道，2015年音乐人李志状告酷狗、酷我等音乐平台侵权，都提出了法定范围内的最高赔偿金额，然而还是亏了。

在起诉酷狗的整整两年后，最终获赔28705元，甚至还倒贴1616元。

2018年7月，李志再次发起维权。他在微博上发声明向《明日之子》索赔300万，并艾特明日之子官微和毛不易，列举了自己的多个作品被侵权，同时指出与节目组多次沟通无果，最终将其告上法庭。

继李志之后，《悟空》创作者戴荃通过微博发表“肝肠寸断”视频和长文，也加入了维权行列。

种种维权经过，看着让人觉得心酸。

是需要多少音乐人站出来，需要几次挑战底线带来的爆发，才可以让音乐版权意识有起色？？？

正如戴荃所说——

一个作品是凝聚着众多人心血与智慧的结晶。

且不说一首歌的词、曲、编曲、演奏、录音、演唱等工种，其每一部分的创作者都分别拥有独立的版权权益，仅仅就“作品”与“演唱”而言，歌手商演获得演出费，而这首商演作品，也同样应该得到被使用的版权费，除非原创者事先认同，否则这两个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作品是每个音乐人的“亲生骨肉”，其感情不言而喻。而版权权益，就是原创者劳动价值与尊严的最直接体现。

音乐版权，不该如此被肆意轻贱。

创作者的权益，更不该如此不堪一击。

音乐版权维权联盟打响2020第一枪！

2020年4月下旬，音乐版权维权联盟发出致音乐平台公开信开启“亮剑行动”

音乐联盟成员签署盖章文件

信中指出：长久以来音乐版权受到各大音乐平台的侵害，这些音乐平台未经许可肆意侵犯和盗用。希望在这一封公开信发出后，那些已经收到告知函的和未收到告知函的公司能自查自纠，停止侵权。

而对于对已经发律师函的平台屡次未改的，如网易云村音乐，已启动司法程序。并将在2020年4月份将全面开启向各音乐平台的“亮剑”行动，用法律武器保护音乐人的合法权益。

犹记得上一次音乐行业重大维权行动，发生在5年前。

2015年，国家版权局下发最严版权令：要求无版权音乐作品全部下线。自此中国在线音乐市场才开始与盗版决裂。

那时音乐版权大战兴起，各大音乐平台重组合并、不断与数字音乐行业的上游公司（唱片公司、版权分发平台）进行合作、收购。

那是几大唱片和音乐平台的战役，最终以和解合作各自结盟的形式结束，当时阿里音乐、QQ音乐、海洋音乐分别瓜分几大唱片版权，让音乐又看到了春天。

但追求独家，不计成本的神仙打架，只能是百姓遭殃。

其中受牵连的不仅是用户和其他陪跑的音乐平台。

5年过去，那些埋头苦干的音乐公司和撑起平台流量的音乐公司，始终无法实现同几大唱片同样平等的合作关系。

而这就直接导致，处在音乐创作中的艺人和埋头苦干的音乐公司，因成本过高难以为继。

中国传媒大学在《2018年音乐人生存现况与版权认知状况调查》中揭露的数据显示：

在入行超过5年的音乐人中，71.43%的音乐人收入有所提高，近58.29%的音乐人税前收入高于8000元。而单纯音乐上的收入来说，近七成音乐人从事兼职工作，也有29%的音乐人没有任何来自于音乐的收入，95%的音乐人都无法仅靠音乐收益维持生计。

“亮剑行动”

为了帮助音乐人拿回自己的尊严和应有的尊重，此次音乐版权维权联盟的“亮剑行动”，势在必行！

维权联盟相关负责人夏雨表示：“势单力薄的音乐人和音乐公司受到的不公对待的现状，是音乐平台单方面造成的，因为这些公司音乐曲库小，各自分散无法形成规模，导致音乐平台的区别对待，这是及其不公平的，所以才产生了今天的维权联盟，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夏雨从2004年开始，就从事音乐版权的引进和输出，在音乐公司还是CP（提供内容服务的公司简称），网络平台还是SP（无线增值服务商简称）的时候，CP和SP相互信任和相互扶持，经他整合行销过的音乐版权，无论是彩铃时期的《恭喜发财》《爱情转移》，还是APP播放器时代的《传奇》《匆匆那年》这些都一一验证了音乐公司和音乐平台的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