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身心俱疲但群众还不满意，干群关系怎么弥合？

　　当前一些群众的不满意或批评，与一些政府部门工作存在问题有关。基层干部“忙断腿”、群众却不领情的困境亟待破解。要使群众信任政府和干部，就必须走近群众，让群众理解政府，提高政府回应群众诉求的能力，进而弥合干群之间的裂痕。

　　群众不满意的问题需要辨别、重视和引导

　　当前一些群众的不满意或批评，与一些政府部门工作确实存在问题有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前群众关心的很多问题，一些政府部门确实未能给予很好解决；二是一些政策在方向上是对的，但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却存在漏洞或不完善之处；三是不同的政府部门在同一件事情的要求上存在冲突，彼此之间却并不协调，结果让群众夹在中间无所适从；四是很多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对于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应对，政府也不是很确定，因此无法在问题出现之前制定相关预案或管理办法，而一旦问题集中爆发之后，很可能给群众带来困扰甚至较大的经济利益损失。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之外，政府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不够，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更新速度较慢，未能采用更现代的技术提供便民服务，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在处理问题时的工作态度等，也都有可能会导致群众的不满。

　　当然，也要客观分析群众对政府工作或政府部门的不满意是否合理：

　　一方面，群众提出的有些要求可能会超越政府的职责范围或现有能力之外。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转型时期，政府、社会以及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职责界线尚存在很多模糊地带，群众对政府或政府工作人员提出的一些要求并非应当由政府解决，或者不完全是由政府方面承担的。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在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揽，从而让部分群众感觉现实中发生的各种问题，最终都应该由政府负责。

　　另一方面，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未能建立有效的社区自治体系和一些问题的社区解决机制，这就导致政府不得不承担了很多本来可以由社区自行解决的问题。由于群众是社区的重要成员以及社会治理的核心参与者，如果社区治理模式比较完善，群众自己就有很多机会参与社区的治理，从而减轻政府部门面临的工作压力。然而，在社区功能弱化的背景下，群众对政府的依赖进一步增强，对社会活动和社区治理的参与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却大大下降，原本可以通过邻里协调或社区自治就能解决的问题，都会去寻求街道或政府部门来协调解决。

　　基层干部为什么会觉得身心俱疲

　　其一，政府对基层的工作要求更高，但给予的资源配备却不够。现实中，非常典型地存在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情况，中央政府以及各部委、地方政府提出的任何要求，最终的执行几乎都要落在基层干部身上，因此，即使单独看上去并不会造成太多负担的更高工作要求，一旦同时集中在最基层单位的少数干部身上，这些工作任务就显得极其繁重，需要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其二，基层干部的大量时间被耗费在接受监督检查、做工作汇报和整理各种工作记录和工作台帐方面，工作很忙却没有成就感。这些为证明自己干活而耗费的时间，必然挤占大量本来用于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再加上面对各种上级监督检查机构和人员，基层干部总是处于一种被监督、被审计、被问责、被考核的境地，久而久之导致基层工作人员身心俱疲。

　　其三，基层干部面对政府内部存在的各种掣肘和难题，在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方面产生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基层干部的工作很辛苦，但如果能真正体会到满足群众需求之后的快乐和成就感，那么基层干部或许不会感到那么累，即使辛苦但心情是愉快的。但现实情况却是，越是到了基层，干部越是会产生一种极强的无力感。

　　此外，从微观方面来看，一是基层干部往往不得不直接面对问题，但却缺乏解决问题的权力和能力，主要责任部门不清和部门责任缺失给基层带来很多困扰。二是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常常得不到上级部门的有力支持。三是问责严格，但真正的考核却流于形式，再加上容错机制只是停留在文件上，并没有真正落地，多干容易多错，不干就会少犯错误，结果导致基层干部不敢作为。

　　如何破解干部辛苦、群众却不满意的困境

　　一是尽快界定政府到底需要提供哪些公共服务以及如何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既不能推卸政府应当履行的职责，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政府的职责范围。逐步界定哪些群众的不满是必须优先解决的，哪些是可以在长期工作中解决的，哪些则可以通过引导和化解并不需要政府直接干预就能解决。

　　二是不断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引导人民群众不要任何事情都找政府，有些问题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些问题通过社区群众组织解决，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种琐碎问题的尽快解决，同时减轻政府基层工作人员承受的不必要工作压力。

　　三是深入细致地研究和测算基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量。对于工作量不够饱满的基层单位可压缩人员和经费，但对于确实压力过大、工作量严重超负荷的基层单位，则应当在可能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增加人员和经费，从而解决只让基层干部干活却不给提供相应资源的问题，真正做到工作要求和资源配备相匹配。

　　四是尽快建立科学、规范的跨部门工作协调机制。将在中央和上一级政府机构中就存在的问题尽可能在到达基层之前就解决掉，不要让基层承受上级部门要求相互扯皮和冲突给他们带来的工作阻力和障碍。

　　五是对现有的各种巡视、督察和检查等工作加以梳理。针对大量的巡视和监督检查极大地耗费了基层干部时间和精力的问题，各级政府应当统筹各项巡视和监督检查工作，对于可以合并的材料和报表尽可能做统一要求，能够建立数据库的可以通过数据库共享来获得基层的工作数据和材料，减少不必要的汇报和各种会议。

　　用治理结构转型弥合干群裂痕

　　重塑发展价值理念，

　　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事业的常态均衡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成就惊人，而民生事业和公共服务仍是我们的短板。国家财政部网站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为203330亿元，而狭义民生支出（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支出）只占财政总支出的34.26%。

　　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群众会认为干部干事的重点不在民生上，而是将心思用在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方面，如为了举办某个赛会活动或其他一些庆典、会议，大兴土木，各种演出活动搞得美仑美奂等。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和群众在认知上就难免存在反差。

　　这时，应当由“讲究效率，注重公平”的均衡价值取向代替过去的非均衡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实现了这一转变，才能改变过于偏重经济发展的绩效观，也才能促使政府和干部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民生事业方面，并通过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保证民生事业的发展，让普通群众真正感受到国家发展带给自己的“获得感”。

　　改革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

　　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宪法第107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

　　在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前提下，落实宪法赋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权力，强化政府向人大负责的机制，这样可以较好地做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既保证全国大政方针的统一，维护中央的权威，又可以使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自主治理和解决本地的各种社会问题，使干部习惯于“眼睛向下”，立足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从根本上解决“干部所忙”与“群众所需”脱节的现象，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改革大政府模式，

　　构建多元主体合作互动的治理结构

　　市场存在失灵，社会也存在失灵，这是政府发挥作用的理论依据。但有时候，官僚体制对社会需求的反应是迟钝的，标准化供给公共物品也难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同时，政府还因其垄断性而使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治理环境极其复杂，政府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为此，就要允许社会一定程度的自治，学会利用其他社会力量帮助政府治理，形成协作伙伴，以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因此，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府需要改变原来大包大揽的治理模式，将一些区域性的、社区性的、族群性的、特殊人群的、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公共服务或社会服务，转移给社会组织。这样做既可以提高服务供给的效率，更好满足民众的需求，又可以避免政府卷入不必要的矛盾和纷争之中，从而有效地主持公平正义，提高公信力，赢得群众的信任。

　　改进政府的运行模式，

　　提高政府对群众诉求的回应力

　　长期以来，政府给人们的最大印象是神秘性和封闭性，普通民众不知道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易对政府产生疏离感和不信任感。因此，要使群众信任政府和干部，就必须走近群众，让群众理解政府，提高政府回应群众诉求的能力，进而弥合干群之间的裂痕。

　　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既要继续推进近年来国家层面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协商民主形式，如人大协商、政协协商、基层协商等，还要总结自下而上进行的协商民主实践经验，推进决策的民主化。要完善决策论证机制和咨询机制、重大决策信息公开机制、科学决策的法制保障、规范决策评价及责任追究机制等，从而筑牢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基础。

　　打造阳光政府。一要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目前应尽快实现政府财政预算、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信息、服务经济社会的事务、重大决策事项、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标过程和政府采购过程等几个领域的公开。二要促进官民信息互动，增强政府的回应力。积极回应民众对政府提出的询问、投诉、质疑、批评和建议，做到有问必答、有错必改；强化官民之间的互动，广泛收集民众的意见和利益诉求，并据此改进政府工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创新官民互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