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凤凰网主笔张弘

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时间2018年11月10日上午10点50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逝世，享年105岁。此时，电视纪录片《西南联大》正在央视播出，而他的口述自传的后半部没有面世。

刘绪贻先生1913年5月13日生于湖北黄陂，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北大、南开在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刘先生在一所小学代了两个月的课，挣到了去西南联大的路费。在社会人类学系，他受教于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教师，1940年获得学士学位，1945年，刘绪贻先生通过考试获得留美资格，并获得湖北省公费资助，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先后从师于世界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和路易斯·沃思，并于1947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一直执教于武汉大学。建国后，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协助接管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代理秘书长，1953年入党。1964年任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89年离休。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邀兼任研究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国社会学学会、天津市社会科学院顾问，《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等。

以学术而论，刘先生成就有二：一为社会学领域，他批判儒家通过抬高皇权和尊王，以维系自身的既得利益；一为美国史研究，他主编多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成功为“罗斯福新政”翻案。此外，刘绪贻先生还在晚年口述自己的回忆录，为西南联大研究留下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在社会学领域，刘绪贻先生的成就是对儒学的批判，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两本著作中。去美国留学后，刘绪贻先生想寻根溯源，探寻中国现代化步履艰难的原因。他用一年多的时间，从二十五史等书查找资料，写成了《儒学在中国的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刘先生认为，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以后，中国皇室日益依靠、重视、奖掖儒生，扩大儒生阶层，儒生则通过研习、讲述、演绎儒学，极力为皇权辩护，扩大和强化皇权，并使皇权神圣化，皇室和儒生阶层逐渐从儒学中获取日益深厚的既得利益。两者相互合作以抑制和镇压其他学说和社会群体(比如工商业者、科技工作者、游侠等)，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一种靠皇权和宗法制度维持秩序的小农经济状态。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这既是儒学在中国统治两千余年的原因，也是中国社会难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原因。这篇论文因为见解新颖独特而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芝加哥大学1982年出版的中文简介中，将刘先生列为“杰出的中国校友”。2006年，根据这篇论文翻译的《中国的儒学统治》中文版面世，刘绪贻先生送了一本给许良英。后者对这本书颇为欣赏。两人因此有了数十封通信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院徐友渔督导此书以后，也给刘绪贻先生去信，支持他的观点。此外，他还主编有《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等著作。

从1947年回国之后到1949年初，刘绪贻继续发扬和扩大“儒学在中国的统治”研究，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观察》,《时与文》,《世纪评论》,《大学评论》等杂志上发表文章30余篇。后来，他选了其中23篇，结集为《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由武汉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

在美国史研究方面，刘绪贻可谓半路出家。他的这一工作开始于1964年回到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之后，不久，他就因派系斗争的影响受到审查，被下放到襄阳分校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才回到珞珈山，而且仍然被控制使用。直到1979年才真正回到了美国史研究的岗位，并被正式任命为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79年，他和杨生茂一起担任了多卷本《美国通史》的主编，同年11月29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刘绪贻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实际上负起了组织《美国通史》编写工作的责任。这套书历时24年才得以完成，它也是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扛鼎之作。1949年以来，中国学界一直对“罗斯福新政”持否定态度，在撰写《美国通史》的过程中，刘绪贻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并且与黄绍香等其他学者论辩。后来，刘绪贻的观点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同。此外，他主编和参撰的美国史著作有《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美国研究词典》等等。

在翻译方面，他参与翻译的译著有《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 《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等10余部。1988年，在其译著《注视未来——乔治·布什自传》出版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专门致函刘绪贻先生，感谢他“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所作的努力”。

2006年，刘绪贻与某报记者合作，开始口述自己的回忆录，不久出版了上半部《箫声剑影》。他的回忆录坦率真实，甚至不回避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的“情史”。其求真的勇气，在其他学者的自传和回忆录中并不多见。

刘绪贻曾说，“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对人民、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绝不能为稻粱谋，绝不能屈服于任何压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然关注天下大事，对于中国的现状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

毋庸讳言，刘绪贻先生这一代西南联大学子，在中国的科学事业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饱受各种运动的冲击，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以刘绪贻先生为例，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里，刘绪贻先生在专业社会学领域无所作为。他1964年改行做美国史研究，到1979年前成绩乏善可陈。在他们最有创造力、经历最旺盛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被无辜消耗。正是因为自己遭受的切肤之痛，刘绪贻先生晚年一直心忧天下。而他的学术研究也为后人留下了两个课题：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怎样对待儒学？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认识美国并和其保持怎样的关系？刘先生若地下有灵，他一定不愿意中国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