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凝结的力量与精神、感召的青年和团体，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争取社会进步和推动历史前进斗争中，最为直接有力的财富。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青年学生培塑了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而这种内在的修为催生出内发的力量，渐渐演变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如今，说当代青年人的精神图腾，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与它萌生培植的“五四”精神要算一个。“五四”，已然超越那个孕育它的历史事件与嵌入的百年沧桑，正化作一种永恒的命题与精神，感召一代代青年人为之热血沸腾。

一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它早就成为国人最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之一，并在传承与铭记中熠熠生辉：“1919年5月4日，代表北京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名学生走上街头。他们手持标语，抗议主持巴黎和会的列强违背公理至上的承诺，将山东利权出卖给恶邻日本。当前往外国使馆的路被警察阻断后，学生们冲向他们认定是卖国罪魁曹汝霖的私宅并放火焚烧，而后对恰好在曹家的亲日派官员章宗祥饱以拳脚。警察对学生的抓捕行动非但没能终止这场运动，反而让回响迅速传遍全国，各地院校的学生都扛起爱国大旗，更串联起工商各界团体同仇敌忾。在国内汹汹示威浪潮的鼓舞与震慑下，最终，6月28日巴黎和会落幕那天，中国代表团选择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直接目的胜利达成了。”

短短几句，概括了那段不屈与抗争的历史，同样描绘出那个时代青年人的铮铮铁骨，和敢于在历史激流间搏浪的气概。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它凝结的力量与精神、感召的青年和团体，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争取社会进步和推动历史前进斗争中，最为直接有力的财富。

二

青年是“五四”的主体，那些风华正茂的面庞，是历史的创造者与见证人。他们是时代孕育出的翘楚，是使命责任感召下的先锋，他们的名字和他们身上迸发折射出的精神力量，像一面旗帜引领着百年后的青年。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响彻百年如雷贯耳，有的好似寂寂无闻。但那年他们都正当青壮，都站在青年队伍的前列挥拳怒斥，都把救亡图存、反抗列强当做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缘何那一代青年有着这样宏伟磅礴的力量？我们需要沿着历史的烟云回看过去。

一言以蔽之：“时代精神塑造着青年，青年创造着时代精神。”

“五四”那年，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列强蚕食的混沌中。可就是这样破碎的国家，却有一大批人将办学兴教、救亡图存当做毕生的追求。民国初年，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新潮涌动，尤其是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下，学风开放，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辜鸿铭人等一大批五四先驱被聘请于北大任教。在这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青年学生培塑了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而这种内在的修为催生出内发的力量，渐渐演变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动力。

运动爆发之时，这些青年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诉求与口号，他们对理想主义如痴狂般的追逐与想象，是那样富有生命力！这些时代精神塑造下的新青年，用身体力行创造了永恒百年的青年精神。而这笔精神财富支撑着后来的循行者去战斗、开辟与探索，受用百年。

三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正如李大钊所言，人生最好年华在青春，而正值青春的我们更当像“五四”先驱那般，为这个国家殚精竭虑奋斗着、奉献着。于我看来，百年前先锋身上萃取升华的五四精神，对当今新时代青年的感召与激励，才是五四运动和今天“五四”青年节最为富有生机的意义所在。

我坚信，今天的青年同样将这个时代赋予他们的拼搏进取、开拓创新作为自己的追求与使命，将人生奋斗汇入时代洪流，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依旧步履铿锵。

我们不会忘记四川凉山木里县森林大火中被烈火吞噬的27名消防战士，而这些鲜活的生命是那样的青春：1个80后，24个90后，2个00后；我们不会忘记23岁的王成龙，面对冲入行军队伍的卡车，奋力推开身边的两名战友，将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我们不会忘记扫雷英雄杜富国，在面对加重手榴弹的危险，一句“你退后，让我来”，将“为人民扫雷，为军旗增辉”的铁血誓言践行；我们不会忘记92年出生的粘金鑫，为躲避学校放弃跳伞选择架机撞向水塔，与战友的身躯永远定格在海天长空……这些青年，都是在践行新时代五四精神的同时，让我们再次听见了历史的回音。

百年风云已过，青年人肩膀上历史使命也在变化，青年运动的主题也在嬗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我们应当感奋当代青年的成长成才，被新时代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和方式，那就是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结合，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勇做中国梦的创造者！

正如1921年，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撰文说：“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