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我家住在哈尔滨市西大直街附近的一个铁路大杂院里。那时，我家6口人，一室半的住屋不足20平方米。

我是家中老大，1976年父亲病故后，我由农场返城接班到铁路工务段当线路工，帮母亲顶门过日子。

1979年秋天，我已27岁，为给我娶媳妇，母亲把大屋让给了我，她和已经成年的弟弟、妹妹挤在小屋和厨房里。更愁人的是，在农场的大弟弟和他的未婚妻已办好返城手续，一旦他们回来，我家可怎么住？

7口人住20平方米的房子，困难可想而知。看着因无房不能结婚的大弟弟，母亲常常偷着抹眼泪，这使我更加焦虑不安。万般无奈，我们家只好偷偷地接偏厦子，自己动手解决住房问题。

1980年秋天，我带着弟弟、妹妹拣砖头、脱坯，用旧枕木做房架子和门窗套，在老父亲留下的铁路房旁边，盖起了一间10平方米的偏厦子（含1.5平方米厨房）。

为庆祝这一壮举，在偏厦子上梁那天，我还兴高采烈地按东北农村盖房上梁的习俗，给房梁挂了红布条，噼里啪啦地放了一挂喜庆的鞭炮。

住偏厦子的生活苦不堪言。偏厦子墙不厚，房盖单薄，不保温，夏天闷热，冬天靠烧火墙、火炕取暖，停火就冷，要不停地烧。冬天进屋就有煤烟味，大院里煤烟中毒事件时有发生。还要年年抹房子、打火墙子和掏火炕。

由于室内狭窄，折叠桌、折叠椅等，屋里所有的家具都是能折叠的。女儿出生后，小火炕睡不开3口人，每天晚上，都要在炕沿搭一块木板。

那时女儿正在学步，由于屋里地面太小，她每次跌倒都会把头磕出包。我那时酷爱写作，家里桌子小，火炕就成了我的“写字台”。1.5平方米的“袖珍式”厨房，炒菜时要开门放烟；如果家里炸鱼吃，衣服带着鱼味上班，班组的同时都能闻到。

由于住宿环境恶劣，妻子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等慢性病。我的藏书无处摆，只好放在棚子里，任风吹雨淋，很多珍贵的书籍都因此而发霉变质。

因大杂院里都是中东铁路时期的老房子，电线老化，水管锈蚀，经常停水停电，有时，整个冬天都没水，过年时连被褥都不能洗。室外厕所，肮脏得下不去脚，大院里的男女老少，脚上需套着塑料袋上厕所。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与哈尔滨籍著名作家梁晓声《人世间》中的“光字片”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和妻子都是国企职工，不止一次向单位领导申请要房子，但那时各单位都是福利分房，要论资排辈，很多老职工干了一辈子都没得到住房，我们年轻人更没什么指望。

1988年，母亲把小屋倒给我小弟弟成亲，搬进了我们的土坯房里。10平方米的偏厦子，住着老少三辈，居住环境更加艰难。那时女儿正上小学，每天晚上都要写作业，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一连几年，我家晚间连电视都不敢看。那时，我和妻子想房子、盼房子，时常竟不约而同梦见乔迁之喜，高高兴兴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辽阔的大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哈尔滨铁路局加大职工住房改革步伐，一片片造型新颖的现代化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自1982年开始，先后在哈尔滨的王兆屯、和兴路、三棵树、烟厂等地建起铁路住宅小区。

1991年春天，王兆屯铁路小区一期工程竣工，我分到一套28平方米住房。拿到新房钥匙那天，我和妻子高兴得直掉眼泪。好事成双，2000年金秋，文政铁路新区竣工，我交旧房买新房，花成本价买了一套使用面积60平方米住房。这套房子是三楼，两室半格局，南北朝向，两面暖山，大凉台临街。

此后，我家各自都有了自己的房间，年迈的母亲随我们安度晚年。由于室内宽敞，我不仅买了书柜，还养了很多花，妻子早年落下的心脏病也好了许多。

之后，我家住房环境是“芝麻开花节节高”。2011年哈尔滨老城区改造，海城街、北京街等铁路大杂院整体搬迁，被安置地点是松花江南岸的中兴家园。这里本是一片高层商品住宅楼，经改动楼内部分格局变成动迁户住宅楼。

小区有二十栋高层楼，我家位于其中一座高层的7楼，使用面积60平方米，南北通透。小区整洁干净、绿化好，这真是过去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挤在“老宅”的弟弟、妹妹们，现都已事业有成，他们的居住条件比我还好，家家都买上了小轿车。

如今，我家住进“广厦”的梦想终于成真。我常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家必定还居住在那间10平方米的偏厦子里。作为普通市民，我家是改革的受益者，由衷感恩改革开放，感恩党的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