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文章献给一位曾经的同行，新华社记者徐勇。

对于外界来说，徐勇不是一位有名的记者，如果不是因为昨天的突发心梗离世，很多人大概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个名字。我之所以知道他，也是因为有几个新华社的朋友今天都转发了怀念文章。

他的履历很简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即进入新华社工作，历任驻外记者、编辑，擅长国际新闻特稿写作，去世前是新华社国际部专稿中心主任。

他像极了我曾经的很多同事，身上浓缩了老一代新闻人的很多优点。

八十年代是一个特别好的年代，对于新闻单位，更是如此。那时，理想主义还很盛行，诗人和记者都受人尊敬，进入报社电视台，是很多名校毕业生的首选。

因为长期派驻国外，徐勇中英文水准都很高，业务也特别过硬。我没接触过徐勇，写不好。他的同事写了回忆文章，我节选部分文字：

新华社主楼北门外有两个吸烟点，编辑记者，多会于此，聊的都是国计民生，没思想的一般插不上嘴，而徐勇则是万年主讲。

他一笑，听客们就很紧张，得集中精神，否则就无法从他流利的中英夹杂中get到他的点，而一旦get不到，就只能陪着他傻笑。

我刚入社时，搞直播报道，内容大多涉及国内外时事，节目嘉宾很重要——这个人，不但得懂，还得会讲，还得知道啥能讲啥不能讲，在很多东西不能讲的情况下，还得把事儿讲明白了——但我们从不担心嘉宾出篓子——当时有句口头禅：“没事儿，有徐勇呢。”

徐勇沉浸新闻报道多年，业务素质绝对过硬。

在有意无意的聊天中谈到徐勇改稿子，别管是资深记者还是高级编辑，都会紧皱眉头，回忆片刻，酝酿一会，蹦出一句话来——“反正……徐勇吧……他给你改稿子，你服。”

他说：“不要色彩，形容词是色彩，评价也是色彩，色彩会失真，伴随日月、角度和心情而失真，唯有轮廓，刻骨铭心。”

我一个朋友，刚入社，分到徐勇手底下，就被教育了——“你不要巴结我，你就好好写稿吧，等你评副高的时候我都死了。”

看了这些，我特别感慨。

刚入行时，那些前辈也是这样教我的——写稿子，少用形容词，少用“的地得”；一句话，长不如短，最好不要超过13个字；打标题，宁短勿长，最好在10个字上下。

好的编辑记者都是一样的标准，不分体制内体制外。

透过这些细节回忆，烟雾缭绕中，我也想起了很多喜欢边抽烟边写稿看版的前同事。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徐勇很像。

我有段时间特别看不上新华社的稿子，觉得特别官样和干巴。广州媒体远离帝都，活泼敢言，崇尚“说人话”。开业务会时，我们会要求记者少用“新华体”写稿。如果评价一个记者的稿子，很“新华体”，这基本上是特别严重的指责。

但新华社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国内国际的稿件风格也不相同。国内新闻写成这样，原因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国际新闻，尤其是特稿，好看又大气，今天才知道，跟徐勇的一贯坚持也有很大关系。

中国的新闻单位里曾经有过特别好的风气，就是业务好的人很受尊敬。有点追求的，多想在业务上做到拔尖，至于官不官的，反而无所谓。新闻单位里的管理岗，可能也是最没有“官味”的。在有的报社，对总编辑直呼其名，也没人觉得出格。实事求是，平等自由，这是以前的媒体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徐勇生前已经是中心主任，按理说，已经可以不用再写稿。但他闲不住，连一些小稿都写。以前还有几十块稿费，现在没有一分钱，他还在写。

图啥？有些人不懂，但我懂。

以前我对新华社不太了解，今天因为徐勇，我对这家通讯社多了几分敬意。

文字好的人，一般都有文字洁癖，改了又改，都是常态。对自己要求高，再加上新闻单位的一些特性，食不定时、经常熬夜，是常有的事。徐勇的倒下，跟不良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抽烟、熬夜、久坐，都是元凶。徐勇入行多少年，相信就熬了多少夜。

这种病在新闻人中特别高发。

2008年前的11月21日，徐勇的好友、新华社贵州分社摄影记者侯少华也是因心梗倒下。他去世的时间，和徐勇只差一天。

11年前，徐勇“在北京，站立而低头，朝向南方，遥想侯哥音容笑貌”。11年后，很多人在很多地方，向这位老新闻人，以及那些远去的新闻人范儿，致哀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