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上来说，文化消费，在某种程度上算得上一种标示社会阶层的区分方式。贩夫走卒，可能会花上几个铜板去茶馆听人唱曲儿，却很难想象他们会为某件金石古玩一掷千金。曾经有分析说，《醒世恒言》里的《卖油郎独占花魁》，秦重和王美娘即便走到一起也不太可能有啥好的结果，即便他们社会阶层相近（封建社会的商贩和妓女），但知识结构差异太大。

进入当代，因为教育的普及和消费模式的转变，这一概念显得有些相对模糊，但在传统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崩解的20世纪早期，以文化娱乐消费行为来区分社会阶层，依然相对可行。

电影进入中国早期，已经具备了跨阶层的大众娱乐消费属性，但在十几年的摸索之后，电影放映已然开始找到了自己的“阶级属性”——摩登的，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有一定了解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观众。这批人，成了它最初的观影人群。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广东出现了一次电影院建设的小高潮，这也直接导致它成了中国最重要的票仓市场之一。根据美国商务部1930年关于中国电影业的调查，截至1930年10月，广州电影院数量达17家，座位总数达14300个，在中国各城市影院座位数中排名第二；而《广州市志•文化卷》中收录的广州市清末至1938年期间电影公映单位名录，则显示广州市在1908—1938年间先后建立电影放映场所50家。

或许是出于迎合主流观影人群的消费习惯，广州第一批真正的电影院如明珠，羊城，南关，永汉等，都开到了当时的CBD——根据1908至1938年间广州电影公映单位的记载，当时电影院主要建立在“两区二路”：西关、长堤是当时的繁华商业区，永汉路双门底、惠爱路是当时的主干道。基本上，这片区域从现在的北京路、中山路，向南一路延伸到珠江边，往西一路延伸到十八甫。而从明清“一口通商”时期开始，这里就是本地“有钱人”聚集的地方。

一个并没有根据的推测：老广州向来号称“东山少爷，西关小姐”，但从早年电影院的选址来看，东山地区的影院数量远不如西关。一来有可能是“东贵西富”，东山住的大多是权贵人家，相对喜好清净，而西关一带则早已是商业旺地；二来也有可能是民国年间的“摩登”风潮已经兴起，邀约异性，自然是上门去约的好，而携手出游逛街？当然西关远比东山热闹。

能够把影院开到这种地方，只能说早年的影院经营者大多有着不错的经济实力，否则不仅是高昂的场租，就算五花八门的税种和地痞流氓的骚扰都会把经营者压垮。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注定了当时的电影票价不可能像早期茶楼时代那么便宜。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从目前的史料看，广州最早的放映场所之一是西关的“高升茶楼”，而在汕头，1911年出现的第一家电影院，名字也叫“高升”。或许是这个名字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或许是汕头地区对“高升”这个词汇有着比较浓郁的情结，在第一家“高升电影院”停业之后，汕头其它地方开设的电影院，有好几处也以“高升”命名。甚至美国人汤逊氏在汕头开设的影院，也使用了“高升”的名字。

广州最早的电影，放映于高升茶楼。

汕头的“高升”影院以及其他电影院，大多建设在小公园商圈，也是当时号称“小上海”的汕头的CBD地区。小公园商圈有一条安平路，路上有一间绸缎庄。20年代初，庄里有一位学徒在学做生意。按当时的票价来看，学徒应该承担不起看电影的费用，我们也无法考证他到底有没有在这些电影院里蹭过电影。但在十年之后，这位学徒开始以导演身份在上海大放异彩，很多人都记住了他的名字：蔡楚生。

另一个不能算是巧合的现象是，20世纪前20年间，不管是广州、佛山还是汕头、江门，这些城市的影院大多都坐落于离江不远的商业旺地。其商业格局，跟如今相比亦有不少异曲同工的地方。例如，如今的天河城、正佳附近一代的产业形态，与当年广州的长堤大马路比较，其商业格局就非常类似——都是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形成大型企业总部、大型百货商场、大型娱乐设施、高档酒店的集聚。

甚至如今商场搭配电影院的模式，在当年也已经有了雏形：先施公司在其百货商店的天台，设置了“天台游乐场”，其中电影放映就是其主要娱乐设施。对比如今正佳广场７楼的业态，似乎一百年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

【撰文】方枪枪 金哲桦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