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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一次访谈中，余华分享了一些自己对文学的看法，谈到了自己的创作、莫言的创作以及鲁迅的创作。根据公开发布的访谈录，这次访谈主要谈到了三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余华是这样回答的：

第一，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作家（意思是自己比较懒），比如我白天早上起来要看NBA；另一方面，我确实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每次写完一部长篇，都会发现一下子又空了（被掏空的感觉）。

第二，所有伟大作家的作品，不管你写得多还是写得少，别人阅读就一本或是两本（言下之意可能是，一本《活着》大概就够了）。

对于第二个问题，余华笑着回答道：因为我跟莫言在一个宿舍住了两年，他说自己如何创作的那些话，比他创作本身还要虚构，所以不要当真（意思就是莫言喜欢吹牛呗）。然后余华还谈到了莫言创作速度的问题，比如《生死疲劳》只用了四十多天就写完了，很多人批评莫言写得太快。但是余华认为，写得快不一定是不负责任的粗制滥造（或许还有暗示莫言吹牛的意思？）。

当然，说莫言吹牛只不过是无伤大雅的调侃而已，并无攻击之意。大作家福克纳也喜欢吹牛，但这不对他的人格产生影响，如今我们也不过是将之当作笑谈。

对于最为关键的是第三个问题，余华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觉得“鲁迅走上文学道路是偶然”，还谈到了“鲁迅不会幼稚的认为自己能够拯救国民性的”：

余华的这番话，可以说是针对上世纪神话鲁迅的特殊语境说的，他希望制造出一种“反六七十年代语境”使鲁迅回到地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式也有过于将鲁迅世俗化的风险。毕竟，鲁迅那个时代的作家，肩负的责任确实要比今天的作家重大。当时的文学，承担的使命也比今天的文学要崇高。

鲁迅曾在《呐喊·自序》中这样说道：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这说的主要是十年前鲁迅曾作《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多篇论文，希望通过发出心声来荡涤陈旧的灵魂，最终达到“立人—兴国”的目的。那几篇洋洋洒洒的长篇论文，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之后鲁迅进入了长达十年的沉寂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鲁迅放弃了年轻时所做的梦，“文学救亡”之路。他只是在思考新的方式，等待恰当的时机。他只是变得更为清醒，变得更为理智了。

正因为1918年之后的鲁迅变得极为清醒、极为理智，这使得他在剖析别人之前，往往先剖析的是自己。文学的功用、作家的意义，正是鲁迅重点剖析的对象。鲁迅许多时候确实在怀疑，他怀疑自己根本救不了别人，因为自己的路都走得如此坎坷。因此，他一直反对别人将自己奉为青年导师、青年偶像。

但另一方面来说，鲁迅又希望自己能够解决国民性的问题，能够扫除黑暗。要不然他就不会笔耕不辍，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写道：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此外，那个时代也赋予了文学特别崇高的使命。早在19世纪末，陈独秀等人就发起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希望通过文学的革新来拯救古老的中国。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它其实也是起于“文学革命”，成就最大的方面也是文学方面。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思想启蒙方面的价值。

总之，鲁迅虽然因为过于理智、过于清醒而时常显得矛盾，但他却也始终相信文学的意义，也始终在承担“文学救亡”的责任。因此，余华的说法有些过于片面，过于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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