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应该无愧于生活对我们的馈赠

——惠州诗联协会顾问杨子怡教授在怀化全国诗友交流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古人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注疏》）从诗歌的发生学来说，此说一点不假。诗歌就是从劳动中产生的，鲁迅先生曾在《门外文谈》一文中曾幽默说：“……我们的祖先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都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抗育抗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是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抗育抗育派’。”

杨子怡教授

他告诉人们：诗产生于劳动，是最早的文学。诗的这种特质就决定了诗离不开世俗生活，离不开社会。一个真正的诗人与众不同的是他多了一层感受力，他能从常人看不见美的地方能看出美来，因此，能关注生活的人，敢于直面现实的人，不忘生活馈赠的人，敢于对时代承担责任的人，能够写出对生活感受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否则，就是伪诗人。因为，诗是所有文学中最高雅的品类之一，之所以高雅，诗反映时代、反映生活最快最直捷，诗是一个时代的不死的灵魂，诗人就是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良心。所谓“灵魂”、“良心”云云，就是要能写真实的时代，写真实的社会，写真实的情感，敢于说真话，不掩饰生活，不虚夸和文饰社会，废止套话假话与空话。

“真”是诗歌的生命，诗人的职责就是用独特的眼光发现生活中的真。杨载曾在其《诗法家数》中谈到“诗”应该“书事，大而国事，小而家事，身事，心事”。除了国事外，这里所谓家事、身事、心事就是指世俗的生活与世俗的情感。把它们写真了，就是美诗。

那么，现代人如何反映世俗生活呢，笔者认为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善于发现生活美

胡风先生曾说过：“生活就在身边。”因此，诗也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世俗生活处处充满了诗的矿藏，能不能提取这些矿藏，关键是你具不具备诗人的眼光，能不能发现它。清陈锡露《黄妳馀话》有一段话值得我们参考：“唐子西云：‘平居作诗，须收拾诗材以备用。’此学人之言。陆放翁诗有云：‘诗材满地无人取。’此诗人之言也。”收拾诗材以备用为什么被称为学人之言，因为学人没有生活积累，故必须储备诗材；而在诗人看来，“诗材满地无人取”。为什么诗人感觉到处是诗材，就是因为他有积累。所以，陆放翁《示子遹》：“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所谓诗外功夫，就是生活积累。

因此，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关键是看他是否具备了发现美的能力与眼光，是否能用诗意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生活。原苏联著名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其《金蔷薇》中说得好 ：“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作家。”所以发现美，不忘生活的馈赠至关重要。比如常人总以为“风光”尽在“绝顶”，眼光常盯着“高层”，高昌先生《台北101楼远望》一诗却有另外的发现：“飘渺流云足下腾，电梯载客作高升。欲穷千里目难及，回首风光在底层。”风光在下层，多么富有哲理，也多么真实。下层生活处处有美，关键是我们需要去发现它。

这两天读了著名诗人廖国华先生的一首《定风波．嘲落牙》：“时痛时鬆时发麻，半边脸肿烂于花。应是而今缘已尽，须信，灾来唇齿也分家。基础动摇当下岗，休想，同甘共苦过年华。后我而生先我死，从此，三餐不再嚼锅巴。”语言朴淡，味道却很浓，诗写得很调皮和有风趣。特别是诗人发现美的能力与眼光让人叹服。脱牙本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是衰老的象征，希望年轻健康，是人的本能，谁也不愿衰老，一件让人本不愉快的事作者却以轻松幽默的口吻出之，读后，让人感觉先生对生命、对衰老乐观以对的态度，感觉其内心的强大。能从普通的一件生活小事中发现出美来，自然是优秀之作。

今年年初，我脸上长了一个疣，作了个小手术，作完后，翻出了年青时的旧照，又想到自己的名字常引起别人性别误解，忽然感慨来袭，我索性以女性身份写了一首《中心医院割疣》的诗：

“不知何日赘疣生，老脸又添新补丁。

漫道芳容存旧照，花黄一贴也倾城。”

雷海基先生评此拙诗曾云：“一件本不算愉快开心事，在作者笔下却轻松幽默地展开。这首诗又一次印证了，诗是美的艺术，好诗无论写什么，都会给读者带来美感。”

要为读者带来美感，首先诗人对生活要有美感。有审美力才能在本属不美的题材中发现出美来。要发现美，诗人必须对生活有美的感悟。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在其《艺术论》中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能从别人常看不见美的地方感悟出美来，这就是诗人与众不同特殊的触角。现在诗坛上有一怪现象，喜欢跟风，喜欢伴“大款”，网络上一首诗，先不管它好不好，不管认识与不认识，和则成百上千，套话连篇，以为伴了名家自已也成名家了，他们就是漠视身边处处有诗意的生活。使诗成为一种应酬夸饰的工具。

二、善于提炼生活美

活美被发现后，要把它变成能感动读者的艺术形象，还须有一个制作过程。在这个制作中，提炼最重要。提炼有种种，有题材的，有意境的，有情思的，也有语言的。首先是诗人必须对题材内容提炼，写什么？如何写？都要进行提炼，要进行周密之思考。要做到心中有数。清吴行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说：“古人文章似不经意，而未落笔之先必经营惨澹。”惨澹经营其实是作者提炼的过程。袁枚《遣兴》一诗也说：“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开头的“下笔难”与诗成后的“千改”，其实讲的都是提炼的艰难。都是他们的创作经验之谈。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写作时必须对生活进行切片。以小见大，通过一朵小浪花反映时代之潮流。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之成果是人们最乐于写的，可是很多诗友惨淡经营不够，以为把高楼大厦、神舟大桥罗列就是成果之反映。跟风之多令人咋舌。如港珠澳大桥一通车，诗普天盖地。人们最多使用的也是“铁龙”、“金龙”、“飞龙”，套语之多也是令人咋舌。因此我曾写过一首小诗《也说桥》调侃过：“称物称人都说龙，颂桥今日又跟风。诸君试上凌霄看，未必云螭不是虫”。

我并非反对大家写这类题材，在题材处理、构思、语言上应该进行提炼。如早些年湖南诗人蒋典昌先生歌颂农村改革开放后发生变化的一首小诗《农家即事》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春归旧燕有新愁，不见茅檐见彩楼。

三匝绕梁终辨识，锄筐仍挂粉墙头。”

你看不见意象的罗列，看不见套语的铺排。通过燕子找不到旧窝而发愁一个细节，反映了农村的巨大变化：农家仍旧，地点仍旧，锄筐仍旧，只是楼已变。这首诗的妙处在于诗人在处理题材时的提炼功夫。

去年应惠州诗联之邀，我写过十首惠州变化之诗，其中有两前首是这样写的：

“城郊觅句到洋楼，微我居然酷帅头。

谈麈欣欣多网购，荔枝卖到大洋洲。”

（《访农家》）

“精选三番不忍离，羞言忘带杖头资。

揣心老妪殷勤语，教尔新招扫二维。”

（《鹅城微购》）

第二首反映当时街头购物的尴尬，好酒之阮脩杖头还有点小钱，可我身上竞无一文，“扫二维”一语惊醒梦中人，可老夫又不会，老妪教我，让人尴尬之甚。诗通过此细节，反映了当代人的生活之变化，何须用套语去铺排呢。

在题材与情思与语言等之提炼上我最佩服扬启宇先生的一首经典之作《挽彭德怀将军》：

“铁马金戈百战馀，苍凉晚节月同孤。

冢上已深三宿草，人间始重万言书。”

该诗很多年以首读过，现在读来仍感味永无穷。史笔文心，万人难及。诗高古厚重，含蓄蕴籍，凝练苍凉，诗界共认。然而我觉得更让人倾羡的是其提炼之功。彭戎马一生，功勋卓著而又坎坷一生，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诗人用“铁马金戈”状其功，“苍凉晚节”写其境遇，“百战”之与“同孤”、“三宿草”之“万言书”两两互衬，让人肃然生敬，亦苍然生悯。

语句的提炼也能增加这种美。古今都有这样的鲜活例子。如郎士元的“马上相逢久，人中欲认难”（《长安逢故人》）、李益的“问姓初惊见，称名忆旧容”（《喜见外弟又言别》）、司空署的“乍见翻凝梦，相悲各问年”（《云阳馆与韩绅宿别》），等等，这些诗“能传久别初见之神”，读后让人感到“情融神会，久别倏逢之意，宛然在目”（范景文《对床夜语》）。

又如元慎《闻乐天授江洲司马》也是经过提炼了的典范之作：“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过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闻君贬讯之际正是“残灯无焰”块然独处之时，气氛的小渲染已让人不堪。然后一个“惊坐起”的动作让人不忍卒读，猩猩相惜、悲人自悲，尽寓其中，难怪白居易看到此诗后，给元稹回信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这种氛氛的铺设，就是一种情思的提炼，通过提炼了的情思自然感人。

三、世俗生活的描写中应该有“我”

显然，仅仅把世俗生活之美客观地展示出来是不够的，诗人在对世俗生活的描写中必须注入自己的情思，必须有我。古罗马的贺拉斯说过：“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按照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作者要按照自己愿望左右读者，当然得有作者的主观意图，无论是自然融注其中，不显山不显水，还是显性的借题发挥。一句话要有“我”。张问陶云：“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论诗十二绝句》），袁枚也说：“作诗，不可以无我。”（《随园诗话》卷七）。

“我”，即诗人之情思有喜有怒，有赞有刺。赞人们能接受，而刺人们往往不能接受。所以这里我要谈谈刺的问题。美刺一直是诗歌的传统，有诗友经常用美来反驳我，其实他不理解，在诗经时代，美也是刺。诗经中有以刺为刺的，也有以美为刺的。如《诗经》中的“角弓”典型地以刺为刺，而《诗经》的“斯干”美周宣王之节俭而讽楚元王之奢侈，是典型的以美为刺。因此，美刺是一个偏义词，主要义项是刺。中国的一部诗史就是刺为主，优秀的诗大多是刺诗。因为诗人是一个特殊的爱挑剔的群体，必须有批判精神，如前所述，诗人是时代的良心，是社会的灵魂。人们不明这个道理，往往把带批判的诗与负正量划等号。

我曾写过一首《鼓掌》的诗：“楚楚衣冠话语惊，气场满满起雷鸣。大王风有谀君曲，小屁民存拍马精。已许拂须登显位，毋讥舔痔得殊荣。医云手上多多穴，鼓掌何妨当养生。”写作这首诗的缘起是开了几次会，掌声动地惊天，没有不鼓掌的，后来又读到一篇博文《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能容得下不鼓掌的人》，因而产生了创作冲动，写下这首诗，有微友说：你能不能写点正能量的诗。我说，我这个就是正能量。我反问他，杜甫的一些刺诗是不是正能量。我说，你能不能写点正能量呢（因他他的诗都是歌功颂德的），因为在我眼里他的诗是负能量，因为文过饰非，不符合诗学精神。

在我看来，不文饰生活，敢说真话的诗才是好诗。比如，山东莒县农民诗人孙守华《村官言》：“休轻小小一村官，卖地卖河还卖山。不是清风来得紧，焉知不敢卖苍天。”这首诗的价值就在诗人敢于嘲讽当今大大小小的老鼠们，胡作非为，已经完全毫无底线了，为了一己私利，什么都卖，只差未卖“天”与空气了，虽然幽默，但读后让人感到锥心。村官卖地现象，并且具有普遍性，诗的价值就在这，它为后人存史。我一位已故的乡贤著名诗人文华堂陈和世先生，生前曾与我说：“不写无用诗，要为后人存史。”他的诗针砭时事，敢说真话，我对他很敬重。我因人微言轻，已拒为人作序，他临终之前来惠州为其《文华堂自选集》请序，我毫不犹豫的为他作了序。因为他的针时事的诗让我感动。

一个诗人不应写那些假大空的东西，多留意一点身边的世俗生活，多关注一下那些弱势群体，这才无愧诗人之称号。湖南临武县曾发生瓜农邓正加被城管打死事件，事件发生后，据说官员开始十分麻木，后怕事件扩大，用十万元来私了，等于封口费。诗人高昌有愤于此写了一首《挽瓜农邓正加》：“千古伤心邓正加，冲冠一怒为西瓜。可怜十万人民币，稳得高衙几帽纱？”语言虽朴淡淡，但情感真挚，真实反映了城管与市民之间的矛盾现象，读后让人十分沉痛。中国诗歌有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传统，像这类诗无疑为后人提供了证史的资料。

世俗生活并不都是亮色，诗人应该多维度、多视角去观照它。诗人的眼光不能只是盯关那些高楼，盯着那几座桥梁，盯着那几个节日，多关注一下自己，多关注下自己的身边世俗。颂未必正能量，刺未必负能量。我们欣赏杜甫的淑世情世，我们没什么不发扬这种情怀；我们欣赏白居易的以诗为谏，为什么就自贬我们自身的以诗为刺。我们的刺邪难道不就是为了明天无邪么！今天人们说得最多的词是“站位”，诗人应该站到传统诗学之位，也就是为苍生而鼓呼。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此我所说的“我”有别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我”。面对世俗生活对我们的馈与，我们应该欣然接受；面对芸芸世俗，我们不应缺位。

讽刺丑陋，当然有一定风险。前年莅惠的蔡厚示老先生读了我的一些讽谏诗，曾以其因诗受累之事实当面现身说法，婉劝我注意保护自己。先生一席话之寓意自然是不喻而明，先生的那份关爱后辈之情着实让人感动，我不久前就写过一首怀念蔡先生的诗：“遥奠生刍悼大师，羹墙从此见哀思。知君坎壈因讥弊，嘱我锋芒稍敛辞。剑气箫心题木雁，篱边青眼奖虫痴。九原可作期何日，再向先生面乞诗。”拙诗表达了对先生的怀念与敬意。先生的衷告虽在耳，但我不愿改变自己的初衷。因为我认为：只有对国家、对民族充满深沉之爱的人，才会正视和批评社会的黑暗面；也只有怀揣光明、心中敞亮的人，才会发现和揭露生活的龌龊。诗人应该具有人文精神，诗人应该具有批判精神。同时，我也相信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在进步，一诗贾祸的时代应该不复出现。如果不幸果如先生言所中，也只能是坦然面对。因为诗人不能昧良心。

编辑制作 朱俊龙

惠州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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