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湖南曾是里面的佼佼者，甚至诞生湖南共和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随着区域发展差异的凸显，区域主义抬头。特别是在湖南军队横扫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地方统治者逐渐掌握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财政力量和人权。从那时起，地方势力做大、中央势力逐渐衰落。

近代中国地方主义的起点是陈宝珍、黄遵宪领导的湖南新政策。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民开始进行反思。这个特殊的机会被陈宝珍、黄遵宪等人敏锐地抓住了。他们在湖南进行试验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与湖南的地理位置有关。

广东是近代中国与外国人接触最早、最多的地区。透过这扇窗户，住在广东附近的湖南人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卓越。此外，湖南地处西南方和东南方交汇处，作为西南门户，是权力斗争的焦点。或许正因如此，湖南的排斥、反抗思想尤为强烈。1897年胶州湾事变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发动了吴徐改革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地方自治。然而，戊戌变法在1898年秋被推翻并失败，随着陈宝珍和黄遵宪的免职，湖南地方自治的实验也随之消失。

从地方自治到省级自治

20世纪20年代初，这位地方自治的先驱成为了统一省自治运动的领袖。1920年11月，谭延闿省长和赵恒缇老师首次宣布湖南自治，1922年元旦，湖南宪法正式颁布。一些活动人士甚至呼吁建立湖南共和国。继湖南、四川、贵州、广东、江西之后，先后以各种方式尝试自治。然而，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区域忠诚分层的问题。湖南人忠于湖南，但他们不会忘记中国。中国自古以来的自治是相对于大中国而言的，是统一的治理条件调整。

它被北伐取代了

这一联省自治联盟于1920年正式成立，并已全面展开了数年。它没有实际效果，经常与各种军事力量的斗争混合在一起。1924年，在主张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割据和武力统一中国的民族革命兴起之后，大多数地区迅速屈服。1926年，北伐军解放北方后，中国统一，地方自治纳入孙中山的思想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中国仍然要实行地方自治，但只在中央一级，直接进入县域，不再让各省成为自治机关。这显然是一种担心，即各省将变得庞大，地方自治将变成地方的巴尔干化。尽管如此，孙的担忧还是浮出了水面。统一只是表面上的，投奔国民党的北伐军仍掌握着地方政权。只是他们不再公开宣称联邦制，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发展地方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