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的赵明诚，在他的《金石录》里，就录有一种分装两册的《神策军碑》拓本，这应该是他和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艰苦所得的收藏品了。无奈“靖康”之变，让在逃亡路上的他们，连生命都不能保，何况两册随身携带的碑拓纸墨，非为炽烈的战火焚毁，即为权势显赫之族所得，竟然不见了踪迹。

现藏国家国书馆的拓本，从流传次序上看，虽与赵明诚、李清照所珍爱的碑拓有相似之处，却绝不是同一件东西。这一件最初收藏在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府上，他事发遭遇抄家，从而归于南宋皇帝所藏。元朝灭宋，复归翰林国史院，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楷体朱文印章。

贾似道

神策军碑

明代洪武六年（1373年），一度散失民间的《神策军碑》拓本，为人所献，再入内库收藏，拓本末尾的一方“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的泥金小字，清晰无误地记录了这一时刻，无奈朱元璋不知《神策军碑》拓本的价值，轻易地把它赐予晋王朱㭎，故首尾又多了“晋府书画之印”和“晋府图书”两枚印迹。

成为孤本的《神策军碑》拓本，到了明末，归了大收藏家孙承泽收藏，此后又历经清代梁清标、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人递藏，直到民国年间，辗转到了著名藏书家陈澄中的府上。1949年，陈澄中定居香港，因为家中生活之需，他几次意欲出售家中部分藏书，《神策军碑》拓本亦在其中。

日本人获得消息后，出巨资希望获得，到最后，都为陈澄中心头难舍而作罢。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积极运作，历时10多个年头，赶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成功购回了陈澄中的那批珍贵古籍，孤悬海外的《神策军碑》拓本，这才踏上归途，成了国家图书馆不可多得的一件镇馆之宝。

柳公权一生写了多少碑记？同样不好统计，柳公权写碑记“一字百金”，他一生又收了多少润笔费？可他好像并不爱钱，家奴海鸥与龙安常瞅准了他的这一特点，盗取了他许多器物钱财，有人发现了，告到他的面前，他也仅只淡淡地说了两个不法分子几句，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举动。

不知这可是长期伴随唐朝皇帝身边给他养成的习惯？对什么事都见惯不怪，看得很开了？总之柳公权的一生是太顺了，除了少许的时间外放任职，基本上不离皇帝左右，总在京城，总在宫中，不断地为皇家、为臣僚、为亲朋书碑，这让他仿佛是一只养在禁宫中的大熊猫，愈是年老，愈是憨态可掬，这样的生活，不能说不对他产生影响，让他的生命缺少了一点气度和视野。仔细体味他的书法作品，想来不难看出这点弊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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